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价格目标是经济工作重点

目前，国内机构对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大致在5%左右，略低于去年的5.2%。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若能实现5%的增长，微观体感和市场情绪相对于去年将明显好转。由于GDP价格平减的原因，去年的名义增长只有4.6%，而今年平减指数很可能转正，名义增速有望超过6%。名义增速的改善，最终有望体现在营收、利润、薪资和资产价格之上。因此，锚定5%的实际增长和实现6%以上的名义增长，应该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共同目标。要提升名义增速，宏观政策组合应该主动转变思维，更多地聚焦于价格目标。因此，今年还有继续降准、降息的必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应该更多地直达居民部门，让广大民众感受到政策的力度和温度，进而改善市场情绪和提升消费信心。简而言之，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更多地专注于价格目标，货币财政政策协同发力，尽快走出低通胀的困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降息仍有空间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通胀水平保持低位，被动导致实际利率升高，近期央行调整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市场的降息预期。对比美国，可以发现美国实际利率由于加息和通胀下行已升至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去年7月暂停加息后，实际利率基本为通胀下降导致的被动升高。为避免利率在限制性水平过高过久，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二季度降息。对中国而言，低通胀导致的实际利率升高问题同样存在。当前我国自然利率水平略低于2%，相比本世纪初约下降2个百分点。同时由于通胀保持低位导致实际利率升高，其高于自然利率的限制性水平处在历史偏高位置。考虑到美联储降息后中美货币政策有望趋同，且今年中国通胀不具备大幅升高的基础，在相对较高的利率限制性水平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降息空间，且可适度增加政策利率调整的幅度。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人民币汇率宽幅震荡

2023年，在国内经济曲折复苏、央行进一步宽松、海外经济韧性超预期、美联储继续紧缩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延续了震荡调整行情。2024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分别是国内经济修复、海外货币紧缩以及外汇政策的调控情况。人民币汇率强弱仍取决于国内经济恢复的利好能否对冲海外货币紧缩、美元指数高企的利空。稳汇率的关键在于稳经济，外汇政策调控更多是帮助国内经济调整争取时间。2024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存在三种情形：中性情形下，如果中国经济恢复较好，美国经济“软着陆”，美联储小幅降息，人民币汇率或呈现有涨有跌、震荡的走势；在乐观情形下，如果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得到加强，美国经济“硬着陆”，美联储货币政策急剧转向，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趋势性反弹；而在悲观情形下，如果美国经济“不着陆”，美联储不降息甚至重新加息，中国经济继续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人民币汇率或有可能继续承压。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复苏进行时

中国经济在2023年温和复苏，同时复苏尚未完成，产出水平还明显低于趋势水平。2024年，为了收窄产出缺口，打破通缩预期，预计中国会将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5%左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会适度加力，预计今年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会超过GDP的3%，增加政府债券的发行以保持支出的强度，由于地方债务率偏高，赤字可能更多地通过发行中央国债来弥补。货币政策会发挥辅助作用，预计央行资产负债表将与GDP同步扩张，信贷和货币的增长将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达到8%—10%；估计中国央行在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会下调中期借贷便利利率10个基点；在2月降准后，第三季度可能会再降准25个基点，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房地产融资有望触底反弹，该行业的收缩可能会缓解，对经济的拖累减小。随着就业和收入预期的改善，消费应该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预测全年GDP增长4.8%，通胀回归但仍明显低于3%的目标。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挑战中蕴含希望

202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四大方面的挑战：一是消费会有明显减速。主要原因包括高基数、疫后报复性消费消退，以及房价和股价下行对居民财富的影响。二是房地产因面临三个下降螺旋而尚未止跌企稳：保交楼和卖房的负向循环，地方政府卖地和地方政府支出的负向循环，以及房价下跌和居民削减房产投资的负向循环。三是受过去两年大幅加息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今年可能会明显下降。四是来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受产能过剩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这些行业的投资、产出和出口今年会有所承压。不过，困难与挑战中蕴含希望。今年房地产市场或迎来开始出清的机会。出清的关键是保交付，这很难依靠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能完成，而是需要中央通过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推进。2024年中美利差收窄、汇率贬值压力减小，因此中央有更大空间来推出相关政策。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经济平稳修复

疫情期间，政府、企业和居民端的行为模式都有较多变化，对固有周期规律的破坏明显，表现为财政政策影响放大、货币政策周期钝化等现象。然而，海外主要经济体去通胀终要“交卷”，在加速寻找“新稳态”的过程中经济如何“着陆”，2024年或见分晓。今年，国内财政政策由“蓄力”转向“发力”，“周期”的力量有利于疫后经济延续修复。逐项拆解可见，经济亮点或需回到政策本身寻找。为保证经济转型“稳中求进”，更可行的思路是通过中央“加杠杆”，直接支持基建投资、间接支持消费，地产政策聚焦“三大工程”等。旧疾纷扰之下，国内“求变”的力量已蓄力成型。破局之道：短期，中央“扩表”、地方“化债”；长期，国内1990年代末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当前思路或更接近“渐进式改革”。2023年初“机构改革方案”、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显示“破冰之旅”或已开启。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望缓解，即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2024年，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望缓解。一是，美元指数中枢下移。基于 2016年—2023年数据的回归模型，假设美元指数回落至95/98/100，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预测值分别为 6.7/6.8/6.9。二是，中国经济“预期差”或将收窄。2023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表现的“预期差”已经缩窄，模型残差也在收窄，这与11月下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明显回升相一致。展望2024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宏观政策持续支撑，预期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或将减弱。三是，中国外需和出口前景向好。美国制造业景气、中国出口表现与人民币汇率走势之间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2024年，美国制造业景气有望向上，中国出口亦具备较充足的修复空间，为人民币汇率提供进一步支撑。预计“美国因素”（即美元指数回落）将驱动人民币升值，叠加“中国因素”（即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制减弱，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有望逐步回归6.8—7.0区间。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政策调整或导致高波动

2024年，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走势背离度加剧，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市场预期之间的互动性更加紧密，政策调整可能成为金融市场高波动的导火索。全球经济放缓，通胀压力缓解，美欧等主要央行陆续宣布结束紧缩周期，迈入宽松轨道。美国经济仍有着陆空间，通胀中枢上移，降息迫切性与深度有限，可能进行预防式操作，预计美联储于年中降息，全年幅度约为75个基点。欧洲经济面临衰退压力，欧洲央行与英国央行可能率先启动降息进程。日本央行将历史性地退出负利率政策。作为传统的套息货币，日元加息将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影响。投资者预期在三大央行货币政策降息时间点和幅度、三者降息或延后降息的可能性以及美国放缓缩表的选择等选项之间反复横跳，资金交易高度敏感，容易超前抢跑与大规模回撤，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大幅提高。

（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欧阳晓红、胡群、老盈盈组织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