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2024年1月起，新版医保目录正式落地。面对医保药品因价格较高造成进院难、处方难等问题，各地医保局都将患者用得上、报销得了医保药品，作为“医保惠民”要事予以推进。

在上海，1月10日，市医保局联合市卫健委、申康中心举行了一场医院与医药企业的见面会，让上述创新药面向医院“路演”，既为企业提供药品推介机会，又重申加快推动创新药械临床应用等相关政策利好措施。

要知道，在“三医”生态里，医保局紧紧地管着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又把医药企业作为“小乙方”。医药企业成为“食物链”的最低端，过去，医药企业自己出面推动药品进院，想拜见医院药剂科主任都很麻烦，这次医保局把医院分管副院长、药剂科主任都请出来，给医保药品进院“压场”“助威”，实属难得一见。

不只是上海，湖南更进一步。1月25日，在省医保局、省卫健委联合推动下，省内医院负责人签署了《国谈药品落地共识》，涉及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国谈药品进院、推动定点管理加强合理用药、推动电子处方流转等方面。

医保药品落地难是2018年首次目录调整就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受此影响，部分医药企业降价难放量、难回本，许多患者光看到“灵魂砍价”而难以享受实惠。为此，国家医保局自2018年成立以来，年年联合国家卫健委印发落实文件，从对医院用药行为开展全量监测评价，到将落地效果纳入“国考”等相关考核，刚性约束不可谓不给力。然而，这治标不治本，企业也有苦衷。

上海、湖南两地在维持既有刚性约束的政策力度前提下，首次探索搭建医院与企业的沟通平台，这是协商机制在医保改革中的体现。但不管是“面对面”活动，还是《国谈药品落地共识》，仍有其局限性。一方面，要更重视聆听并尊重医院诉求。应地方主要党政领导要求，有的医保局为支持本土企业，也习惯于组织辖区内所有医院院长开会，并将“本土品种优先使用”纳入对医院考核，这涉嫌以行政手段限制市场竞争，属于地方保护的违法违规行为。无论本地还是外地，医保药品都要公平准入；卫健委、医保局更不应在微观层面过度干预医务人员的日常诊疗决策。

另外，针对一些难保存、高门槛的注射剂抗癌药，为提高医院的医保药品落地意愿，政府应帮助区域内医院建设集中的仓储冷链设施，以“医疗共享”模式减少医院的仓储冷链成本，提高其药品配送效率。针对医院尚未配备的医保药品品种，要想消除医院将处方外流至零售药店的顾虑，还必须构建公开透明的处方流转平台，并且让医院、药店公平分摊用药风险和由此造成的损失补偿。

另一方面，医保药品落地还要照顾企业实际困难。许多企业反映，不像集采中选药品被医保局要求强制医院使用，医保药品还面临“二次进院”的额外交易成本。这种桌面下的行为不仅加重企业负担，而且给医务人员带来巨大的从业风险。下一步，建议各级医保局将协商机制从医药生产企业延伸到医药流通企业乃至零售药店、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广泛征集各类“落地难”线索并靶向施策，并推广公立医院药品“阳光用药”监察系统，让医院药品准入权摊在阳光下接受监督，让各方的合法合理诉求通过协商机制得到满足。

只有各级医保部门放下身段协商，亏损面和亏损额处于历史高峰的公立医院、疫情后仍处于营收与利润负增长的医药产业才能企稳回升，“三医”才能共享可持续的繁荣。

（作者系健康中国研究中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