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大邑商遗址。公元前14世纪，历史上记载的“盘庚迁殷”，就在今天安阳小屯村一带，这里曾是殷商王朝中心区域。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的圣地，2月26日，全景式聚焦商代文明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为殷墟考古研究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集中展示了青铜器、玉器、甲骨、陶器等近4000件出土文物，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为解密并阐释中华文明密码、延续中华文化根脉提供了新的支撑。

透物见人，最早情书见证商王之恋

考古是为了格物致知、为了透物见人，那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对话。

妇好墓是迄今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妇好墓系列文物的展出是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的一大亮点，其中有司母辛鼎、觚爵、铜钺、骨髻等文物。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在商王武丁的三位法定配偶中，妇好身上聚集着所有的荣宠和光耀。妇好之名在甲骨文中出现近400次，涉及征战、祭祀、分娩等多个方面。这些文字，有着商王武丁对妇好的牵挂和心焦：“妇好弗疾齿？”——妇好的牙痛好了吗？还有，她生孩子不会难产吧？伤风好了吗？妇好不会有灾祸吧……被称作甲骨文中最早的情书。

妇好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考的女将军，她生前多次率兵出征，开拓疆域。在征羌的战役中，妇好统领13000多名将士作战。先后征伐“羌方”“土方”“巴方”及“夷方”等方国，立下赫赫军功。妇好作为祭司，曾主持商王室祭祀。墓里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兵器等文物，展示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女政治家之风采。墓葬中出土了数百件簪子、骨髻，还出土有象牙杯、调色盘等，显现出妇好爱美的一面。

上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编号花东H3的窖藏中，发掘出1583版龟甲与兽骨，其中689版契刻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记录2250余条。以人物故事为主线的专题展“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首次展出110余片甲骨记录，展示了商朝小王子的日常生活。考古工作者推测“子”是商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的儿子，也就是古代典籍中所记的“孝己”、商甲骨文中的“小王”，《史记·殷本纪》中称作祖己。他仁孝善良，曾辅佐劝谏父王武丁，留下孔雀鸣鼎等典故。

通过甲骨记录可以看出，“子”和商王武丁关系非常密切，“子”上舞蹈课，武丁会亲自观看；武丁狩猎，“子”随侍一旁；武丁出征，“子”会提前为其父做“攻略”。“子”位高权重，组织田猎，率重要诸侯及武官出征，其他商王朝诸子、诸侯及职官对他唯命是从。透过三千年的时光观者可以看到商王父子的深情，看到有血有肉的商朝王子形象。

如果说妇好是巾帼女杰，亚长就是铁血英雄。

殷墟博物馆新馆另一个以人物故事为主线的“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厅”，展现了殷商大将军亚长的铁血豪情与显赫战功。亚长墓出土的577件文物，既有青铜礼器兵器、玉器，也有车马辎重，充分显示了亚长的位高权重和赫赫军威。

亚长墓发掘以后，考古人员通过对遗骨的研究，了解到亚长是身高约1米7的男性，35岁左右。他的身体上共有7处刀砍伤或砍砸伤，其中6处集中在身体左侧，他最后死亡的原因可能是铜矛贯穿盆骨、导致动脉失血过多，可见亚长是英勇战死于沙场。

亚长墓中有大量兵器随葬，与他大将军的身份相符。通过锶同位素检测鉴定，发现亚长并非安阳当地人，他可能是来自河南周口一带。新馆还展示了7件亚长墓中的青铜钺，1大6小，大钺说明他有强大的军权，小钺说明他家族下面有6个分支。一般来说，殷墟宫殿区里只埋葬王族，亚长是长族，本不应该葬在王族的地方，说明当时的商王非常器重他，给他以王族礼遇。这些研究见物见人，呈现了亚长鲜活立体的形象，揭开了尘封三千年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解码历史，揭开“大邑商”神秘面纱

殷墟遗物种类繁多，数量极其可观。其中大型建筑群、甲骨刻辞、青铜器、玉器等众多文物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构建起真实、立体、全面的商史，彰显出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独特风格。殷墟博物馆新馆近4000件文物立足整个商代文化，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解读追踪那些隐藏在文物背后的社会变迁“密码”，展现出一幅辉煌的商代历史图景。

