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广 周擎擎 梁雅楠

受中期“关口重压”的持续影响，2024年我国经济总体将继续保持关口调整与突破的增长特征，即经济适度减速、并在调整中优化结构与提质。总体来看，2024年我国经济将呈现“三调三稳二升”的调整型增长特征。就政策总定位来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十二字方针，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关键，“破”是条件也是结果。

“关口突破”靠的是进，改革是进，产业升级是进，发展新动能是进，坚持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最重要是向前看，实现“进”得到位、“破”得稳顺。要防止过度强调稳而不思进、不求进，表现就是为了“稳”死抱旧动能、旧方式不放。积极的发展观，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善立又善破。

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趋势展望

就宏观经济而言，一条根本规律是中期趋势决定短期经济形势。从中期看，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四大“关口重压”：

第一个关口重压，是我们能否顺利地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同时有效地化解房地产风险。这既是传统增长方式终结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条件。继续依赖房地产，不仅困难重重、代价巨大，而且会对高质量发展构成巨大的内生障碍。

第二个关口重压，是我国工业或制造业正持续地受到报酬递减问题的约束，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约束，创造新的报酬递增机制，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方面我国现在已取得不错的进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正在不断取得进步。特别是IT行业中的华为公司已经取得的一些重要突破。新能源汽车也在加快形成新的全球竞争优势。但这些突破仅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整体性突破从趋势上是必然的，但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没有3至5年、甚至8到10年锲而不舍的持续坚持，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目标难以实现。

第三个关口重压，是消费不足问题可能长期化。现在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不是因为疫情所带来的伤疤效应，主要问题还是分配结构不合理，消费能力不足，广大老百姓消费能力不足，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第四个关口重压，是外部严重的风险挑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可能出现惊涛骇浪的冲击。什么是惊涛骇浪？美国贸易战、科技战不算；俄乌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很有限更不算；新冠疫情不算、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都不算。惊涛骇浪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我国的现代化外部阻力将是空前绝后的，可能出现经济的“大脱钩”或新冷战，这是我们将面临的第四重关。美西方试图对我国在金融、产业、贸易等方面采取全面脱钩的战略，对战略性技术和关键物资进口可能采取极限施压，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

正是以上“四重关”导致了我国经济在后疫情时期的困难和压力。预计未来三四年我国经济增速将维持在4-5%的区间运行，甚至不排除个别年份低于4%。

具体到2024年，我国经济将呈现“三调三稳二升”的调整型增长特征。

（一）调整是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主基调。2024年房地产、消费、投资均将面临下行压力。

一是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处于深度调整中，亟需摆脱房地产依赖。

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10913亿元，比上年下降9.6%，房地产调整力度明显加大。预计2024年房地产将继续保持调整态势，因为房地产的资金偏好、供求关系以及预期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调整将是一种中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周期调整，房价、住宅产销量等调整远未见底，房地产的风险释放也仅处于初期，希望稳房市来稳增长并不实际。相反，需要加快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着力化解房地产所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

一方面，我们要适应房地产形势的重大变化，积极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过去形成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底层逻辑正在改变。从需求方面看，房地产由以土地为导向的增量模式，转向以存量人口为调整的存量优化模式，这种变化使得城镇房地产市场需求端从新进城和刚需购房人群为主，逐渐过渡到改善型人群为主。从供给方面看，房地产发展模式将从传统的开发为主逐渐走向开发与城市更新并重。

另一方面，必须尽快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最佳的宏观环境。高度依赖于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实质是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和投资依赖症的主要表现，而正在加快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创新驱动和共享共富提供需求支撑，如果我国经济长期摆脱不了对房地产依赖，必将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对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障碍。

二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潜力在扩大消费，但由于分配端体制机制性障碍远未消除，2024年消费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

受三年疫情的强力冲击和收入分配端问题的强约束，我国消费增长的巨大潜力难以有效释放。正如我们之前计算的，我国人均消费年均潜在增长率为7.3%，人均资本年均潜在增长率仅为2.8%。即消费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决定经济增长质量。2023年我国消费增长明显恢复，但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相比，仅恢复到一半，最好的月份如前两个月和8月份，也仅恢复到疫情前平均值的70%，还有30%的消费受体制机制性因素压制，主要是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不足。展望2024年，考虑到疤痕效应将逐步消失，消费有望继续恢复性增长，但分配端的约束会抑制消费的增长空间，预计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左右，由此决定了经济增长增速将降至4.5%左右。

三是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有限，但质的有效提升主要决定于投资增长的结构和质量，预计2024年投资增速将小幅回升。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空间有限，投资总量扩张受到人均资本处于增速递减阶段的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呈现长期递减趋势，而且如果不顾后果地扩大一般性投资，不仅会加大许多行业的过剩压力，而且还会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不合理提高而形成更大的潜在风险。

