刘刚/文 要事理不要真理

当“真理”在日本流行时，严复却不以为然。

而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却说：中国，严复是第一个介绍欧洲“科学精神”的大学者。这话对吗？

显然有问题。问题一，“第一”的说法不成立，若严复算“第一”，那从徐光启到方以智，从李之藻到李善兰，他们算老几？问题二，严复不搞科研，搞翻译，岂能作为“科学精神”的标志？问题三，连“真理”都不提，“科学精神”又从何谈起？

对此，铃木修次指出，严复所译赫胥黎之《天演论》，出版于1898年，其时，“真理”一词，在日本已流行近三十年，但严复却没有使用，而是用“真”或“真实”来对译西学的“真理”之义，如“学问”要追求“真”，要考究“事理的真实”。

这样看来，严复的思想，还在“实事求是”的传统里，没有出来，尚未达到西学“是其所是”的形而上学的境界。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认为做学问必要追究事实，求得“真是”，严复所谓“事理的真实”，即出于此。

至清初，“亡国之音哀以思”，宋、明两代政教学术，其影响所至，之于南宋、南明，各有一代之衰，故其学术流变，难免都有误国的嫌疑，“格物致知”也好，“知行合一”也罢，言其大体，皆不离宋学范式，以此，宋、明衰变，也被视为宋学的失败。

对于经世学者来说，宋学已败，可汉学还在，宋、明衰变，虽令人扼腕不已，但汉、唐学问仍在，盛世记忆犹存，尤能激荡士人胸怀，是以，汉学顶替宋学，从“格物致知”的范式里，特别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理学、心学转向考据学。

从班固到阮元，千余年，有一以贯之者，即班固曰“实事求是”是也。阮元说，清朝儒者“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以行“实事求是之教”。

此言“不涉二氏”，“二氏”者为何？佛道是也。以此表明了考据学的立场，即不取三教合一，而为“儒流实事求是之学”。

严复不言“真理”，盖以“真理”多由佛道出也，故其“真理”取向为“儒流实事求是之学”，乃“事理的真实”。

清中期，宋学反转，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驳斥江藩《汉学师承记》，纠谬清代汉学，曰：“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他断言汉学，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认为汉学有害于世教学术，比之禅与心学，还弊之百倍。这样宣判，不但将“真理”之门从“禅与心学”那里关上了，而且在考据学里也难免自缚，缩手缩脚。

可见，“真理”之于严复，门槛重重，受限甚多，不但要放下佛道，屏蔽禅与心学，还要从汉学与宋学的夹缝里，焊接“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这样，他就不得不放下“真理”，用“事理的真实”来对译truth。

受限于儒学门槛，放着现存的“真理”不用，而在汉学“事理”与宋学“天理”间打转，想想也真累，谁能玩得转？

小人物不行，要有大人物出场，可谁是“大人物”？方东树当然不是，他只是一块砖头，一块儒学的砖头，不但用来拍打清初“汉学诸人”，还用来“抛砖引玉”，请大人物出场。

于是“大人物”来了！来者何人？曾国藩是也。

有清一代，谁为大儒？若以“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为标准，则非曾国藩莫属，一如明代的王守仁。

曾国藩一出场，就两手抓，一手抓汉学，一手抓宋学，一手抓“实事求是”，一手抓“格物致知”，以两手并举。

他指出，乾嘉诸儒，如惠栋、戴震之流，本汉学“实事求是”之旨，而“薄宋贤为空疏”，对此，他要来拨乱反正了，他认定“宋学”亦为“实事求是”。

这样一说，就定调了汉、宋统一性的学术宗旨，不但“科学”要受制于“格致”，而且以“事理”封存了“真理”。

而严复，则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在洋务运动洪流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其译著问世，可以说代表了近代洋务运动最高思想水平和最高学术水准，但他也难免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科学”，若得“真理”提撕，蒙受神圣加持，就会重启“分科之学”，从“学域”城邦出发，通往科学“精神”君临之地，英语truth，即“科学真实”与“宗教真谛”的统一，对于这种统一性的表达，就叫做“真理”，可惜，他未能迈出这一步。

