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深深挚爱并为之倾尽心血的清史事业。作为先生的弟子，在为先生的离去深感悲痛的同时，尤为期冀他的道德文章薪火相传，他开创的名山事业后继有人，因就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略述己见，以寄托无尽的哀思和深切的缅怀。

　　一

戴逸先生1926年出生于常熟，自幼酷爱文史，1946年因缘际会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走上历史学习和研究的道路。1948年奔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1950年，华北大学进京，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自此以后，他便一直在人大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在长达七十多年的岁月里，他的历史研究，从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清史，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正是在“逆向回溯”的治学过程中，他的理想信念愈益坚定，思想主张日益成熟，最终由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成长为享誉中外的史学大家、清史泰斗。

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先生青年时代就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得以从事自己喜爱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一人生道路的选择，尤其是革命斗争的洗礼，使他从内心深处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导历史研究和学术探索的科学理论。他说：“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经济因素和政治、思想、法权、民族、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了客观历史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戴逸：《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他明确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使我们的头脑更清楚，在历史的迷雾中抓住本质，能使我们的信念更坚定，将是非分辨得更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史学发展的关键》，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95页）因此，他真诚地服膺、信仰马克思主义，常年坚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叙史、考史、释史。他能在历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实非偶然。

弘扬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先生幼年酷爱文史，青年时代又得以接受比较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不仅奠定了坚实的文史功底，而且深受传统文化经世理念的熏陶。走上革命道路之后，通过对中共党史、《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学习，加深了理论修养，也把朴素的家国情怀和传统的经世思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大力弘扬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倡导历史学要走出书斋，历史学家要关注现实，历史研究要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把握社会发展的走向。他说：“历史学虽然以过去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和现实密切相关，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延伸，要更好地理解今天，更有效地改造现实，就必须懂得过去、懂得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就必定不能把握今天和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91页）他同时强调：“历史科学不是对策学，要根据它自身的特点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是显著的、长远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它是了解国情、进行战略决策所必需的；它是认识我们国家的伟大、光荣，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所必需的；它是发展文化、陶冶情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的。”（《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100页）正是因为对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有清醒的认识，他自身的学术实践也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贯穿经世资治的情怀，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强调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先生在多年治学历程中十分强调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追求真理，阐明规律。真实性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线，离开真实性，历史科学就会枯萎死亡，不能为着眼前的需要而牺牲真实性。中国的历史学有一个优秀传统，即‘秉笔直书’，要提倡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他始终强调：“历史学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应当有无愧于历史学家称号的史德。”（《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74、75页）他不仅如此说，而且如此做。无论是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还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抑或是乾隆帝、张之洞等历史人物，乃至康乾盛世、清朝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他都秉持实事求是的理念，摒除一切成见和影响，从历史实际出发，客观而冷静地审视其人其事，用科学精神解释疑难，用理性思考解读历史、评价人物，力图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真实、清晰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先生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长久地屹立于史学之林，并被誉为经典之作，与他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是有密切关系的。

倡导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相联系，先生大力提倡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他明确主张：“我们应该树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好风尚，要有抱负，有勇气超越前人的成就，攀登科学的顶峰。我们的时代是革命变革的伟大时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和总结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就不能只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不能满足于寻章摘句，简单地照搬、照抄、照转，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丰富生动的实际，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用我们全部的才智、精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19页）因此，他治学始终保持高度的敏感，不仅随时了解学界动态，而且时刻关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清史研究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学术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他敏锐地意识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研究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无论是断代史的编纂，抑或专史、专题的撰述以及人物研究，乃至清代史料的整理等，都有许多工作亟须进行，许多空白亟须填补。因而他在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的同时，即把编写清史作为全所工作的主要任务。在他的主持下，《简明清史》第一、二册于80年代初先后问世，成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著作。不仅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而且带动了学术界清史研究的开展。其他如对清代政治、军事、人物、思想文化、边疆开发以及中外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反映出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提倡广博贯通的学术视野。先生治史，十分注重博通。他说：“学问广博，眼界开阔，才能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深思。”（《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356页）在他看来，学问的博通，既包括纵向的贯通，也涉及横向的旁通。其治学路径即由革命史上溯至近代史，再到清史，与此同时，对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也都有全面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的个案研究。可谓既贯通有清一代，又兼通清史的各个专门领域。不仅如此，他还倡导并践行跨学科的博通。为探讨光绪皇帝的死因，他大力支持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设计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合作，对光绪帝的头发、遗骨和衣物残片进行化学鉴定，不仅确认了光绪帝的死因，而且树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并肩合作、借助自然科学工具和手段解决人文社科疑难问题的范例。尤其是鉴于清代历史的特殊性，他特别强调，研究清史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广阔视野，因为清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故而“既要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要从中国的局部地区和事件联系世界的历史背景”（《开展清史研究加强国际合作》，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154页）。这些主张，都反映了他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大大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开展。