未来一段时间，规模过大的投资（投资率过高，目前仍在40%以上）和严重偏低的消费之间有待加快实现合理均衡，一降一升的需求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又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需求间动态均衡发展，从而激发市场经济的更大活力。首先，从分配角度看，投资和消费是分配关系的体现，高投资会对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占效应。其次，从效率角度看，造成我国高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的投资效率偏低，无法有效发挥对经济增长质的促进作用，长此以往，易形成“资本效益下降—投资扩张—资本效益下降”的恶性循环。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已经超过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峰值，继续扩大投资数量只会导致更大范围的生产过剩、物价下跌。特别是，随着投资量的扩张，僵尸投资累积也越来越多，存量资本的“堵塞”问题越积越大，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第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沉淀下来的闲置资本造成经济社会总成本上升，产生效益损失。展望2024年，由于上年基数偏低的影响，投资增长有望小幅回升，预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3.5%左右，比上年回升0.5个百分点左右，但比前两年平均值低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将呈现逐步下降态势。

（二）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将会出现物价稳、就业稳、地方债务形势趋稳的“三稳”态势。

首先，物价稳。2023年物价较为低迷，甚至一些月份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受消费继续恢复性增长及市场去产能等因素的共同影响，2024年这一情况将有所改善，物价总水平有望温和回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将有明显改善。与物价增长特别是与PPI关联较大的是企业效益的增长趋势。我们认为，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PPI的跌幅明显收窄，导致大多数投资品生产企业效益改善，在前期基数的影响下，2023年8月份以来工业企业利润转负为正，正体现了这一变化。二是未来可能出现的CPI增速温和回升将使整体企业效益得到较大的改善。第三，针对2023年经济恢复中新阻力，诸多行业与企业认识到需求不足问题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主动去产能、去杠杆予以应对，这有利于产业、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从而也会在产出效益上体现。

其次，就业稳。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就业形势有所好转，2024年整体就业形势将进一步趋稳，预计失业率将保持在5%-5.2%之间，但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从就业结构层次上看，25-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进入了较长的下降区间，自2022年11月的峰值5%已经下降至2023年6月的4.1%，就业率保持在高水平。但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近12个月我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相比25-59岁城镇调查失业率高出2-3倍，形势严峻。结构性就业问题突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三期叠加因素的影响--城镇新增劳动力规模不断提高、推迟就业的毕业生不断积累、疫后劳动力失业压力骤然增大；二是由于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不足导致高端就业岗位供给严重缺乏，加之青年劳动力供给积累过多，结构性失业问题异常突出；三是产业升级导致劳动力掌握的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就业观念转变导致劳动力就业预期与现实不符。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仍然是我国最大最难的就业结构问题。

第三，地方债务形势趋稳。政府债务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优化地方债务结构的政策举措将逐步落地。长期以来，我国面临未富先老和未富先债两大问题。地方政府背负了较大的债务压力。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到期能否按时偿还的风险，加之地方政府未来还本付息压力难以化解，而债务的利息支出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当期的财政支出、投资等决策。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人口老龄化会加大我国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压力，因此，政府部门还需要加杠杆。我国目前面临的情况和日本当年并不一样，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前，1994年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接近4万美元，是目前中国人均GDP水平的3倍，但1994年日本政府的杠杆率水平非常低。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大概在20%左右，地方政府杠杆率稍高，但也有一些地区严重偏高。所以，改善我国政府债务结构不仅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而且会使政府的付息成本下降。未来两三年，可以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或者扩大地方再融资债规模进行置换，进而大幅减轻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三）升是主旋律，是努力方向，主要是质的有效提升。预计2024年产业结构继续优化、重点区域创新能力继续提高，即“两升”态势将更加明显。

一是新质生产力将催生产业链加快升级，传统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改造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2023年，我国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汽车产业增势喜人，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优势开始确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实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产业现代化的核心。企业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竞争力，有利于整体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助推服务业的高增值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其中特别是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作为新一轮科学范式的重要发展方向，将赋能新质生产力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汽车产业的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迅猛增势验证了这一点。2023年我国汽车总产销量双双突破30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渗透力与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同时，在产业大转型、大升级时期，产业之间的增长分化现象将依然明显，但2024年及之后的几年，将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分化中突破将逐步代替分化中衰落，传统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的改造将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二是以重点城市辐射带动的区域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推进，创新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备受重视。区域创新范式积极变革，各地都在积极争取政策优势、制度开放。目前，区域创新表现出以重点城市辐射带动的特点，且“南热北冷”问题依然突出，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2022年第一梯队的六个地区创新能力强劲，为我国创新领先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其中按照“南—北”格局划分，南方地区占据4个席位，而二三梯队多为中西部地区，创新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多中心的区域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未来几年将会进一步巩固，包括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创新集聚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及以成都、重庆、武汉、西安为中心区域性创新集聚区，将充分发挥其创新集聚的带动效应，增强区域发展的创新动能，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