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旭 每年，皮克斯的妻女照例要回吉林老家过年。

2月9日，农历大年三十的中午，皮克斯在和妻女吃了年前最后一顿饭后，将她们送往车站。晚上七点，朝阳区将台路，这位身穿橘色羽绒服，有些秃顶的印度男子，踏进了泰姬楼印度餐厅，说道：“朋友们，久等了！”

如往年般，他提前在这家餐厅订了位置，并邀请了十几位印度好友和工作伙伴，共度春节。

去年春节假期的印度餐厅 受访者供图

在泰姬楼印度餐厅的一张餐桌后，摆放着一台电视机。皮克斯走过去，打开电视，调到了春晚节目，关小音量。炸饺、菠菜干酪、黄油烤饼、玉米面饼，皮克斯一边与朋友交谈着最近生物医药的新进展，一边将薄饼撕成小块，蘸着各种咖喱吃下。这家餐厅的主厨来自印度，招待过许多印度来华官员和商人。主厨做的咖喱和薄饼，让皮克斯回忆起很多年前在家乡吃的味道。

印度菜肴 受访者供图

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个关乎家乡、思念和团圆的节日，对皮克斯也是如此。

吃饱喝足，皮克斯与周围人一起用印地语哼唱着家乡的歌曲，而后又起身两两结伴跳舞。伴随着电视中的龙年春晚，聚会持续到了晚上十一点，皮克斯叫了辆网约车，回家路上差点睡着。

这是皮克斯在北京度过的第九个春节。虽然在印度，春节不是一个传统节日，但在皮克斯这里，“春节已经是个节日了”。

皮克斯的九年

很小的时候，皮克斯就离开家乡去了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而后以优异的成绩在英国念完了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后，皮克斯供职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等地的研究所，从事生物科技研发工作长达8年。

此后，皮克斯逐渐厌倦了单调枯燥的科研工作，最终填写了一张去北京调研项目的项目申请表。

2015年，皮克斯第一次来到北京。由于没有经验，在超市买水结账时，身上只准备了一些英镑和欧元，又不懂中文，只能在柜台一边比划一边大声解释。最后一位能听懂英文的吉林人帮他结了帐，“她还祝我在中国顺利，我感动得不知道对她说了多少遍谢谢”。

机缘巧合之下，皮克斯不久后结识了一位来自吉林的女孩。两人聊得很投机，没多久便在一起结为夫妻，生了一个女儿。为了能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皮克斯放弃了在英国稳定的实验室工作，提着行李箱来到了北京。

皮克斯说：“我也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医药市场，新药研发和药物产业化的机遇太多了，”

没有费多少力气，皮克斯就拿到了多家企业的工作机会，权衡后，他选择了北京大兴的一家药企，成为企业的副总经理。凭借外籍高层次人才的身份，皮克斯顺利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根据官方的数据，截至2021年9月国内获得该资格的外籍人士仅大约1.5万人，在北京还不超过1千人。

九年间，皮克斯一直在这家企业工作，并和企业负责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口罩和酒精价格疯涨，无处可买的那阵子，皮克斯收到了老板给他送去的成箱物资；在他感冒发烧，接连被两家药店拒绝购买药品后，又收到了老板送来的退烧药和抗原试剂。

尽管有不少发展势头不错的医药公司在疫情中倒闭，但皮克斯对中国生物制药产业长期看好的观点没有改变。皮克斯说：“长远来看，一时的起起伏伏不会有根本性影响”。最近，他还成功劝说了一位曾经一起在英国的同事来中国发展。

如今，皮克斯可以熟练地点完咖啡扫码付款，还可以用中文简单交流天气情况——尽管交流天气这个行为本身并不十分“中国”。每周，他也会带着家人去一家他偏爱的云南菜馆。每次用餐时，他都会点一份豆腐羹，和妻子聊聊天，让女儿刷刷自己手机里的小红书，随后逛逛商场，享受一个和家人共度的下午。

2022年春节，皮克斯曾和妻女一起回吉林老家过年。从黎明到黄昏、从高铁到巴士，漫长旅程后，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盘坐在热炕头上的皮克斯满头大汗，吃着东北菜，在妻子和手机的翻译下与一家人聊到了临近12点。

当主持人开始倒计时，皮克斯披上大衣走出门，在不断迸裂的爆竹声中看到了比繁星更耀眼的漫天烟火。

一趟返回美国的春运

2月8日下午五点多，在三里屯的一栋精装公寓内，外籍教师詹姆斯打开了行李箱。如同数亿中国人每年浩大的迁徙般，詹姆斯也要踏上他的“春运”。 次日除夕，他一早出发去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往美国加州橘郡的航班。这位居住在北京的美国加州人，等待这趟超过18个小时的旅途等了4年。

前一天，詹姆斯还坐在学校的礼堂里，看着学生们穿着红色的礼服，在舞台上表演各种节目。五六岁的亚裔和欧美小孩，盘坐在地上，敲着西瓜大小的鼓；再大一些的学生，三四个站在红色大鼓周围，双手拿着鼓锤敲着鼓；高年级的学生站成一排，举着话筒唱着《友谊地久天长》。

