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只有东西南北四条街，平凡又独特的川西小镇“平乐镇”？不久前，作家颜歌在进行了许久的英文写作之后，带着暌违多年的全新中文长篇小说《平乐县志》归来，“平乐镇”的故事继续上演。

故事的开篇，一个名叫“陈地菊”的普通女人从繁荣的城市回到自小长大的小镇，或许她和我们一样，在城市中挣扎过，哭过笑过，充满希望又死心过，于是她选择回到最熟悉的土地，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故事的结尾，这个名叫“陈地菊”的普通女人又离开了，她选择再次出走，她觉得也许生活并没有困住谁，就像我们一样，总相信继续向外走就会有点什么不一样。

颜歌笔下的普通人是动人的，他们有了伤心事想哭就哭，哭过就算了，不完美，但真实生动，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通过书写“陈地菊”和她身边一众普通人命运的沉浮，颜歌也用文字串起了一座世相起落的川西小镇和它背后的时代。用颜歌自己的话说，她希望“为我生活的时代留下一个自己的版本。”

最近，看理想和颜歌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场对话，不仅仅关于这本小说、关于文学、关于书写，你还能从其中看见，一位女性在不同地域、文化和时代变迁中，如何不断寻找自我，书写自我。

如何用语言表达自我？

“抱歉”，“稍等，让我想想这个词应该怎么说”，大概是对谈过程中，颜歌说得最多的短句。

“很久没有说中文了，我现在生活的环境中，我遇到的事情、发生的困惑，如果用中文说出来，好像是incompatible的，意思应该算是‘不太搭’”。

作为国内知名的作家，使用中文写作20年，也拿过无数赞誉和奖项，2016年，颜歌去往英国，在东英吉利大学学习文学，也用英语进行写作。前段时间，颜歌的英文短篇小说集《Elsewhere》（在别处）出版，现在还会教授英文写作。

这样巨大的跨越不免让人感到惊讶。颜歌坦诚，自己确实很久没有使用中文了。

老实说，写作的人，面对文字久了，会越发熟悉与顺畅，也就是常说的“语感”，使用得越久越是会产生一种共生的依赖关系。如果要到新的语言环境中，如何维持原来语感，都可以想见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谈及要如何面对这种困难，颜歌笑笑说，她不会去“解决”，“我的生活里是没有中文的，在英国我就写英文小说。生活中我是经常跟英文写作小组的朋友来往，我成为了那个群体的一分子，他们都会叫我Yan，好像这是我的新身份。我不会去中国超市，也不吃中餐。感觉现在是我的下半辈子，过去是我的上半辈子。”

Norwich制作的图书雕塑，上面有颜歌的作品《Elsewhere》供图/颜歌

在接受FT采访时，颜歌也提及，在美国、爱尔兰和英国生活后，她发现自己住进了彻头彻脑的“英文环境”里。有一天，她灵感大发，想写一个发生在都柏林的故事，但在她的脑子里，这个故事的人物、对话、情节全部都是英文的，她感到被圈住了，无从下手。最终，她决定用英文来写这个故事。

于是，她向英文“投降”了，“在英语环境里，我干脆就彻底跟中文切断了，我是一个非典型的变态例子，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太痛了，我就宁愿不要……抱歉，我好像不是一个会鼓励到别人的人。”

如此的决绝不免让人讶异。如今，在这个“润学”涌动的年代，对很多人来说，逃离国内的环境是一种可能的解法。

但颜歌却分享了另一重的真实感受，她最近常常需要与朋友“互相打气”，比如前段时间，她还与旅欧的媒体人、“不合时宜”的主播王磬聊了聊。

在那次谈话中，王磬提及了一个特别动人的观察，“我们到了国外，也许好像混得还不错，但其实是进入了白人的体系中，我们把自己的话语和准则都投入到另一个体系里”。

王磬认为，在当下的新移民潮里，他们应该重新去保卫“我们这些人的中文到底应该是什么”。也许大家可以一起，共同构思如何建立一个在大陆之外使用的中文体系，这个体系有能力去诉说和表达这些人的焦虑、困惑和探索，而不是只使用写作。

