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下）

李义平2024-03-06 18:43

李义平/文 理查德·杜思韦特在《增长的困惑》中，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反思了人类单纯追求GNP的行为（即单纯追求GDP），认为GNP掩盖了许多无奈甚至是不好的东西。

《增长的困惑》

[英]理查德·杜思韦特｜著

李斌姜锋宫庆彬｜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杜思韦特认为，快速的增长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而美好的自然界本身就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增长必须暂时慢下来。

那些始料未及的问题

1、大量的圈地，对农民生活造成冲击

圈地使农民流离失所。杜思韦特写道：直接通过圈地运动，或者间接通过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工资降低，都迫使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中，这些新增的穷人前途渺茫。比起他们中大部分人过去从事的工作，现在的工作时间大幅度延长，强度大幅度提高。在农村，工作时间一直受到季节和气候的限制，手工业者通常星期一不工作。现在他们没有了这种限制，手工业者和工人不得不跟随机器的步伐工作，而不是以他们自己的速度工作。这些由农民变成的工人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用钱购买，对他们而言，经济已经完全货币化，他们不能再去丛林砍柴回来生火，或者捉野兔当作食物，他们也失去了赖以获得帮助的朋友和亲戚。

杜思韦特所描述的一切，今天正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演，一些地方疯狂的圈地，使农民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2、为了发展而发展，人们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首先是质量低劣的食品。杜思韦特引用一个名叫沃尔特·耶洛利斯的医生在1977年写给英国皇家全科医生学会的一份经典文件指出：“现代高地人饮食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沙拉以及全粒谷类和摄入量足够的精制的碳水化合物。在早餐桌上再也见不到麦片粥了，而由烤饼、蛋糕、饼干和灌装果酱组成的苏格兰午茶，简直就是糖和淀粉的盛宴。这样的垃圾食品引发了一系列疾病。”

在1918年，冠状动脉血栓症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结肠病也一样。但这两种疾病今天已经属于常见病了。从20世纪最后的10年以来，胆囊疾病、阑尾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上升了。来自格拉斯哥的最新证据表明，儿童患糖尿病的概率有可能大幅度上升。在苏格兰，国民的牙齿状况是如此之糟，以至于16岁以上的成年人的牙齿已经掉光。在所有的痛苦中，癌症的情况最糟。从1930年以来，因为癌症，苏格兰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了62%。

杜思韦特指出，仅一餐的食物就可能包含12-60种添加剂的混合物。在一个特殊的添加剂混合物和低纤维食物实验中，发现老鼠的毛开始脱落。当食品商为了适应竞争压力不断在生产的食品中增加添加剂时，农场主因为同样的压力，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化肥和杀虫剂来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于是土地又被污染了。

单纯追求增长也让空气污染变得非常严重。到1988年，英国上空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1952年12月，臭名昭著的伦敦雾夺走了4000人的生命，因为雾中含有大量的硫酸并且引发了哮喘病。后来经过治理，虽然大气中的硫化物减少了一半，但汽车的数量又快速增长，形成了新的污染。最后还有电磁污染和噪音的污染。

3、汽车在大量增加，交通却变得越来越糟糕

很明显，汽车在某些方面使人更便捷了。但是，汽车也使一些事情变得不太令人愉快了，交通堵塞意味着汽车移动得更慢了，人们用于交通的时间更多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许多城市里，人们移动的平均速度比马车时代还要低，而在伦敦中心，54%的旅程要靠两条腿来完成。这种情况恰如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随着第一排站起来，后边所有各排都站起来，当大家都站起来时等于没有人站起来。如果后面各排中谁没有能力站起来，谁的利益损失就最大。

4、增长造成了贫富不均，农村严重衰退

快速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贫富不均首当其冲地表现为对农村的冲击。随着农业收入的下降，大量佃户背井离乡，出去寻找工作。于是造成了村庄的荒芜和破落。杜思韦特引用了威廉·科具特在《乡村游记》一书中的记载。在一个叫威辛顿的村子里，大多数令人沮丧的衰退迹象在这里一览无余。那里有几条交织在一起的小道，这些小道过去是街道。在主要街道交汇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在这片开阔的空地对面是两间宽敞的旧房子，这里原来是两个大旅店。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冲击，一切都衰退了。生活在这里的贫穷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补偿。

单纯地为了增长而增长带来了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人们必须审慎地、全面而科学地对待发展。

必须暂停或慢下来

杜思韦特的结论是：增长必须暂时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增长之所以必须暂时停下来，因为快速的增长打破了人与自然界、与经济发展规律本身的平衡。

杜思韦特转述了一个名叫罗宾·杰金斯的人的旅行日记《通往阿尔托之路》中的记载。住在阿尔托这个村子的人开始使用化肥，发展到后来，当土豆的价格无法跟上肥料的价格时，当地居民发现已经无法维持生活，而采用自然的方法恢复土壤的肥力需要几年的时间。于是，许多人不得不从事临时的工作以赚钱买肥料。书中写道：“如果你坐在阿尔托山顶上的风车旁，俯视这些不毛之地包围的小村舍，你会对该地的成就感到惊讶。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与其自然环境平衡地存在着。这种平衡不是计划的，而是通过对各种因素的自然分类形成的，是通过不断地试验和试错形成的。一旦达到这一平衡，如何保持该平衡就被规定在当地的风俗和文化中，并被代代相传。这里面有丰富的知识。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知识将会永久消失。这些知识是从每年努力种植足够的食物以及为未来准备额外的种子得出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在少许山头上使用有限资本进行生产的知识，同时也是有关在这种简单的生产模式下永恒生产的知识。这是一种纯熟的知识，深深地根植于当地的文化之中。由于这些知识不会在对话或讨论中透露出来，外来人口几乎无法得知。外来人口只有通过仔细观察当地农民的做法来判断这些知识。只有这时，人们才能够知道单纯的农夫的智慧以及这种智慧的限制，使其无法应对化肥以及桉树种植带来的后果。”

