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文  邯郸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一案正在侦办过程中。3月17日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称，涉案犯罪嫌疑人已于3月11日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份情况通报和此前的媒体报道相比，更为严谨和克制。虽然明确了事件的性质属于犯罪，但并未披露构成何种犯罪，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过失致人死亡；是预谋还是突发，或者意外；被抓获的三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主从关系如何等等。这样的表述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警方尚未掌握足够的证据，事件性质尚未确定；二是事关未成年人，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行为人，都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便公开也应当体现保护原则；而且案件性质涉及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适用，必须办成铁案，因此警方的表态十分谨慎。

3月18日当地警方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披露，已初步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为掩埋尸体，犯罪嫌疑人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行了挖掘。第一次挖掘是在3月9日，也就是案发前一天，第二次是在案发当天。警方已经掌握的预谋情节导致本案性质变得更加恶劣，这排除了意外、激情等偶然因素，直指一种人性极度黑暗和残忍的可能：行为人在动手之前，已经谋划了毁尸灭迹的全过程。

“一时冲动，做事不计后果”、“临时起意”这两种形容经常能在裁判文书对未成年犯罪起因描述时见到。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没有预谋，也并非因为深仇大恨，他们时常表现出人类最原始的情绪，如愤怒、冲动和暴躁。本案中出现了预谋情节，实在令人齿寒，四个人都是13岁，确实还是孩子。可有的孩子是羔羊，有的孩子是凶手。同时，本案也暴露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另一个特点，貌似有预谋有策划，实则破绽百出，比如四人同行被监控拍到、被小卖部指认，直接使用被害人手机转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后果严重、情节恶劣，但行为人也表现出了心智不成熟、缺乏基本常识和社会阅历的一面。这是从侦查角度看，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差异。

本案已经在过去几天被热议，公众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恐惧感也急速上升，因此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话题又被提起。中国在2020年通过了刑法第11修正案，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刑法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改变，通过立法的调整来遏制少年的恶，不能让他们认为自己无论实施了多么严重犯罪，也不会受到刑罚处罚，继而为所欲为。但这个条款通过之后，迄今尚未激活。邯郸13岁少年被杀案是否会成为激活本条款的案件呢？我们拭目以待。

面对这样情节恶劣的犯罪案件时，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们是“天生犯罪人”吗？身上携带着犯罪基因？但大量案例表明，现实中多数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并非“天生犯罪人”，其心理出现偏差都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没有及时得到调整，最后就会以犯罪这种极端方式爆发。据媒体报道，本案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留守儿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对父母、对权威的认同感。除了邯郸，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城市？还有多少被忽视的孩子？他们有的凋零，有的被恶浇灌。

因此，关爱那些留守儿童，解决打工家庭儿童的就学问题、挽救那些犯罪边缘的即将滑落者，才是国家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重点，而不是在年龄和刑事责任上继续施压。

未成年人犯罪并不单纯是一个刑法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从朴素的道德出发呼唤严刑峻法，也只是满足了一时一事的正义感，而忽略了犯罪产生的环境和社会议题。该严惩的要严惩，但惩罚背后不应该是报复的情绪，也不是终点，一个文明的社会有责任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