这个讨论让颜歌十分触动，是啊，是否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中文语言，解构掉当下中文话语里，那些被条条框框限制、甚至充满语言暴力的部分呢？

重新去找谁是“颜歌”

虽然使用双语写作，也都在不同领域获得了文学成就，但颜歌并没有很多精英式的话语里通晓多门语言的骄傲感，她谈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困惑与挣扎。

“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好像就是百分之百完整的人，完整适应那个环境。一旦选择离开，人生就再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了，不管彻底出走，还是离开以后再回来，都不可能再复原到最完整的状态了。”

颜歌用自己的写作经历进行了诠释，她从2012年就开始构思《平乐县志》这本小说。从2016年去到英国以后，长达四年里的时间里，中文似乎被她塞到了脑海中的一个抽屉里关了起来，只使用英文写作。

直到《Elsewhere》交稿后，颜歌才有精力回过头去继续中文写作。虽然搁置了很久，但《平乐县志》其实一直是颜歌念念不忘的作品，她想要回到平乐镇（《平乐县志》的故事发生地，原型为颜歌的故乡郫县），那是她的“the original”，原初之地。

仅仅在《Elsewhere》和英国出版社签约后一周，颜歌就重新把写了一半的《平乐县志》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拿出来。但许久不接触中文，她竟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陌生感，“我好像不会写作了”。平乐镇系列不只使用了中文，它还是颜歌结合了四川话与本地文化，所构建出来的带有她鲜明的个人印记的叙事方法。

颜歌好像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了，正好，2020年理想国再版了几本平乐镇系列小说集，寄到了英国，“我反复看自己的书，不是自恋，是在学习，学习这个叫颜歌的人，是怎么写作的，怎么模仿她。”

这样的过程很艰难，颜歌开玩笑说，“如果搜索记录被曝光，那我一定会身败名裂”，由于思维的习惯已经陷入英文里，她常常要返回去搜索一个中文词汇应该怎么写，比如表达母女情深的成语有什么，如何展现心情犹豫。

“像是在用第二语言写作一样”，在艰难写完文字之后，她发现，语言表达层面的困难还只是最表层的，在《平乐县志》的创作过程中，颜歌感受到了更深一层的束缚，那是语言背后暗藏的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

在颜歌看来，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的最大不同，就是时间。

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记忆时态，不同单词的过去时、进行时、将来时。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运用到写作中时，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仔细思考，你会发现，中文写作没有英文那样明确的时态，甚至可以完全不出现时间的概念——但我们在写作和阅读的时候，却能从文字中推测出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颜歌的多本中文小说都被译成了英文，翻译在将《我们家》翻译成英文时，对颜歌提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when did it happen”，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当时颜歌很想回答她，为什么要这么在乎时间，我们不就是活在混沌中吗？

颜歌的爱尔兰丈夫看了翻译后的《我们家》，也感到特别惊讶，说自己“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感觉整个时空都在旋转”。由于翻译成英文必须加上时态，所以这本书好像就不停地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进出出。

在用英文写作时，颜歌面临的终极挑战之一，也是时间，她总在不断地追逐时间。

在英文小说里，不管用怎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即使是再意识流的作品，时间结构也依然是故事依托的根本。在英文写作中，时间是一种逃脱不掉的存在。

带上了这种视角，颜歌发现，中文小说，尤其是自己过去的作品，思维的基本框架不会是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而常常建立在特别的空间结构（spatial correlation）之上。

所以，从英文写作再回到中文写作时，颜歌感觉自己“被时间的铁链困住了”，不再是过去那样在时间里自由自在的的状态。

她甚至有点绝望，自己已经无法摆脱时间的烙印，英文写作里有个概念叫作“signposting”，特别表明了英语创作里对清晰性的要求。如果时间状态出现了变化，比如从过去回到了现在，需要把它标记（signpost）出来，像一个路标一样指示时间出现了变化。

现在进行中文写作时，颜歌总是不自觉地像英文那样思考时间的概念。这让她感觉“僵硬无比”，再也写不出以前那种漩涡一样的时间状态了，“这就是英文写作带给我的血的教训”。

