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雅洁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长利带来了一份与绿电相关的提案，提案表示“作为稳定可靠的优质绿色低碳电力，核电迄今未被纳入我国绿色电力体系，成为唯一被排除在体系之外的非化石能源”。

3月4日，杨长利接受了专访。专访中，杨长利探讨了将核电纳入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在运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超过1亿千瓦，占全球在运在建核电总装机的21.2%。

杨长利介绍，中国核电安全运行业绩位居世界前列，2023年发电量在全国占比接近5%，与燃煤发电相比，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亿吨。核电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中越来越发挥更大作用。

杨长利认为，核电企业没有纳入绿证体系，将难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绿电消费需求，全社会绿电供应也将面临制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广核董事长杨长利

：今年你准备的提案主题是什么？

杨长利：围绕“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的要求，今年两会，我提交了《关于将核电纳入我国绿色电力体系的提案》。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证书体系，实现绿证对非化石能源电力的全覆盖。这既可以满足市场用户的购买需求，也充分发挥了核电在全国减碳降碳中的重要作用，将推动核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为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发挥绿色电力低碳环境价值，引导社会绿色电力消费，积极推进碳减排，2017年我国建立了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开始试行绿证核发和自愿认购制度，给陆上风电和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核发绿证，获得绿证的项目，可以通过交易获取绿色溢价。

发展至今，我国建立了绿证交易、绿电交易两种市场机制，绿证核发范围拓展至包括水电在内的全部可再生能源，绿证也成为认定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和交易载体，实现了从“绿色溢价”到“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基础凭证”的定位转变和价值提升，为近期衔接能耗双控政策、抵扣能耗量，中长期衔接节能降碳政策、抵扣碳排放量奠定了基础。

但作为稳定可靠的优质绿色低碳电力，核电迄今未被纳入我国绿证绿电体系，是唯一被排除在体系之外的非化石能源，这既不利于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核电行业的长远发展。因此，我建议尽早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证书体系。

：将核电纳入绿证绿电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杨长利：核电是所有清洁能源中碳排放最低的发电技术之一。根据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数据，全生命周期内每生产1度电的碳排放量为5.7克，而同口径的光伏发电为74.6克、水电为64.4克、风电为13.3克。核电作为高效能源，能量密度高、无间歇性、受自然条件约束少，具有稳定供应能力，是增强能源安全的重要选项。在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用电高峰时段，核电可以充分发挥其稳定可靠、适宜承担电网基本负荷的比较优势。

作为稳定可靠的优质绿色低碳电力，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交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能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绿电消费需求。在双碳目标牵引下，全社会绿电消费意识逐步提高。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开始试运行并即将正式实施，使用绿电生产的商品更具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在国际贸易中规避非关税壁垒。国内外减碳形势促使企业等各类主体对绿电需求不断增加。核电每年可提供超过1600亿度的市场化电量，是用户购买绿电的重要选择之一，且核电机组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能极大缓解华东、华南地区绿电供不应求的局面。但由于核电企业无法提供绿证等官方证明，将难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绿电消费需求，全社会绿电供应也面临制约。

其次能充分发挥核电低碳价值。国家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政策要求电网企业、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承担消纳责任，意味着这些主体在销售或购买核电的同时，仍需同样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和配额，这实际是将核电与化石能源放在同等地位对待，没有体现核电的低碳属性和减排贡献，降低了用户购买核电的积极性。未来，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加速推进以及全社会低碳消费理念的进一步深化，该问题将会对核电参与电力市场竞争带来严峻挑战，进而影响核电低碳价值的有效发挥。

当前，欧美等国更加重视核电在碳减排中的突出作用，已有部分国家在政策或实施层面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范畴。其中，比利时、荷兰、芬兰等11国向核电发放了欧盟来源担保证书（GO证书），用于向终端消费者证明所用电力的绿色属性。美国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等在清洁能源配额中细分设置了零排放信用，专门适用于核电，以支撑实现各州减排目标。从我国国情看，碳减排任务更加艰巨，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体系是实现能源消费侧和供给侧协同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符合现有绿色电力体系促进碳减排的方针定位，水电纳入绿证的政策实践也给核电纳入提供了有益借鉴。

