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经纬华夏》：在世界大局中，读懂华夏经纬

长庚2024-03-13 19:53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围绕这一发端，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旬高龄，八易其稿，撰写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经纬华夏》。在超越五千年的叙述中，许倬云借由对中国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来自世界之冲击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华夏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并将绵延永在的核心与奥秘，预见了一个有根底、有方向的中国。从前现代走来的他，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

《经纬华夏》

许倬云著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由《万古江河》而发

许倬云在大学求学期间，受教于中国第一代“海归”，如李济、沈刚伯、李宗侗及其他文献史学、考古学界的硕学大儒，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此后，许倬云兼跨中西学术圈，学术取向上致力于打通今古，所以对考古发现与研究极为重视，与同辈的张忠培教授等相交甚笃，切磋合作，得以遍访大陆重要遗址和发掘现场、共同组织学术活动。而张忠培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大家苏秉琦的受业弟子。在许倬云的研究背后，我们可以窥见海峡两岸数代学人由分到合，共同探求华夏文明起源及其演变过程，殊途而同归的学史轨迹。

此前，许倬云的《万古江河》曾引起热议。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国的生命之流，各自发展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整体，当然也应当包括长江、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许倬云从江河讲起，分析了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终于建构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格局。在他的笔下，这一文化格局不是部落性的，也并非民族性的，而是国家性的、普世性的，可以称之为“天下格局”。“天下格局”这个词，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含义，只是说明中国文化的内涵，乃是以“天下”为关怀，不受国界的限制，以万民百姓为同胞，也就是《论语》所说“安人”“安百姓”。“百姓”指的是许多不同族群，并非任何一族。

除了中国文化，世界几个主要的文化体系，几乎都从犹太教的根源衍生而成，都是拥出独一真神，这个神对某一族类或其信仰者，有“偏爱的佑护”。这一套独神教的信仰，基本上是排他的。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之中，到了周代，以抽象的“天”作为宇宙的全体，天与人相对相成、互相证明。因此，中国文化是大宇宙来定义人间，再以人间孕育下面各个层次的空间：国、族、亲戚、乡里、朋友。这一级一级由个人而至天下的网络结构，每一级之间，都是彼此关联、前后相续的，中间不能切断，更非对立。

这些观点被许倬云写入了《万古江河》，从而厘清中国文化本身发展的脉络，及其从若干地区性的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个近乎世界性大国的历程。《万古江河》写完后，许倬云常常感觉，自己所讨论的其实大多是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演变。既然这一文化圈的特点是宇宙涵盖其上、世界承载于下，那么居于二者之中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呢？于是他萌生了撰写新作的想法。

“经纬华夏”之名，是许倬云从许多考古遗址的分布，以及系列古代文化的延伸与转折中得出的。许倬云认为，在漫长演化之中，中国文化有许多个体的遗址可以排布为序列。《经纬华夏》的论述逻辑是，将中国历史归纳为时间之序列、空间之扩散，从而理解人类的移动轨迹，以及族群之间、国别之间互动的形态。这就是将遍地开花的遗址，组织成有演变、有调节的整体叙事：将大面积、长时段、以其特征为代表的大文化群放在一个区内，也就等于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叙述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

三个核心区很稳定

在《经纬华夏》前面数章，许倬云尝试将古代中国的演变，组织为三个核心区。每个核心区都有其发展的过程，也都有其内在的特色。而三个核心区之间的互动——或延伸、或演进、或转接、或扩散，正是华夏文明本身从成长到成型的“诗歌”。

第一区在黄河流域，从关陇直到渤海，北面是“塬上”这一游牧民族的家乡，南面则是“秦岭—汉水—淮河线”以外广大的长江湖泊地区。这个核心区域，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原”。

第二区在西北的源头是川北的岷江流域，南边的界限则一直到南岭，其最东端是长江口和太湖，“吴头楚尾”，在此与中国沿海的第三区相接。整个第二区气候温暖、水分充足，地理景观与生活条件确实比第一区更为优越。这一区习惯上被视为南方，作为第一区的延伸。在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区受北方游牧民族重大冲击时，其主体会撤退到第二区。

第三区在长江口以南，以南岭、武夷山为界的东南沿海。海岱地区文化的扩散，带来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刺激了各处新迁地区文明的发展。他认为，龙山—大汶口文化从海岱地区的扩散，将各地新石器时代终结，开启了青铜文化的转机。