詹姆斯坐在台下，鼓掌之余感叹着几年前，人们过年还只能呆在家里，用手机互相祝福。

这些年，他在北京明白了一件事：春节是一个象征着团聚的节日。

詹姆斯想念大洋彼岸更暖和一些的加州橘郡，他想找一个晴朗的日子去海边，像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里那样，踩着帆布鞋，滑上一小时滑板；他也想念父母，不知道日裔母亲，今年还有没有给家里的小孩准备他少年时领过的红包。

詹姆斯来北京前，曾辗转西班牙，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和韩国，在许多大学任职教授。他是个典型的“斜杠青年”：老师、社交达人、滑板高手、武术爱好者......而北京似乎满足了他对于生活的一切需要。

如今，詹姆斯是北京一所头部国际学校的语言习得专家，负责给外籍教师提供语言教学的评估和建议。他住在三里屯的高档公寓，每天9点，开往学校的定制班车会停在他家楼下，下午4点半，同样的班车会送他下班回家。

如果傍晚去三里屯附近的健身房，你也许会看到他练习武术，或是在三里屯酒吧街的某个酒馆里，看到他和朋友吃着牛排，喝着酒，聊着天。詹姆斯除了在酒吧里畅饮，还会参加墨西哥大使馆舞会，英国人举办的交际会，和校内组织的各类主题晚会。有时，他也会脱下西服，换上帽衫，反戴一顶鸭舌帽，在奥林匹克公园，或是意大利中心的门口玩滑板。

三年疫情后，詹姆斯觉察到了一些变化。一些周六的傍晚，当詹姆斯走进往日火爆的酒吧时发现大厅不挤，酒保无所事事，也鲜有中外语言的混杂交谈。“或许是酒吧文化发生了改变”，詹姆斯解释道，“当时我和我的朋友因为身份（外国人）难以进入一些酒吧和餐馆”。

在三年疫情后，一些常住外籍人士选择换个城市或国家生活。一位北京外模（外籍模特）经纪人已经接近失业状态，他的两个微信号曾有一万个联系人，其中六成以上都是老外，如今还在北京的仅剩几十人。

2024年1月18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曾介绍，2023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为在华常住外国人签发各类居留证件71.1万人次，在华常住外国人已恢复至2019年底的85%。

詹姆斯的想法没有改变，他决定未来几年还会在北京工作生活。“在北京，我的收入足以支付完大学学费贷款后，还能租间不错的房子”，詹姆斯说，“并且北京空气也很好，在菲律宾我总是咳嗽”。

 “老北京人”

2月7日，爱迪生晒了一张午餐照片：桌上摆着他爱吃的胡辣汤，小酥肉，炒包菜，还有一碗大拉皮。他配文：“在单位吃完这顿工作餐，就要过年放假啦！”

工作餐 受访者供图

这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中年男性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他的社交媒体头像是与天安门合影。 他逛过很多次北京春节庙会，人山人海的庙会让他印象深刻。“我知道春节代表着什么”，爱迪生说。

2月8日，除夕前一天的晚上8点，爱迪生大叔发来了一张登机的图片。在窗外昏黄的机场灯光中，他即将飞往日本东京。爱迪生独闯北京，喜欢在春节假期出游。去年春节假期，他住在延庆冬奥村，白天顺着雪道疾驰而下，晚上则对着灯火明亮的冬奥村按下快门。

登机中的爱迪生 受访者供图

2月9日，农历大年三十，这位阿尔巴尼亚大叔坐在一家墙上贴满菜单的小餐馆里发了个朋友圈：“新宿的寿司真好吃。”

新宿的餐馆 受访者供图

这次去日本，他的计划是先去东京，然后跟着感觉去想去的下一个地方。“这是我在北京养成的习惯。”他说。

在北京的时候，他总会背着相机，带上电脑，在北京走街串巷后，在咖啡馆里办公。阿迪生总会在胡同里找不着北。后来他发现，不管方向，四处沿途看看竟能发现很多额外的收获。当目的不再是一个深藏胡同里的大宅院，他反而能注意到沿途年代感十足的小卖部，瓦片房楼顶踱步的橘猫，歪在墙头布满灰尘的自行车......

2005年，初到北京工作的爱迪生租住在石景山八宝山附近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中，需步行一刻钟到地铁站。当时的石景山最大的商场是华联，要买进口商品还得去20公里外的王府井或者更远的国贸商城。“中国人很友好，双手比划着也能交流。”他回忆道。

他爱北京拥挤的地铁，爱北京嘈杂的车水马龙。在他眼里，这些是城市的烟火气。“过年的时候大街上都没什么人，显得冷清。”爱迪生说，前些年，他还喜欢看看人们放的烟花。

爱迪生曾经是电视台主持人，后来辞了职，专门做起了自媒体，以他的视角观察并记录着北京与中国。他会在餐厅厨师面前伫立许久，看着一整只烤鸭被片成数片后放在精致的盘子里，也会在清晨走进一家饭馆，跟网友分享面前的卤煮有多好吃。不久前，他还去了十三陵，在脸书上发了许多帝王墓冢的图片，很多人都点了赞。

爱迪生拍摄的北京烤鸭视频截图 受访者供图

爱迪生从石景山搬到了朝阳，感受到北京发展的迅速。以前，他只有去海淀或是朝阳才像是进了北京。但现在，房山、昌平这类近郊城区也都有了地铁和大商场。他去年回阿尔巴尼亚待了十几天，发现出门还要准备现金，“在北京，一个支付宝就够了。”爱迪生称。

“今后我也会一直住在北京的，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爱迪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