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手机记账App上的一串数字，是过去一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孩子1岁半，她每月要支付育儿嫂的工资，买奶粉、尿不湿、玩具的钱……零零散散加起来，远超过她的预想。

但家庭开支的增大没有抵消孩子带来的快乐与生命体验。她和丈夫考虑过再生一个孩子，但不得不考虑“家庭收入预期，带孩子的人手和精力，职场打拼和养育孩子的双重压力”。张帆希望“国家能为人口福利多承担一些成本”，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能给予支持。

在今年中国青年报社“两会期待”调查中，就业、医疗、生育都是青年人期待的议题。而这些，尤其是生育，也是近些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议题。

与托育服务需求旺盛对应的是现有供给不足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弟敏所在的田东县属于西南地区欠发达县份。2022年，该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4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36元。

他在调研后估算：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0岁至3岁的孩子，每年需要开支1.2万元左右购买奶粉、尿不湿等日用品，每月托育照护费用约2000元，一年开支约2.5万元。在他看来，婴幼儿阶段养育成本之高，导致普通家庭生活压力大，从而影响生育意愿。

在一线城市，张帆的账单也显示，照料孩子的开销占家庭收入的30%左右。“假如孩子能进入普惠性托班，我们每个月大概能省7000元开支。”

在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吴瑞君看来，托育服务对于促进女性职育平衡、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具有重要作用。与托育服务需求旺盛对应的是现有供给不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彦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现有托育服务只满足7%左右的家庭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仍有93%的婴幼儿需要家庭提供照护。

吴瑞君指出，目前，我国托育服务机构的价格普遍偏高。根据全国政协2020年调研数据，托育机构平均月收费在2700元左右，占当年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6%。一些民办托育机构转为普惠性托育机构后入托价格下降，但房租和人员经费等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也将导致托育服务机构难以实现营收平衡。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门诊部主任钟灿拟提出《关于完善西部民族地区0岁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议》。她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为普惠托育服务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最大限度降低托育服务运营成本，使民办托育的收费更亲民。

茅倬彦认为，托育服务重新起步才不到5年时间，看到现有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我国解决婴幼儿托育服务难题的事一直在向前推。

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中央预算内投资35.2亿元、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支持普惠托育。截至2023年9月，全国千人口托位数3.36个，这一数字在2022年底是2.5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已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

关心女性职业保障与发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对部分年轻夫妻采访时发现，在家庭中，生育意愿有着鲜明的性别差异。

“我想生孩子，但我得问我媳妇。”28岁的李鑫对着镜头回答。

茅倬彦表示，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让其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上拥有更大话语权。2020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生育作为重大家庭事务之一，夫妻共同商量的已占91.1%。在承担家庭主要抚育工作的同时，也要从事有酬劳动，分担家庭养育的经济压力。

国家卫健委2019年开展的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育龄母亲对家庭养育中的经济成本具有贡献性，不论母亲是正规、非正规就业还是全职状态并不会影响丈夫提供的照料时间。2020年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也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76.1%、67.5%和63.6%。

在吴瑞君看来，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重视优生优育，对孩子质量的需求高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这是一个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育龄妇女的婚育年龄随受教育时间推迟，也是影响生育因素的原因。

她认为，可探索实施夫妻共享的育儿假，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三分之一，引导企业消除隐形障碍，营造育儿友好环境。

在茅倬彦看来，除了推动男性积极分担养育责任，还应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劳动力市场生育成本的分担，比如，建立多方共担的合理成本分担机制，缩小男性和女性雇佣成本差距，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欧彦伶提交了一份《关于探索破解育龄妇女新生育政策下就业难问题的提案》，建议探索建立灵活多样的生育哺乳期人性化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女性职工的“就业权”和“生育权”。该提案得到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答复。

李斌介绍，在照护支持方面，各省（区、市）普遍延长产假至158天及以上，超过半数的省份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不低于158天。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22年7月，《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7个方面20项举措。

在过去一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高到每个子女每月2000元。21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育儿补贴政策，其中云南、宁夏实现了全省覆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事实上，各地正在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完善配套措施，不少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在江西、安徽、辽宁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4年民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心主任贺丹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科学合理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体系是一项需要长久努力和发展的事业，其中最为关键和困难的是完成核心制度设计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基本财政投入机制。

去年全国两会，吴瑞君《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探讨。吴瑞君介绍，自己去年还参与了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专题座谈，其中一场的主题即关于如何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今年，她将生育问题细化到了教育领域，进一步探讨如何加强部门协同，推进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为中低收入家庭减负赋能。

此外，什么时候是出台生育支持政策的较好时机？茅倬彦坦言，学术界也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茅倬彦解释，从先行国家的经历来看，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稳定地实施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观察到明显效果，人们结婚和生育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马宇平 先藕洁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