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好谦，元代成武县焦村人。他是元代著名的农学家，《元史·本纪》和《食货志》中提到了他对当时桑蚕业发展作出的贡献。1922年，柯劭忞编撰的《新元史》“列传第九十一”中，记载了他的事迹，并从农学家的角度叙述了他的作为。

在菏泽市成武县汶上集镇的前苗楼村故址东南，有一通高大的元代石碑，该碑高约5米，龙头碑额，下有石赑屃承载，碑额刻篆书“廉访苗公先茔墓碑铭”，碑阴有苗氏宗系之图。这就是元代农学大家苗好谦的先祖墓地所在。

苗好谦祖籍在单父(今单县)留馈里刘家庄，元代初期，为躲避战乱，他的曾祖父举家搬迁到焦村的金庄里，即今天汶上镇前苗楼。苗好谦的父亲叫苗全，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性格刚直、明事理、品德很好。苗全有五个儿子，长子即苗好谦。

成武县博物馆苗好谦像

苗好谦从小就沉默寡言、性格刚毅，但办理事情很有条理。成年后，苗好谦所在的机构是御史台。

苗好谦并不是通过科举之路进入御史台的，在元代，选拔官员不是只有科举一条道路。苗好谦开始时只是当一个小书吏，由于他办事勤恳、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很快得到了上司赏识，他先后到工部、枢密院任吏曹。

苗好谦在工部主要负责工程水利等，在枢密院则是主管军事机密、边防及宫廷禁卫等。《城武县志》记载他的事迹时说：“廉公（后人称苗好谦为‘苗廉访’）正直，夷险一致。时事有弊，条陈厘革者甚多。”

元代大德四年，因工作出色，苗好谦升任承务郎，任大都路都总管府推官，为从六品。当他准备上任时，朝廷又下诏让他担任御史台监察御史。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后，他也更加认真履职、不徇私情，时人评价说：“执宪绳违，名重豸府，奸脏为之胆落。”

元大德六年，苗好谦又调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都事，这个机构是设立于今天南京市的监察机构，监察权非常大。

元大德十一年，苗好谦加封奉训大夫，为从五品，调任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肃政廉访司直属御史台，该机构的治所在今天的合肥市。

苗好谦时刻关注民间疾苦。他到民间巡查时，发现百姓缺衣少食，非常贫困，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蚕桑种植。

安徽一带的气候适合发展蚕桑业，经过调查，元代至大二年，苗好谦向皇帝上书，献种桑之法：“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周筑垣墙，以时收采桑葚，依法种之。”元武宗看到奏章后，非常赞赏，下诏颁布其法于各路施行。八年后，到了元代延祐三年，种桑的农民获得了很大的收益，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除此之外，蚕桑业的普及还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朝廷的税收也大大增加了。

元仁宗在了解情况后，“申命各路着为令”，也就是把苗好谦提倡的种桑养蚕建议，作为一项法令来推广。元延祐三年夏四月，“以淮东廉访司佥事苗好谦善课民农桑，赐衣一袭”，这是非常大的荣誉。

元代设有大司农司，专门负责农业事务。因为苗好谦的种桑之法大有成效，元仁宗诏苗好谦“入为司农丞”，为从三品。

元延祐五年，苗好谦观察到许多农民识字少，看不懂农书等情况，专门把栽植桑树、养蚕等要点，绘制成图画的形式，让不识字的农民一看就懂，这大大方便了栽桑养蚕知识的普及。他把绘制的图书命名为《栽桑图说》，交给了大司农司的长官。

在元代，朝廷规定，重要部门的正职官员非蒙古人不授，但是，当时蒙古人对于中原的农业生产并不了解，当看到苗好谦所绘制的《栽桑图说》后，他们认为非常符合实际，就在延祐五年九月把该书呈给了元仁宗。元仁宗仔细阅览后，说：“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于是，下诏命令“刊印千帙，散之民间”。《栽桑图说》因为印刷量较少，如今未见流传，但该书所收录的《耕织图》流传下来了。

苗好谦为什么对于蚕桑业如此内行呢？除了他本人的调查研究之外，与他是一个成武人有极大的关系。成武县在北宋时期就有植桑养蚕的传统，而且当时成武出产的一种丝绸在全国都非常有名。

庄绰是北宋末期人，是考证学家、民俗学家。他写了《鸡肋编》，书中描写了山东养蚕之事。苗好谦出生时，北宋已灭亡百余年，但植桑养蚕的传统一直保留着，这也正是他对植桑养蚕情有独钟的原因。

在《鸡肋编》中，记载了成武纺织技术的发达程度，书中说：“单州成武县织薄缣，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如雾。著故浣之，亦不纰疏。”这段话的意思是，成武出产的一种双经双纬的细绢，长度和宽度都符合官方要求，重量才百铢，远看像雾一样，用水洗也不会拔丝破损。

元代延祐年间，苗好谦担任司农丞后，对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这部重要农业书籍进行了重新修订编撰。

《农桑辑要》是元代至元十年成书的，到苗好谦任职司农丞时，已过去四十多年，许多植桑养蚕的经验都发生了变化。根据当时桑蚕业的发展，苗好谦又对这部农书进行了修订。特别是卷三、卷四有关栽桑、养蚕的篇目，苗好谦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

他通过走访桑农、蚕农来了解生产情况，并到田野和蚕房观察作物生长及农业生产，最终完善了《农桑辑要》，使之成为了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内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其影响远及国外。

《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代延祐五年，大司农司臣言：“廉访司所具栽植之数，书于册者，类多不实。观此，则惰于劝课者，又不独有司为然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朝廷所推行的植桑养蚕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针对虚报数字的情况，有监察经验的苗好谦成为推动落实这项政策的首选。

元代至治元年，元英宗即位，《元史·英宗本纪》记载：“至治二年八月戊寅，诏画《蚕麦图》于鹿顶殿壁，以时观之，可知民事也。”

元朝至治元年，苗好谦被元英宗任命为江北淮南道肃政廉访司廉访使，这就是后人称他为“苗廉访”的由来。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开展巡查，使植桑养蚕工作得到了很好落实，因为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也在任上去世。

在苗好谦去世之后，他所制订的植桑养蚕规定依然被执行下来。

《元史·泰定帝本纪》称：“致和元年春正月丁丑，颁《农桑旧制》十四条于天下，仍诏励有司以察勤惰。”《元史·食货志》说：“致和之后，莫不申明农桑之令。”《元史·文宗本纪》则说：“天历二年二月戊戌，颁行《农桑辑要》及《栽桑图》。”至正二年二月壬寅，颁《农桑辑要》。至正八年夏四月乙亥，诏：“守令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

当然，在元代，朝廷重视农桑，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缓和社会矛盾。苗好谦身处那个时代，尽自己的努力为百姓做了好事。

明代《农政全书》的作者，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曾高度赞扬苗好谦，他说：“余读《农书》，谓王君(王祯)之诗学胜农学，其农学绝不及苗好谦、畅师文辈也。”

成武县汶上集镇前苗楼村旧址现立有苗好谦先茔碑，该碑是元代所立，碑文由国子博士、从侍郎、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刘泰撰写，中顺大夫、陕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马儆之书丹，正中碑额上的“廉访苗公先茔碑铭”八个篆字，由资善大夫、御史台中丞冀德方所写。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张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