《勃朗特姐妹》

对于这个转变，颜歌坦诚，自己并不会去和解，就让时间铐在自己身上。只是通过这点，她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巨大不同。“当我们呆在一个环境里时，其实我们不止在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还共享了一套历史文化，有同一个上下文。

一直生活在同一种语言和生活环境里时，有点是前现代的状态，农耕社会那样，天、地、人都在一起，是和谐的。但脱离了原来的语言后，人和天地之间的联系断裂了，人被带离了土地，这像是一种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状态。”

不过，对于这种损失，颜歌倒也并不会完全悲观。“是的，你永远都会缺失一部分，不过人可以去综合衡量得与失，再去做（出走）的决定。”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各自糟糕之处，不存在一个真正完美甚至接近完美的地方。但只要愿意承担后果，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被时间困住之后

在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后，颜歌不仅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中文与英文写作中的巨大差异。她身体力行地发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学体系，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判断。

于是，颜歌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验和尝试，比如在用英文写作时，她有意识地对抗“时间”这种英文写作的传统，而采用空间来构造叙事。

还有一次，她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借鉴中国古代小说写作了一篇英文短篇。在这篇《Traveling In The Summer》中，颜歌加入了古典中文小说里的叙事闲笔以及委婉表达。在中文体系里，那些难以名状的部分常常有着独特的美感，但这却让英文编辑感到困惑，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颜歌却十分坚持，最后她说服了编辑保留了这些部分。

“这就是我‘黑化‘的开始，现在‘黑化‘得更彻底了”。对颜歌来说，英文只是一种“写作工具”，她希望，最终可以在英语小说里建构起一种“反英文”的写作传统。

后来，她做过好几场主题为“Writing Against English”的讲座。不过颜歌强调，跟更中庸、会把一些词看得很重的中文语境不同，在英文里，很多时候“against”并不是一个那么有对抗性的词汇，可以表达很中性的意味，所以，against并不意味着单一的、二元对立的“抗争”或是“对抗”，直接翻译成“反”更合适。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这样用反英语的方式来使用这个“后殖民语言”进行写作——颜歌解释说，英语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后殖民结果。所以，使用英文写作，并不意味着就要投身到旧有的英语文学及其思想体系中，也可以建构起“literatures in English”，用英语写作的不同文学。

许多作家就此进行过深度探索，比如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早在1968年，他就写作了一篇名为“On the Aboli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废除英文系）的文章。

在欧美接受过英文写作训练后，恩古吉将自己的名字从詹姆斯（一个典型的白人名字）改成了恩古吉，在肯尼亚语里意为“文学”。他还回到内罗毕大学，将英语文学系改为非洲文学与语言系，推动肯尼亚的语言文学革命。

在后殖民主义的经典著作《精神的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the Mind）里，恩古吉思考，“如果真的有必要学习某个单一文化的历史谱系，为什么不是非洲文明呢？”他认为，“英语属性”是一颗文化炸弹，“消灭了一个人对自己名字、语言、环境、抗争历史、团结、个人潜能和根本上对自己的信念。它让人们把自己的历史看作一无是处的废墟……驱使人们去认同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比如，其他人而非自己的语言”。

不管是使用其他语言进行写作，还是尽力把英文思维“去殖民化”的过程，都是在反对语言霸权带来的否定，去寻找真实的自我。

《紫色》

这样的意识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比如在2020年，经过多位教职员工的投票，康奈尔大学最终把英语系（the English department）的名字改成了英语文学系（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s in English），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歧义（English也指英国人），更重要之处在于词汇“literatures”使用了复数形式，这或许是在强调，多远族裔和人群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也需要被纳入到英文写作的范畴中。

过去常常有一种声音，好像用英语写作就只是“给白人看的”。但这种观点其实有点过时了，现在的英文写作，存在许多实验性与自我探索的部分。

比如前几年诺奖得主石黑一雄，阅读他的小说，尤其是像《别让我走》《克拉拉与太阳》等中后期的作品，会发现从文字中几乎看不出他的国别，他的族裔，甚至他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石黑一雄的小说是世界性的。

