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文 历史是什么？历史学者葛剑雄回到本源，从字意拆开来说“历史”：“历”就是历法，繁体字的“歷”与“曆”相通，即按时间顺序记录；而所谓“史”，可以从象形文字看出端倪，其原型就是一个人拿了一个记录的板。这个人，最早的原型的未必是史官，更可能是巫师。

中国历史起源于巫史传统。最早，巫师记录承担了向天、神、祖宗报告，沟通天人之际的任务；随着记录繁多，“史”从“巫”中分家出来，二者也有了新的分工，“巫”负责沟通报告，“史”负责记录收集。至此，根据葛剑雄的总结，专职史官记下来的内容被称为“史”，将这些“史”按日历编排，就称为“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最原始定义。

历史对于中国人是特别的，中国从有文字记录开始，对于历史的记录就没有断过，中国也保存了历史上最多的史书，这点在其他文明中是罕见的，不少海外历史学家也了强调过这一点。葛剑雄老师在谈到古代华夏人对历史的重视的时候，就多次强调一个说法，“欲亡其国，先灭其史”。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孔子修订鲁国历史《春秋》，甚至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这就体现了历史的作用。古人对于历史的敬畏，其实很大原因在于历史的起源，因为历史起初并不是写给我们这些后人看的，而写给天、神、祖宗的报告。古人强调“视死如生”，也正因此，对于历史的敬畏也油然而生，“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人，没有人敢不保持对天、神、祖宗的敬畏，因此也都保持着对史官记录内容的敬畏，当时的人特别害怕因史官记录了自己的恶言劣行而在生前死后得到惩罚，更害怕祸延子孙”。

那么，在中国如此漫长跌宕至今的历史中，什么是变化的，什么又是长期不变的呢？这也是文史大家葛剑雄教授的著作《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的主题。本书长处不在于深，而在于博，因此更适合普通大众阅读。全书并不是按照朝代来通讲，而是按照疆域、城市、人口、外交、人物等关键词串联起来。自然、疆域与人口，正是葛剑雄老师的当行本色。

从开篇史官的原始定义出发，葛剑雄指出史官的职业道德就是如实记录，“要对天、神、祖宗负责，而不是对统治者负责。”但是现实之中，这点常常遭遇各种问题。葛剑雄以孔子为例，孔子在编撰《春秋》时候也不是完全讲求客观性。孔子首先强调一点，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也就是说，地位高的人或者品德高尚又有本领的人，要隐藏遮盖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谁来规定谁尊谁贤？这也体现了孔子的价值观，“尊者的标准，是孔子根据心目中的‘周礼’，按照‘周礼’规定的等级和秩序来定的。而贤者的标准自然是根据他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念来定的。”

其次，孔子还强调，“笔则笔，削则削”。这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该记的就记，不该记的就删掉。在孔子修订过程中，其实很多原始史料也就这样消失了。而孔子所谓的“良史”（优秀史官），其实未必是如实书写，而是写法符合其价值观。比如“赵盾弑其君”的记录来自晋国史官，但是实际被杀的晋灵公是位昏君，真相是赵盾屡次劝阻，被他怀恨在心，反而派人刺杀赵盾，导致赵盾不得已出逃，最后晋灵公被杀。可以说，赵盾并没有杀死晋灵公，但是史官认为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两大理由：赵盾没有离开国境，也没有惩办凶手。对此，赵盾也无可奈何。

也正因此，每个朝代成立后的大事之一，就是修订前朝历史，表示自身的正统性。葛剑雄强调，从《春秋》去审视这些“正史”，比如“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官修历史，其实都是体现了本朝的“孔子成春秋”的延续，“新建立的朝代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隆重地为前朝修史，其目的不仅是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更是为了证明本朝得了天命，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对于历史的审视，哪怕面对所谓言之凿凿的材料，也有了不同滤镜，这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祛魅”，反而更能接近某些不能书写的历史真实。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清朝，清朝入关之后，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就开始组织专门机构修《明史》。

不用说，这个阶段的《明史》主要是体现清朝得到天命、天下归心。但是随着天下稳定，乾隆继位之后，开始写明清两朝人物，风向又有了变化。因为清朝已经获得正统，价值观必须要重新确立，所以根据乾隆的指示，明朝降臣待遇有了变化，哪怕是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富贵终老的洪承畴等，通通编入由清朝首创的《贰臣传》——“伺候过两个主子的，投降清朝的明朝的叛臣”都被称为“贰臣”。与此同时，史可法等明朝抵抗清朝的人，反而统统列为忠臣，甚至地方修书也是如此，抗拒清兵的，一下子都成为忠臣、义民、节妇。

原因何在？葛剑雄认为，“因为这些降臣的作用已经毫无意义，而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稳定统治更加重要，通过编纂历史可以做到。”不要小看历史的作用，正是通过一再对于传统价值观的确认，清朝在遭遇太平天国危机的时候，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不变与万变》虽然是面对大众的书籍，看起来不少篇目是谈常识，其实是举重若轻，从贴近读者的问题和与案例引出议论，进而引发读者对于历史的反思，可以说基本做到了史家俱备的四长(史德、史才、史学、史识)。

我曾邀请葛剑雄老师参加读书会，期间葛老师说了一个小段子——有人跟他说，“葛老师好，我很喜欢历史，你看，我自个就把金庸的小说都读完了”。这也许是玩笑话，但是可以看出不同人对历史有不同认知。在葛剑雄看来，很多人以为自己喜欢历史，其实他们只是喜欢听故事，这没关系，但是在学习历史时，不要把个人喜欢的历史当作真正甚至唯一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最终方向是历史哲学。席间有朋友问到，历史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葛剑雄回答，历史和政治的关系从未分开。葛老师想强调的应该是，通过历史材料去解读底层的逻辑。

比如，最早皇帝不能看自己言行举止的“实录”，以免干涉史官记录，但是随着皇权的集中，这一规则也在不断改变，即使唐太宗这样公认的明君也不例外。唐太宗通过杀死兄弟的玄武门之变上位，在父亲也就是唐高祖李渊去世之前，他就要求看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史官婉言拒绝。但是唐太宗锲而不舍，多次追问，多年后终于得偿所愿。他重点看的自然是玄武门之变的前后，但是看了也不满意，甚至要求史官不必“隐晦”。在这样的指示之下，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修改了高祖与太宗两朝“实录”中的有关记录，直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是《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的主要根据。我们读到这样的材料就需要多加小心，追问一句，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到底如何？唐太宗真的是李渊得天下的最大助力吗？甚至，隋炀帝真的如同唐史中那样无能昏聩吗？这样一来，不少原本隐藏的历史脉络就在追问中更清晰地浮现了。

中国人重视历史，这是不是一种对信仰的替代？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仅关于过去，更是关于当下与未来。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应该多了解一点中国历史，而不是迷信历史记录的客观性，这正是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