“真理”，不是表象的“事实”——眼见为实，而是指隐于实在或实相深层中的“事实”，是绝对理念的“真实”。

铃木修次指出，将绝对理念的“真实”翻译为“真理”，恰恰表明了日本人对这一词汇投入的宗教性的情感价值。

科学和宗教，在现实中对峙，但在明治时代，以“真理”为媒介，将两者统一，是必要的。以求“真理”的态度，养成深信“科学”的习惯，薰风所化，渐成世俗。将truth译为“真理”，的确使日本人对“科学”的信赖感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1878年明治十年后，对于“科学”的信赖，以异乎寻常的热衷在日本普及开来，其情形真可称之为“科学宗”或“科学教”，“科学”是追求“真理”之学，自始至终无人质疑。

除了宗教性的缺失，还有“形而上学的短缺”，本来，通往“真理”，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经过“逻辑”之路。

名学：逻辑的中国由来

在《穆勒名学》中，严复率先将log－ic译为“逻辑”，却又因“逻辑”为新词，离古文甚远，为“义法”所难容，而他必须恪守古文派“义法”，于古籍中求之，以“名学”正统对译，此乃以古文为方便法门，引流西学名词，使他的译事为“古雅”所累。

中国传统“名学”，较为复杂，儒家有正名之学，法家有刑名之学，道家讲有名无名，墨家还有墨辨，名家则有名辨，严复所谓“名学”，究竟是哪一家的名学？或曰其为《史记》“论六家要旨”中名家的名辨之学，然以之对译西方逻辑学，却难免有隔。

先秦名辨之学，类似于古希腊智者的辩论术和修辞学，富于批判性和解构性，旨在批判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解构所有已然固化的观念体系，然其弊，则流于好辩，使知识在诡辩中，失去确定性，如“白马非马”之类，而逻辑学正相反，要克服诡辩，建构确定性的知识体系——“是其所是”，一如亚里士多德之于古希腊智者，先秦名学则反之，使“逻辑”走向“是其所非”。

然而严复，不但对西方逻辑学认识清楚，且于名学，也别有其图，在对《穆勒名学》一书所作的“按语”中，他这样说道，逻辑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然后，他话锋一转，进一步指出，之所以称该学为逻辑学，并非基于古希腊的“逻各斯”，而是基于“贝根”。

“贝根”，英国哲学家，另译“柏庚”，今译“培根”。培根何言？他直指“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且明示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为“体”者何？溯其本源来处，逻各斯是也；为“用”者何？言其当下，则“逻辑”是也。

严复又指出，培根“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但以“逻辑”取代“逻各斯”，却并非始自培根，从亚里士多德时就已开始。

学界公认，逻辑学源头，有印度因明论和中国名学，皆名存而实亡，独希腊一脉，源远流长，如日月之明，大放光芒，其源头，就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

亚氏对于人的思想，第一次做了内容与形式的区分，而逻辑学，就是一门确立思想“形式因”的推理式学问。

演绎推理，要求从前提到结论，都有“保真性”，若前提为真，其结论亦“必然”为真，如此推理，便是有效推理，以之所得结论，即由此前提“必然”开显其蕴含的“逻辑后承”。

演绎推理的“保真性”，是一条让思想通往“真理”的路，但它并不取决于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思想的“形式因”——逻辑，它使思想的“形式保真性”——“真理”得到确认。

然而，严复却未遵循此路，他似乎更倾向于培根的归纳法。培根指出，演绎法有两个缺点，一是，知识领域无法扩展，新知识无从产生，而三段论，只能对已有的知识进行“保真性”演化；二是，演绎法建立在命题和概念上，而非事物的实质上，以此推理，不可靠，所得结论，亦难以落实。

培根言其归纳法，为“三表法”，要用“自然表格法”，将有待分析的感觉材料放到三张表格里：一是正例表，即一致的事例表；二是反例表，即相反的近似事例表；三是对比表，进行对比分析。以此，而分三步：第一步，收集感觉材料；第二步，整理这些材料，形成三张表格；第三步，以三表为据，用归纳法，分门别类，作理性分析，由经验总结，升至公理，再造新知。