石黑一雄5岁时就与父母一同移居英国，他在英国长大、也一直使用英文进行写作，但他的早期的作品仍有比较多日本元素。石黑一雄说过，“我好像需要把日本的故事写完，满足大家的期待以后，我才能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颜歌认为，这其实是许多少数族裔作家的普遍困境，处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时，不可避免的会被他者化地凝视。比如她常常感觉到，自己被看作是一位“亚洲女性有色人种作家”，或者更简单粗暴的标签，“一个中国人”。

这时候，人的个体性好像被抽离了，成为了一种身份的代表，一个身份政治的符号。有趣的是，颜歌与石黑一雄读了同一所大学，作品都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甚至和同一个编辑合作。有一次在出版社年会上，石黑一雄还很好奇地问颜歌，为什么会选择用英文进行写作，或许因为这是大家共享的困惑。

从婴孩到成人，其实一个人逐渐建立自我、培养自己个体性的过程，多年的小说写作，也构建了颜歌的作家身份，但来到英国时，从一个文化环境到另一个文化环境里，过往多年建构起来的个体性却好像都被剥夺了。

“这其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她似乎重新变为一个婴孩，必须要重新用英文写作来建构自己的新身份，去确认自己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颜歌的少部分朋友同时阅读过她的中文和英文小说，不止一个朋友评论说，在两种语言的小说里感到了强烈的分裂感，甚至阅读出了一种随机性，好像“颜歌”成为了一个多元宇宙，不同小说体现着她的不同人格。

“我感觉自己真的有点人格分裂了”，颜歌笑了笑。对于这种分裂，她有时候很悲观，有时候又很乐观。

悲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是在炼狱中，处在一个“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男不女、不东不西”状态里，好像卡住了，有时候感觉十分孤独。不管在哪里，她都没法回到百分之百的状态。不管处在哪个语境里，都需要不断地自我解释，而无法只用语言就能表达自我。

乐观时，她又觉得自己很幸运，“好像我这辈子拥有了两次人生，有两个作家的身份，有两个文学世界，甚至得到了重生”。

尽量去呈现世界的肌理

重新写作《平乐县志》，似乎也是一种在不同人生之间转换的过程。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参照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一般简称“二拍”）的语言风格进行写作。

写完《平乐县志》的写字台的墙，供图/颜歌

多年英文写作之后，颜歌一直在思考，一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才是中文的文学传统和叙事传统，它又携带了什么？

于是，她越发渴望在中文写作中，体现中文性与中国文化里的文学传统，因而对“二拍”的参考也并不奇怪了——这毕竟是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最初构思《平乐县志》写作的时间是2012年，对于如何书写当下，颜歌是十分困惑的。那时，每天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各种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的激烈碰撞，每每让人感到喧哗与浮躁。颜歌认为，这种社会状态恰恰与“二拍”的成书的时代颇为类似，那是在明朝末年，“三教九流”开始萌芽，人们都在无序中寻找有序。

不过再往后十年，也就是断断续续写作《平乐县志》的十年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剧变，这让颜歌遭受了强烈的存在主义危机，她甚至不断会有自我怀疑，写作还有意义吗，这一切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这个拷问，颜歌没有给出具体回答。或许，本来这种疑问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也不是在某个阶段，好像就突然打通任督二脉就能一劳永逸地理解，人似乎总要在疑惑与清明之间不断循环。

虽然早就开始写作，但颜歌一直没有想明白女主角陈地菊的最终结局。这是颜歌写过的最难写的人物，她一直搞不懂，陈地菊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

继续写作《平乐县志》后，当小说进入到收尾阶段，新的平乐镇正在建立，世界发生了巨变。现实中，那是在2020年之后，世界也正在剧变，病毒肆虐，大家都被困在家里，很难看到希望，也罕见真心的喜悦，颇有种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颜歌终于想明白了女主角陈地菊的最终决定，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陈地菊好像活了过来。于是她转过头去，删掉了一大半文字，重新写作了目前的小说。