增长之所以必须暂时停下来或慢下来，是因为严重的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增长将受到限制，可用的资源—-能源、森林、土地、清洁的空气和水——将越来越少，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用更少的资源来创造更好的生活。在资源约束变化的情况下，一是增长要慢下来，二是要转变增长方式。

增长必须暂时停下来或慢下来，还由于严重的环境压力。

1972年初，两本引人注目的出版物在一个月内分别出版了。一本是《增长的极限》，它非常明确地宣传如果情况像过去那样继续，在未来一百年内，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会突然而且无法控制地下降。另一本书名为《生存墓园》，该书详细列出了要达到一种必要的平衡所需要的措施。书中提倡通过征收可能阻止短期商品生产的原材料使用税、能源税等使经济增长暂时慢下来。这两本书发出的警告是污染似乎正在以指数规模增长，一般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污染增长曲线的上限。

那么，怎样才能使经济增长慢下来，或更为科学化的发展呢？

首先，政府应当改变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以维持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杜思韦特指出，从1950年代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政府将经济增长看作社会的主要目标。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成了绝对统治，始料未及的是大家都是经济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经济领域没有决定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的思想。政府有很多目标，提高人民的福祉，维持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大众、为子孙后代看护好资源、环境和未来。如果把经济作为唯一目标，就会冲击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政府不仅自己要做好，而且要监督企业，不能为了简单的经济目标，祸及人民群众的福祉。

其次，应当建立一套相应的道德和体制。正如污染者应当交钱治污一样，企业家也应该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负责。因此，一家公司如果计划在市场上推出转基因工程种子或食品，它应该就其新产品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损失负法律责任并且承担必要的保险和责任。与此相似，如果企业对破坏海洋生物负有责任，它们就应当对养殖场主的损失做出相应的赔偿。总之，企业要承担、要履行起码的社会责任。社会要追究具有破坏行为的企业的责任。

全社会都要反思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让增长慢下来，让增长真正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

当代中国的增长主义

在当代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经济增长主义，单纯追求 GDP、地方政府血拼GDP，具体表现为：

首先是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GDP只是一个营业额，如同马克思所讲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样，我们不仅要看GDP的数量，而且要看GDP的质量，要看GDP的物质构成。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清朝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英国的GDP只占世界的5%，清朝军队有100多万人，结果还是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原因在于英国的GDP构成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清朝的GDP是茶叶、蚕茧和瓷器等。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GDP大而不强，很多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在很多产业领域不具有优势，且过度依赖外需，因而在面对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时曾经非常被动。

其次，增长主义简单追求增长，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因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对GDP的增长都是正效应。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就是大手笔，建亮点工程、形象工程。甚至为了GDP和税收，不惜和污染企业同流合污。当空气、水、土壤都被严重污染了，才引发人民群众的惊呼，要命还是要GDP？

最后，只要依然是增长主义，势必会造成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离，难以有效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难以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因为，一旦把增长作为目的，分配自然会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转移，因为政府和企业可以用其所得继续投资，继续促进增长，继续创造GDP，这就致使居民收入有限，直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

于是，在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只追求增长，一定会偏向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方面的投资。在增长主义主导之下，尽管基础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尽管转投民生会产生更大的效用，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转向。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缺乏，又进一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增长主义最终绑架了民生，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改善分配状况、改善民生，却迟迟难以见效。

曾有媒体报道，有的经济增长强县，只配备了一辆救护车，这正是增长主义的典型表现。经济增长了，人民却并不受惠。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放任高房价，因为在它们看来，只有高房价象征着发展，高房价能带来更高的GDP。只要增长主义依然像高考指挥棒一样发挥作用，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换。

我们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但增长必须是高质量的，增长只是手段，必须是与自然界和谐基础上的增长，必须服从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一切违反这样的增长目的的增长都应被限制、被唾弃。

克服经济增长主义，必须改变衡量标准和干部的选拔标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就是创造好的环境，提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保证社会公平主义，为人民群众、子孙后代看护好资源，保护好环境。政府只要提供了好的环境，企业自然会在投入产出的比较之下，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有效率、高质量地发展。而政府如果直接充当市场主体，提出具体的GDP的增长目标，在特有的行政从属关系下，这样的目标不仅要完成，而且常常要超额完成，那么质量和效益就会打折扣，发展的目的也成了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对单纯经济增长感到担忧，这种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但带来了严重的失衡，而且自从采取GDP衡量经济增长后，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金融化以及金融领域过度投机、金融高管天价的年薪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但过度金融化已经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以致一国产业结构变得头重脚轻，本末倒置。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增长阶段，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习近平新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要数量更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