后来，这一方法，被穆勒完善，他以培根“三表法”为基础，提出实验研究“四法”——契合法、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发展了培根的归纳法，形成其“求因果五法”。

严复留学英国，始学英人船坚炮利之术，但他想深究其学，知其本末，明其体用，这是当时的一门显学，他深入浅出，略述己见，认为“制器之备”，可求本于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特；“用电之利”，乃法拉第之功；“民生之寿”，则哈维之业。建议做学问之士，倡求新理，以成经世之功。

由此看来，严复之于科学，已识大体，能知本原，然其以培根而非以牛顿为代表，何也？一来，培根早于牛顿，为近代学术转型的先驱，二来，逻辑学为各学科通用，故逻辑优先。

培根本人，不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贡献，显然不在科研方面，而在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归纳推理法，严复说他的归纳法，有“摧陷廓清之功”，这样一说，就把他说成了斗士，跟谁斗呢？当然是亚里士多德。培根用归纳法挑战演绎法，开启了从希腊古典科学向西方近代科学转型的科学范式的革命。

严复的追求，颇与培根相似，亦有着以非科学家的身份来推动科学进程的文化使命，所不同者，培根走出了古希腊的传统，以及由此传统引申而来的经院哲学的权威，而严复则同时受了英国流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兴起的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向西方近代科学，另一条腿回归中国先秦时代，欲以诸子百家学说回应西方近代科学，以翻译开启中西会通。

会通：重建学术共同体

此前，由明末传教士携来之西学，乃以亚里士多德和《几何原本》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化的古典科学，其与宋明以来的儒教格致之学，有如天作之合，故有“孔耶同源，中西会通”一说。

然而，西方近代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古典科学，如何在近代科学中重启中西文明的对话？“孔耶同源”就别提了，“中西会通”仍有可能，自从严复的翻译之后，“科学”便取代了格致之学。

而“中西会通”，第一要紧的，便是“逻辑”，严复为什么以“名学”对译“逻辑”？他解释道，逻各斯兼有二义，即指“在心之意”与“出口之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而“逻辑则为逻各斯一根之转”。

于此，我们可见严复对于逻各斯的理解，尚停留于“心意”和“口词”之间。要求口以表心，词能达意，属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范畴，偏于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的“名”的一面，而忽略了它跟命运有关，跟必然性有关，还有着客体性和客观性的属于形而上学的“道”的一面，故与之对译，仅以“名”还不够，还得有“道”。

其实，明末就有这么译的，但不是译作“名道”，而是译为“名理”，道与理本为一体，然亦有别，其分别在于，时代不同了，“理学”兴起后，为了与道家、道教划清界线，故其劝学立言，言“理”不言“道”，以符合明清两朝“理学”正统的政治正确，并与传教士的经院学统及其传教策略达成“格物穷理”的共识，成就了一个以“格致之学”实现“中西会通”目标的学术共同体，明季李之藻译《名理探》，即为此学术共同体的奠基之作，以理学接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称之为“理学共同体”。

此译，乃严复所见最初“逻辑”译本，因其仅限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尚未涉猎培根的归纳法，故言其“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其时，欧洲科学转型，其底层逻辑，已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转向培根《新工具》，此一转型，转到中国，就是从李之藻译《名理探》转向严复译《穆勒名学》，来补上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的这一课。

理学与名学，是不同的两个范式，理学之中，虽然包含了些许名学因素，如儒家本身的“正名”说等，但它对于带有纯思辨性的墨辨、名辨学说，历来排斥，从孔子诛少正卯、孟子“辟杨墨”、荀子“非十二子”到戴震说理学“以理杀人”，两千余年，名学一直被儒术封杀，被理学屏蔽在历史的深处，以至于今，仍有人说“中国人不讲逻辑”。中华有幸，幸有严复站出来，以“推倒一世之智勇”的勇气站出来了，高举名学，以科学救赎，以逻辑重启。