：目前，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建设情况如何？

杨长利：“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具有双层安全壳、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等多项特征，是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二十大后，我国核电进入积极安全有序的发展时期，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也进入了批量化建设阶段，中广核在推进核电项目建设方面做了多方准备。

2022年、2023年，国家共核准了20台核电机组，其中采用华龙一号技术的就有12台。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在运在建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22台，其中中广核共有12台，1台在运、 11台在建，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地。

这开创了我国核电专业化发展的新模式。基于从单厂单堆到群厂群堆项目建设和电站运营的新形势，中广核推进专业化战略，先后成立大亚湾公司、中广核工程、中广核设计院、中广核运营、中广核苏州院、中广核等，在工程建设、电站运营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实施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管理，为做大核电规模提供保障。在核电工程建设方面，中广核能够提供项目管理、工程设计、工程采购、施工管理、调试启动等，并实现对外输出。

中广核总结华龙首堆研发建设经验后，持续推进技术优化改进创新，进一步提高华龙技术的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集团组建了核电安全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电安全提供技术支撑。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级数字化仪控平台“和睦系统”首次应用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实现核电神经中枢中国造。加快推进核心业务数字化转型，着力推动“数字核电”建设，以场景为切入口，积极推进数字核电先导示范项目，打通工程、运营关键环节堵点卡点，以点带面提升群厂生产运营和批量化建设水平，并向产业链延伸。

：“华龙一号”的产业链如何延伸？

杨长利：我们牵头联合百余家核电产业链核心企业成立了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统筹组织并牵头国产化设备研发，和产业链优势企业协同攻关，掌握了一批核电关键设备设计、制造核心技术，实现核岛主设备等400多项关键设备国产化，核电装备国产化率从1%到90%的大幅提升，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5400多家企业共同发展。

在核燃料供应保障能力方面，中广核纳米比亚湖山铀矿是我国在非洲最大的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单矿产量位居全球前列，是我国天然铀供应安全的“压舱石”；中广核还利用并购重组建立天然铀贸易和投资业务上市平台“中广核矿业”，并以此为基础，广泛投资布局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等国优质铀资源项目。

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建立完整的核电人才培训体系，将拓宽科技人才发展通道，发挥科技创新带头人作用，建立首席专家制度，公开选聘集团各技术领域首席专家40余人。加快建设青年科技人才队伍，鼓励青年科技人才组建团队。

：中广核也布局了很多新能源项目，这一板块发展目标是什么？

杨长利：中广核锚定新增投产容量不低于1200万千瓦目标，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全力推进大基地、大项目开工建设。

中广核将持续完善区域发展策略，紧盯新疆、内蒙古等重点地区，加大中部省份开发力度，一省一策、全力以赴，确保市场份额稳中有升。持续推动差异化发展。依托光热技术积累，加快落地甘肃玉门、青海德令哈二期等一批“光热+”特色基地项目。

巩固海上风电的先发优势，全力争取海风资源，持续保持领先。加快跨界融合发展，重点落实南疆大基地、内蒙古科尔沁光伏治沙、科右前旗风光制备氢氨醇等标志性项目。要全面建成智慧运维体系，实现对区域电厂群的集中监控运行、预测性运维、智能检修。

坚持稳字当头，稳妥有序拓展国际市场。持续深耕“一带一路”国际绿色能源合作，围绕重点区域，高标准打造风险小、效益好的绿地项目。稳步推进韩国大山二期、孟加拉燃气发电、老挝北部一期100万千瓦光伏等重点项目工作。

：下一步，中广核将如何推进科技创新？

杨长利：未来，中广核将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部署，加快转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抓紧推进，着力提升产业控制能力。

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集团发展需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保障，全力推进重点科研项目和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进先进核能、光热、核医疗等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工作。

为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布局，我们将聚焦支撑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开展“华龙一号”、小堆、先进核燃料、光热、高端工控系统设备、核医学等领域科技攻坚，并推进先进技术与商业模式、管理机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