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伟/文 1985年，我考上了大学。

这是一起预料中的重大事件。亲朋好友早有心理准备，纷纷以实际行动表达热烈祝贺。

他们有的送来了鸡蛋，有的送来了米面，最有面子的是送来10块钱。

跟10块钱一起出现的，是一套“两毛钱”的说法。他们来到我家，聊一会儿天（拉呱），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10块钱的票子，说：“给小孩两毛钱，路上买水喝”。

到现在，我们那边还流行“两毛钱”这个说法。碰到红白事随礼，不论送上多少钱，都说花了两毛钱。

当然，对于父母两边的近亲而言，这起重大事件，不是两毛钱能打发得了的。

还得有一顿大吃大喝。

我的母亲有兄弟姐妹5人，她最小。换言之，我有两个舅舅、两个姨。两个舅舅在宋家沟，大姨在相沟，二姨在殷家沟。根据母亲的安排，我要把这3个“沟”扫一遍，在每个沟吃一顿宴席，总共收回来40块钱。

“扫沟”行动的头两站进行得很顺利。我享受了当时的最高规格的宴席标准，8个碟子8个碗。我和舅舅、舅妈（妗子）、姨、姨夫、表兄弟、表姐妹欢聚一堂，桌子上摆满了碟子和碗。他们是真高兴，一方面为我高兴，另一方面，8碟8碗的宴席对他们而言，也是难得一见的。

最后一站，殷家沟二姨家给我印象最深。

二姨生了1个女儿、6个儿子。到了二姨家后，我和二姨夫、表兄弟在堂屋（客厅）拉呱，二姨和表姐在厨房里进进出出。

摆上桌的，不是8个碟子8个碗，是6个碗，清汤寡水、素多荤少。

表姐把最后一个碗摆上来的时候，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满脸歉意地对我解释说，本来也想做8个碟子8个碗的。

我鼻头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走的时候，二姨掏出了10块钱塞给我。我坚决不收。他们一家人围着我，逼着我收下了。

我在殷家沟村外洒了几滴眼泪，然后收拾心情回了家。

时光荏苒，一晃儿几十年过去，母亲和两个舅舅、两个姨先后作古，父亲也移居到临沂近郊。除了逢年过节，我们家和这些表亲的走动也不多，彼此情况都不太了解。

2021年夏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殷家沟你表姐你还记得不？

我说记得。

父亲说，你表姐在北京给一户人家当保姆，已经做了7年了。他也是刚刚知道。

我大吃一惊！

父亲给了我电话号码。我立即联系，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几天后的中午，我和表姐在马连道茶城附近见面，一起吃了个饭。

表姐老了，但是隔着大老远我就认出了她。她介绍说，雇主在临沂工作了一段时间，恰逢孩子出生，就请求临沂的朋友帮忙找一个人看孩子。雇主说，沂蒙老区的人太好了，一定要找个人。就这样，表姐来到了北京，当时孩子才6个月，现在7岁了。

我问雇主对她如何。表姐说，非常好。她只管带孩子，其他什么都不用做，工钱都是及时足额给的。如果回家，来回车票都是雇主给买。她给我看孩子的照片，一个精瘦的男孩。我问，是不是很皮？表姐说是的。我知道，这孩子再皮，表姐也应付得来。她在家能照顾6个弟弟，照顾一个北京男孩，没问题。

有一个细节，让我差点哑然失笑。和我见面，大概是表姐7年来唯一一次的外事活动。雇主也很好奇，以为我是来北京打工的。表姐告诉对方，俺弟弟是清华毕业的，在北京工作。雇主表示钦佩。

我不是清华的。

但我不能、也没有必要纠正表姐的这个错误。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在她的印象里，这个表弟考到北京了，上的一定是最好的学校，清华大学。

那次见面之后，我和表姐没有再联系。她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在上海，她说她要去上海，给小女儿看孩子。这边的孩子大了，不用看了。

这次过年，我回临沂。年三十，表姐与我微信语音通话，问我是不是回来了，我说是。她问我坐车的还是开车的，我说开车的。我们约定，初二她过来看望我父亲和我。

初二一大早，表姐坐着一辆五菱宏光来了。我出门迎接。她打开车的后门，除了大大小小几箱礼品，还有三大桶花生油，每桶20斤，三桶60斤。她指着三桶花生油说，这是给你的。然后指着其他礼品说，这些是给俺三姨夫（我父亲）的。

我说太多了，不能要。她说你不是开车了吗，都带回去。我推辞一番，接受了。

进到家里拉呱，说起各种事情，通报彼此的年龄，大家都非常感慨。表姐已经63岁了。她小女儿是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在上海工作，嫁给了一个江苏小伙子。表姐说，她过了年就回去。我问，回上海吗？她说，回北京。

我又吃了一惊！

原来，表姐的小女儿还没有孩子。北京的雇主一家，不舍得表姐，让他留下来继续照顾孩子。

父亲评价说，10年了，处成一家人了，感情太深了。

大年初四，我启程回京，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包括三大桶、60斤花生油。

这是真正的沂蒙土榨花生油，小时候的味道。

想起几天之后，表姐也将回到北京，我的心里温暖如春。

对她来说，有一个最棒的弟弟，清华的。

对我来说，有一个最棒的姐姐。她用沂蒙女性的真诚，陪伴一个北京男孩，从6个月一路长大，长到10岁，还要继续陪伴。

我是她的骄傲。

她是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