这三个核心区，遍布着山陵丘壑与河流湖泊，处处相叠相交，构成中华文明主流舞台。当然，三区的边缘地带，还有另外两片广大区域：一是中国西北部，崇山峻岭与沙漠、绿洲交错，喜马拉雅山、天山与阴山是中国许多河流的发源地；二是中国西南部，山高谷深，民族成分复杂。这二者，被许倬云认为是中华文明逐渐延伸而扩张的腹地。

从历史发展看，如果北方农村聚落所构成的防卫系统，无法抵抗游牧民族的冲击，则华夏集合体的“神经中枢”可以立刻由第一区迁入第二区。例如，永嘉南迁后防守的前哨站，就放在荆、襄、江、湖和江北淮泗。如果来自北方的压力更进一步，还可以撤退到第二区所谓“吴头楚尾”处。例如，靖康之乱后南宋迁都杭州，而仍旧以巴蜀、关陇作为前哨，以荆、襄、江、湖作为后盾，政权延续了一百多年。20世纪日本侵华，南京国民政府从沿海撤入巴蜀，以三峡下游的长江作为第一道防线，又在西南的群山之中开出后路，通向外面的世界。

由此，许倬云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特色：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地区中，中国是最为完整的一片土地。在此疆域之内，不同族群频繁进出，交会时不断摩擦与融合。于是，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与磨合之后，呈现其鲜明的包容特色，而这一特色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调和”。

整个中国的局面，自东往西、从南到北，区与区之间相互依仗、彼此掩护，是一个内部完足的整体，从而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

自省是前进的动力

如此看来，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几乎是“金刚不坏之身”。可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疑问：为何在宋以后，尤其明清阶段，中国对外面的感应显得迟钝和保守，最终在清末面对西潮的轮番冲击时手足失措呢？

许倬云的解释是，正因为这个完整的格局稳定性太高，当外来者释放挑战的信号时，其下意识反应可能就是：“我不想要”“别惹我”。在他看来，中国在过去建构出庞大的文化体，可能做到了非常彻底的程度，导致这个严密的文化体，终于趋向严重的“内卷”。最显著的现象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居然没有带回任何新的观念和事物。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中国往外面看，发现没有值得学习之处。这一自满，终于造成了对外严拒固守的心态。

而后续的发展，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18世纪，中国遭逢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在交锋中一败涂地。如此不利的状态下，中国不得不学习西方：先是学西方的军械，后来学西方的商业和工业技能，最后才不得不输入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价值。由于学习西方的动力是失败之后不得已而为之，心理状态难以平衡，也就难以遵循正常的心态学习：严拒、不甘、饥不择食、囫囵吞枣，以致于五体投地，崇拜而不省察。

许倬云直言，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事物，几乎从来不先从根本入手，从事起码的研究。“国人似乎眼光只在学会西方长处，只是舍己从人，而忘了审察中西心态其实相当不同，未曾想到从中西不同之处自省其差异。过去如此，近来又何尝不然？”

“若能再从他人之长处接合设计，当能另辟蹊径，开拓新天地。”许倬云呼吁，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没有这一番内外翻覆的呕心吐血，我们将无法顺利面对欧洲领导的近现代文明。没有这一番自省，我们将无法采人之长，舍人之短，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对于未来全人类有益处的选择。全人类只有在东与西的冲突与疏离之后，熔铸一个未来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才可以在更远的未来继长增高。”

“不必妄自菲薄”的底气，来自于对中西文化的理性认知。许倬云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性格，有相当重要的动态成分，例如《易经》的“变”，是一个永远变化不断的特色；而西方文化之中，却有独神信仰专断的一面，也因此以为世上只有一种格局得神佑可以长存。“进行修改自身的重要任务时，我们要时常自省：任何改变，不应当囫囵吞枣，而应当注意到，将他者的‘变’与自身的‘变’，合成一个陀螺旋转式的动态平衡。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恒动过程。”

一种文化，没有美好的愿景，最终会僵化而停滞。在许倬云看来，中国文化可以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他提出，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是个人为全体，全体也为个人。在个人到群体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责任，也有相对应的义务。而群体的存在，则是提供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工作，有群策群力的动力，可以共同走向成功。如果以《礼运·大同篇》来表述，每个个人的抱负，应当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过程，从近到远，逐步扩大，最后达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顿所有的人类。在这“大同世界”没有实现以前的“小康世界”，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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