重视文献资料的基础作用。先生极为重视文献档案等资料对历史研究的基础作用，他多次强调：“历史研究要从事实材料出发，必须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事实材料对于科学来说，犹如空气对于鸟类一样，没有空气，鸟类就不能起飞，没有事实材料，科学大厦就不能建立起来。”（《谈清代书籍和史料的整理》，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271页）他从事历史研究，也无不扎扎实实地从收集、整理、积累资料的基础工作做起，几乎日夜阅读，手不停笔，逐字逐句地摘录抄写有关资料。特别是在尚未使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数据库的年代，他不辞辛苦，不惮繁难，摘抄了难以计数的资料卡片，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而他在清史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诸多思想观点，也因为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讲求优美流畅的表达方式。先生具有坚实的文史功底，也深受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传统的影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头脑和文学家的气质”（《历史学要走出书斋》，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103页），学者要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表达出来，写成文章，“就要讲究表达方式，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尤其是撰写学术论文，必须“非常用心，力求合乎文法，合乎逻辑，文从字顺，概念准确，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360页）。在他看来，“历史的陈述既是真实的，即忠于客观事实，又是思辨的，即富于哲理性探讨，还应该是艺术的，即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历史学要走出书斋》，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103页）。他从事历史研究，撰写学术论文，也无不字斟句酌，精心推敲，反复修改，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因而先生的文章往往极富文采，笔端常带感情，文字行云流水，真正做到了科学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三者的结合，既给人思想的启迪，又带来美的享受。

　　二

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以清史为职志，数十年如一日，“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我和清史》，载《戴逸文集·学界记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把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清史事业融为一体，为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一，打破学科壁垒，贯通有清一代前后期历史。学界公认，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打破学科壁垒，把清朝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研究。此前，清史被切割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归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归属于中国近代史。改革开放以后，学界不再以鸦片战争为断限将清史人为地一刀两断，而是把有清一代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从而使清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一代王朝的历史。可以说，清史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确定，奠定了整个清史研究发展和兴盛的基础。而戴逸先生则堪称清史领域这一重大变化的先行者。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以《中国近代史稿》一书蜚声学术界，并奠定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中国和苏联两国边境发生冲突，他受有关部门委托，研究清代历史上的中俄关系特别是边界问题，所撰《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不仅为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他由中国近代史领域踏入清史研究园地的开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更大力倡导“把近300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加强对清史的研究》，载《戴逸文集·史论纵横》，第130页），多方呼吁加强对清史的研究，身体力行把近代史和清史结合起来。他主持编写《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清史编年》等书，不仅引领了学术风气，而且大大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其二，开辟清史研究的各个专门领域，构建清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清史研究十分薄弱，许多领域尚属空白的现实状况，先生殚精竭虑，提纲挈领，从各个方面思考清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擘画清史研究的宏伟蓝图。在他的带领下，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清史研究领域拓展到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宫廷史、地方史、边政史、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清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清史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宽，诸如书籍史、阅读史、女性史、日常生活史、医疗卫生史、生态环境史、家族宗族史、民间信仰、秘密社会等以往不太关注的方面，都多有发掘和探讨。与此同时，清代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重要事件，进一步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如对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的研讨，有关戊戌政变袁世凯告密问题的争论，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反思，对光绪皇帝死因的鉴定和研究等。而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如“e考据”的出现，各种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也都成为促进清史研究的重要推手。可以说，历经40多年的发展，清史学科体系日趋完善，清史研究也由此前的冷门分支一跃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元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就此而言，先生的开创奠基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其三，开拓清史研究的世界眼光，推进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早在20世纪70年代，先生受命研究清代中俄关系，撰写《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时，就初步意识到，清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不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不少问题还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扩大，他更为深切地提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弃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因而他组织学术团队，选取18世纪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焦点还在18世纪的中国，但希望在时间和空间上作相应的拓展，不仅限于18世纪，而力求了解17世纪的来龙与19世纪的去脉，也不仅限于中国，力求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2页）。他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分为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对外关系各卷，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时尽可能把当时的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比较。这套丛书的出版，开创了对18世纪这一重要而独特历史时期进行中外比较研究的先例，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在撰写序言时称赞，“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德］约翰·施洛巴赫：《序言》，载《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1页）。

21世纪以来，先生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更大力呼吁“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并特别组建编译组，翻译出版国外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记录和清史研究的著述，以为新修《清史》提供参考和借鉴。如今，他的主张和呼吁已成为学界共识，清史研究与世界历史的结合大大加强，中外合作深度开展，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他的努力和贡献。

其四，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1世纪初，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先生众望所归，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纂修工作。他多次强调，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时间跨度很长，距离今天最近。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民国初年编纂的《清史稿》，在观点、内容和史实方面都存在问题，亟须有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量的《清史》来替代它。“盛世修史”，既是中国古代绵延不绝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先生明确表示，国家修史，百年不遇，有幸躬逢其盛，定当竭尽全力，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故而不顾耄耋之躯，设计编纂方案，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领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逐步推进。二十多年来，他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团结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共同修史，履行承诺。至2018年10月，终于初步达成心愿：完成新修《清史》送审稿，总计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可以说，新修《清史》书稿在赓续中国历代修史传统、继承“二十四史”优长的基础上，又吸收20世纪以来学术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以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位一体的全新综合体裁，对有清一代历史做了系统梳理和全面研究，为新时代立足于断代史、整体探索并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戴逸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他也曾毅然决然地表示，要为清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他以生命践行了庄严的诺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的思想、道德、文章，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为继承先生遗志、完成先生遗愿而努力奋斗。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黄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