殷墟遗址先后发现有宫殿区，内含宫殿、宗庙、祭坛等50余座建筑基址，形制恢宏、布局严整，成为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典范，显现殷商宫殿昔日的辉煌，其中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作为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殷墟王陵遗址相继发现了13座大墓、3000多座陪葬墓和祭祀坑，作为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开创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1999年发现的洹北商城遗址，内部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及墓葬等。该遗址填补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殷墟之间中商的空白，成为近20年来商代考古、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近年来，在传统认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区域之外，不断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与洹北商城同时期的陶家营环壕聚落、与殷墟大体同时期的辛店超大型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引发广泛关注。陶家营、辛店、邵家棚等遗址如同殷墟不同等级的“卫星城”，它们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也呈现出三级甚至更多的聚落结构形式，“大邑商”的神秘面纱被进一步揭开。

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已经出土的中国青铜器种类和数量比世界其他各国的总和还要多，还要丰富。

殷墟代表了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出土的青铜礼器约1500件、青铜兵器约3500件，各种青铜器制作精美，纹饰细腻，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其冶炼技术高超纯熟，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为最高水平，展示了商朝高度发达的冶炼技术。根据考古出土的青铜礼器分布，考古人员划定了东到大海，南达南岭、西边包括甘肃、成都平原、北达辽河流域的大片区域，称为“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以中原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都邑正是其核心。文化圈内表现了对礼器、文字、占卜等信仰、观念、政治制度的认同，奠定了华夏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

殷墟已出土16万余片甲骨文，发现单字约4500字，已释读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甲骨文中有世界最早的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录，有世界最早的医疗档案，有完整的十进位制数字系统；殷墟还出土了约2600件精美的写实玉雕和装饰性玉器、玉礼器等，为研究商代的制玉工艺、用玉制度、玉器功能、玉器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已出土上百辆精心打制的马车，代表了中国3000多年前的制造业水平，也是当时身份等级的象征。此外，还有陶器数万件、石器6500件以上、骨器3万多件。

持续90多年的田野工作，全面系统展现了商代晚期都城的风貌，揭示了“大邑商”的规模与内涵：商朝王族迁入时，先在洹河南岸建起宫殿和宗庙。与王族一道迁来的其他族人在外围建立聚居点，迅速形成“大邑商”的聚落框架。城市不断扩大，逐渐修筑起道路、水网，各种手工业作坊星布其间。“大邑商”逐渐发展成以王族聚集地为核心，逐渐向外扩展的“星团状”邑聚，总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在世界上也居于前列。商代晚期逐渐建立起较为严密的祭祀制度，拥有比较完善的军事制度，采用与国家政治地理架构对应的内服、外服兼分封制的职官制度；王畿与周边部族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不断丰富着包容汇聚的商文明……

探源文明，“家国同构”多元一体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殷墟作为管窥3000多年前商代文明的重要缩影，无疑是探源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商文明巩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形成了后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版图，也奠定了早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明、举世瞩目的文字文明以及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等，共同构筑了早期中国的华彩篇章。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殷墟遗址的发现让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上承1000余年四方文明汇集之趋势，下启3000余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

殷墟博物馆新馆的“王畿与四方”专题展集中展示了山东、江西、湖南、四川、陕西、内蒙古、辽宁等多个省区的商代文物。商王朝以兼容并蓄的开阔胸怀，不断吸纳多姿多彩的四方文化，丰富了商文明的内涵。然而殷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集历史之大成，更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原文明与周边其他地区文明的互动，表现在它对同期文明的辐射力。

商文明中的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高成就，其中蕴含的礼仪与礼制、秩序与地位，是世界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与殷墟“同龄”的像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和三星堆八大祭祀坑，是基于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本土文化成长起来的发达地域文明。两者的青铜文化都受到来自中原商文明的影响，无论是器型、纹饰，还是铸造技术，都让人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新干商墓和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所使用的铸造技术，包括块范法、铸焊工艺等，均承袭于商。在玉璋等其他礼器上，也能看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商文化向外辐射的同时，也在积极吸收四面八方文化中的元素，并在互动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文化气象，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例证。

殷墟部分玉石器风格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妇好墓、花东地出土的龙形玉玦，是在殷墟制玉作坊生产的，但其内涵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虽经两千年辗转，其包含的价值观念仍得到认同。有学者认为殷墟时期马车大量出现，是由殷墟以外特别是北方草原地区传入的。此外，青铜虎首刀、管銎斧、弓形器等器物，也与草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甲骨文中出现70余次与蜀国相关的占卜，殷墟发掘品中有来自长江中游的硬陶瓿、来自长江下游的原始瓷；妇好墓中玉璇玑有4000多年前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殷墟出土东方陶器素面鬲、素面瓮、煮盐器……都体现出商王朝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商文明上承四方汇集文明的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的格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与核心文化基因，奠定了中华文明和东亚文明的基础，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