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崤函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而崤函古道像一根“扁担”，挑起黄河流域东部和西部的文化；又像一根飘带，串联起黄河沿线各种历史悠久的文化。

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古道是一条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秦东有肴、函之固。”“肴”，指崤山。秦岭向东延伸至小秦岭，再向东延伸部分是崤山主峰。崤山西与秦岭、华山相连，东接邙山，南合伏牛山脉，北滨黄河，是崤函地区主要的交通孔道。“函”，指函谷关，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

崤函古道是一条交通要道，也是一条文化通道。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几千年间，这里不断演绎着黄河文化的精彩华章，也是黄河文化连接东西部的节点。无数文人墨客在这条文化之路上留下经典佳作：战国时期，老子过函谷关，写下了道家经典《道德经》；诗圣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所写的地方，都在崤函古道上；宋代，苏轼为其弟苏辙写下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在崤函古道上留下了“雪泥鸿爪”的典故……

其实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崤函古道就已是一条东西文化传播的通道，为史前文化大融合的浪潮提供了交通便利。考古证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经崤函古道影响到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良渚文化北进、红山文化向南传播、大汶口文化西渐，也都是以崤函地区为核心。

崤函古道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位于崤函古道中段的石壕古道，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境内的22处遗址点中唯一的道路遗产。

在崤函古道的中心地带，分布有多处宗教文化遗迹。函谷关，是道教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诞生地；东汉空相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北魏鸿庆寺中保存下来的“降魔变图”浮雕，是目前国内同类作品中最大的一幅；隋代安国寺，是三门峡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完好、格局规范的禅宗寺院；唐代僧人道秀所建宝轮寺，其中的宝轮寺塔（俗称蛤蟆塔）是我国现存的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这些佛教寺院与《道德经》并存在崤函古道上，是佛、道两教文化在崤函地区传播、发展和延续的实证，也是崤函古道文化内涵丰富的实例。

影响历史进程的军事要道

崤函古道还是一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事要道。

自秦代设立函谷关以后，无论是关东六国联合抗秦，还是秦国凭借函谷关的险要地势与关东六国抗争，其战场都发生在函谷关内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函谷关一直都是雄踞秦国东部的一个险关要塞。公元前627年发生的秦晋“崤之战”就发生在崤函古道腹地，是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一次著名战役。此外，公元前206年，项羽将秦军降卒20万坑杀于楚坑（今义马市西南）；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冯异与赤眉军之间的崤底之战，也发生在崤函古道上。这些发生在崤函古道上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崤函古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从西安、延安通往中原地区的一条红色通道。

位于崤函古道东段的陕州和洛阳之间的渑池县，既是崤函古道的东西通道，又是北过黄河、南通中原的交会点，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于此设立的八路军渑池兵站，是中原与陕北国共两党联系、物资转运和人员输送的主要交通站点。从这里向东经洛阳，可达新四军八团留守处确山县竹沟，向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达延安，向南可进入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伏牛山区，向北过黄河就是国民党的第二战区。

1938年1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到达渑池兵站，12月主持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并在豫西地区抗战干部党训班上进行了第一次宣讲。1938年11月下旬，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到达渑池兵站，并由此北渡黄河，奔赴太行前线。

1944年抗战后期，河南战役爆发，中共中央发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先后有皮定均带领的“豫西抗日先锋队”，戴季英、王树声带领的“豫西抗日第二支队”，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等多支抗日队伍渡过黄河，经过渑池到达豫西和中原地区，开辟了中原抗日的敌后战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决战输送了大批中坚力量。

始终繁荣畅达的经济通道

崤函古道自古至今都是一条繁荣畅达的经济通道。

两周、两汉、隋、唐实行两京制时期，崤函古道是沟通长安与洛阳的重要交通干线。唐代，从长安到洛阳共设置驿站35处，其中在崤函古道上就有18处。崤函古道两侧，基本上每隔30里就有一个驿站遗迹，是其作为古代邮驿和信息交通干线的见证。

崤函古道上，不仅有一条沟通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人、物流动的陆上交通要道，还有一条黄河漕运古道。作为陆路崤函古道的补充，漕运古道与陆路南北并行且紧密相连，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

汉、隋、唐王朝都定都在今日的西安一带。随着人口增长和维护封建王朝统治所需的物资逐年增加，为了弥补统治所需的粮食等物资的不足，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些王朝就需要从江南地区调运粮食等物资。由于陆路运输的费用高昂，物资就走黄河漕运，再从渭河运达关中。据记载，唐天宝时期，黄河漕运每年的运输量达450万石，相当于同期陆运量的近两倍。

崤函古道上水陆两条通道并行，南北呼应，相互配合，被称为“双轨”通道，对秦、汉、隋、唐时期东西两京所需物资供应和两京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这条水陆“双轨”通道，还承担着盐运的任务。在我国历史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皆食产于晋南河东（今运城市）的“池盐”（又称解盐）。河东池盐向这些地区的运输，主要就是利用崤函古道和黄河漕运完成的。自战国时，河东的池盐多先运到黄河北岸的虞坂盐仓，再运往关东地区。唐代设立的盐仓旧址就在今三门峡西边的黄河南岸，与虞坂相对。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在调查黄河漕运遗迹时，也发现了盐仓与陆路遗迹。时至今日，在黄河两岸还保存了茅津渡、太阳渡和太原仓、集津仓、盐仓等渡口与仓名，见证着崤函古道水陆“双轨”的盐运历史。

随着时代变迁，往日崎岖难行的崤函古道已然蝶变。在我国国内的东西部交流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它仍然是一条不可替代的交通干线，而且还是新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侯俊杰 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