中西会通，是启蒙时代之于中国的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当欧洲人以国家主义迎接孔子、以个人主义接纳老子时，他们也向中国展开了一幅西学东渐的历史长卷，而中国方面，则以儒教的理学范式来与之会通，形成了一个新的理学共同体——格致之学，可以说自明季以来的中西学术互动，都被纳入理学共同体中。

因此，近代以来的“科学”，到了中国，又变成了“理学”，随着科学的发展，理学越来越难以适应，它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科学还可以会通，但与培根以来的近代科学却难以兼容，严复留学英国，深谙于此，故其欲重建中西会通的学术共同体。

这一回，他走出理学，但未走向佛道，而是回到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先秦诸子，这既是他投入的古文运动的要求，也是他考察的近代科学的趋势，而且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亦已为他提供了以“实事求是”求得“中西会通”的先例，以此三者，融为一体，遂以先秦名学对译近代逻辑为新型的科学共同体奠基。

一个思想的巨人，已赫然而立，可伟大也要有人懂！严复《与梁启超书》曰：“名学之学，从Logic字祖义着想。”

何为“祖义”？梁启超就不懂，他不知道这是要在文明的轴心期中西会通，他说：按英语Logic，日译为“论理学”，中国旧译“辨”，严复“以其近于战国坚白异同之言”，译为“名学”。梁启超的选择，乃舍严译而“从日本译”，理由是“此学实与战国诡辩家言不同”。其言虽是，所见却短，何也？其见识止于理学共同体，其主张不离“格物穷理”四字。

梁启超此说，见于《新民丛报》，他以培根和笛卡尔为“近世文明初祖”，称培根的实验派学说为“格物派”，称笛卡尔的怀疑派学说为“穷理派”，就这样，他信手拈来，只是基于理学共同体常识，就用理学搞定了科学，还做了划分。

但梁启超显然没有考虑过“中西会通要通到哪里”这样的问题，明清以来的学人，对于西学，未能知根知底，以为通到宋明理学就够了，而严复则因其在西学的渊薮里——英伦做过留学生，深感通到宋明理学还难以会通，要通到先秦诸子，通到文明的轴心期的“祖义”上去，也就是要从文明的根本上中西会通。

由此看来，中西会通是一项人类性的世界文明工程，其思想的源头，始发于欧洲启蒙运动，莱布尼茨堪称代表，其代表作有，以二进制数学研究《周易》，为计算机提供了一种算法。

再有，就是在中国方面，中西会通，也取得了三个阶段性的进展。第一阶段，徐光启译《几何原本》，为中西会通开了头；第二阶段，严复译《天演论》，将中西会通推出一个文化高潮；第三阶段，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汉译世界名著》，收集了三百年来的中西会通，合成一个巨大的文明成果，开启了一个汉语新世界。

在那中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就是严复。

梁启超虽以严复为好友，但在“逻辑”问题上，却未跟严复走，而是随日本人去，放着“中西会通”的人类大道不往，偏要跟日本人去跑“文明开化”的龙套，显然，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文明开化”同“中西会通”根本不在一个文明的档次上。

“会通”是对等的，而“开化”，则分了高下。

由高等文明“开化”低等文明，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两次这样的“开化”，第一次，是古代的“唐化”，第二次，是近代的“西化”，被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分别的“开化”了一下。

那时，梁启超流亡于日本，不经意的就被“西化”后的日本“化”了一下，故其文明水准，跟着也就降了两个水位。

对此，他毫无反思，并未意识到，号称“脱亚入欧”的日本，却躲在“唐化”的理学范式里，亦步亦趋，举着“论理学”的牌子，不敢出来“逻辑”一下，以至于日语至今无“逻辑”。

故其“真理”，亦非从“逻辑”中来，理学本身，但求“天理”，不求“真理”，靠“论理”二字，也“论”不出来“真理”，其来处，由佛道信仰转入，没有走向“逻辑”之路。

在今日的日语词典里，我们罕见有“逻辑”一词，若早知日语无“逻辑”，试问梁启超还会跟着日本人走吗？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