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泓/文 在流水线制造年代，工人们在工厂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就是为了实现单位时间内更高效率的产出。彼时，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是最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最为勤快的产业工人。

进入自动化生产线时代，机器开始协调人的动作，开启了中国具有现代制造意义的原设备制造阶段。接下来就是原技术制造的年代，从OEM(贴牌生产）到ODM（原始设计生产），从劳动力红利到工程师红利，从智能制造红利到刚刚开始的数字化红利，中国制造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在全球化的制造上狂奔，无人可挡。

在中国制造“火车头”的牵引下，配套制造业所需要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为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通过反向操作的方式，投入更为庞大的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化建设，继续中国制造的狂奔之路。它从单一的工人效率，到制造效率，到供应链效率，到规模经济所溢出的效率，无处不在。

中国制造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之锚，它持续的高效率国际输出，让中国的资产可以用资本化的方式重新定价，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也激活了中国社会的活力。

然而，中美贸易摩擦让中国制造慢慢回到现实：没有强大的市场，再强大的制造能力，也会处处受限。

市场是什么？品牌、渠道、消费者与规则。过去几十年，中国深度模仿美国的市场制度与商业模式。拿来主义虽然效率很高，但弊端在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画虎画皮难画骨”。尤其是商业背后的系统、规则、制度与价值主张，是无法直接复刻的。

制造业从模仿到再造，就是从反向开发走到正向开发的过程。商业的正向开发需要先解构后重构，重建逻辑，重造结构与重塑主张。伟大的企业都是在解构与重构中获得新的效率，进而获得全新的竞争力。

更高的制造效率不是生产的拓展，再宏大的市场也有尽头，安全的经济结构需要均衡。制造业更高的效率是向内拓展，拓展产品的内涵，拓展市场的文化，拓展商业的规则。

没有向内的拓展，再高的效率，也有其边际。一个经济结构发展到边际其效应就会递减。如果还用原来的政策头寸去刺激，它不仅毫无作用，反而容易形成低效率或者反作用的“人工催熟”。

我们不应把所有的政策头寸投入到供给侧，而应该是消费侧。需要有更高的效率去到达市场，到达用户消费者，或者说，到达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民服务看起来高大上，但其实很朴素，就是老吾老，幼吾幼，衣食住行，就是公平与保障，就业与消费。

中国制造的更高效率，是内生，而非外向，是如何高效率到达市场与人民。渠道与品牌，观念与文化，标准与系统，规则与制度，这应该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起点。期望中国大市场的建设为中国制造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更高的效率。

（作者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