许多读者评论中，都感受到了《平乐县志》体现的那时普遍的苦楚悲凉、无助以及绝望。颜歌的书写不仅记录了自我所感，也更是体现了时代变化在她身上留下的刻痕。

除了“二拍”的语言风格，《平乐县志》另一个独特之处，来自于书名。如果阅读过地方志，尤其是县志，你会发现里面全是各类琐碎的、事无巨细的记录。比如某年当地产了多少种水果，或是开了多少家美发沙龙。

《小妇人》（1994）

对颜歌来说，县志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当然背后还是有权力的因素，但县志记录的内容，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去中心化、去权力化的过程。

县志会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尽量不加选择、几乎不带歧视地收纳进来。在同一本县志里，会同时记录郫县县长换届和郫县美发店老板数量几何，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许多在主流历史里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也被县志所收录。

这类数据也许绝大时候都被封存起来，鲜有人知晓，使用的时机也许很少，但它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记录本身就十分重要。在去英国前，因为想撰写平乐镇的故事，颜歌专门去到郫县县志办要了许多县志，那里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竟然还有人想关心这些内容，便十分热情地给她拿了许多资料。

在这些厚厚的资料里爬梳时，颜歌突然意识到，小说家写作是在进行选择性的叙事，而县志很大程度上是不选择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而她试图去反思这种权力。

所以颜歌在《平乐县志》里，参考了县志的数据与写作方法，试图去写作尽量多的人物，即使有几个笔墨更集中的视角人物，但也会经历从他们铺开，展现更多群像与社会的肌理。

在人物写作时，颜歌也努力地不评判，而用白描来呈现人的复杂性。她小说的每个人物都有着很明显的缺陷，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正面人物，以尽力消解习惯性的道德评判。

颜歌认为，小说家是一个装故事的瓶子，小说家的职责是去呈现这个世界的肌理，让世界本身来引导故事行走。作者要尽量隐形，不要评判，最好化成风消失在故事里。

不过她也坦诚，理论如此，实际很难做到。就像她在仿照“二拍”里的说书风格时，不自觉地会思考其中的厌女部分，她的选择是干脆放大这种声音，体现这种声音里对男女性别不同从而评价不同的偏颇。也许这样，读者阅读时就会产生不舒服，进而也去思考，生活中那么多的“理所当然”里，到底蕴含着多少不公正与偏颇呢？

这是与过去的告别

短期之内，《平乐县志》将是颜歌的最后一部长篇中文小说。“这是我的告别作”，颜歌在多个场合都有类似的表达。

如果稍微多看过一些颜歌的小说，会发现她一直在写平乐镇，也就是她的故乡四川郫县，那个产豆瓣酱的郫县。

最早一本是于2008年出版的《五月女王》。2004年，颜歌的母亲去世了，之后她开始写作平乐镇系列，这是她写作生涯中时间跨度最久、也投注了最多个人情感的作品系列。

从私人角度来说，颜歌感觉自己始终无法走出母亲去世这个节点，所以她希望在平乐镇系列小说中，尽量去还原母亲在时的那个世界，捕捉那个世界的肌理，那个世界的人事变迁与喜怒哀乐。

颜歌常常在想，如果母亲没有去世，很可能她就不会离开中国，不会到英国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Elsewhere》里也有关于“mother tongue”（母语）的内容，“我有种深层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再讲母亲的语言了”。

在写作《平乐县志》时，颜歌把时间设定在2004年之后，写作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平乐镇。在这部小说里，她将此作为一个平行世界，投入了自己最渴望的期许，陈地菊的妈妈得了癌症，然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在中文写作里面有一个坎，就是我走不出平乐镇”。所以完成《平乐县志》，也相当于一次自我斩断。她进行英文写作，“重新投胎再过一辈子”。

现在，颜歌着手创作着一部已经的签订英文长篇小说，在写作完这部小说之前，她不会再进行中文写作了。

但如果之后再写，她确定自己不会再写平乐镇，也不会再使用四川方言建构的小说叙事了。颜歌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也许，她会去尝试构建，一种异国他乡的全新的中文。

采写：青鸾；排版：欧阳咻、野猪；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理想国经授权转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