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国际文化交流专题片正式对外发布，这是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首部对外推广宣传片。该片旨在深入挖掘城墙的遗产价值，扩大“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展现14座城墙的独特价值。西安、南京，兴城、襄阳、荆州、临海、寿县、凤阳、正定、宣化、汀州(长汀)、开封、肇庆、歙县这14座城市组成了“中国明清城墙联合体”，力图通过申遗的方式，为城墙提供更好的保护。

南北城墙各有特色

城墙不是明朝才有，中国申遗的城墙统称明清城墙，盖因明清是历史上大规模新建、改建城墙的高潮时期。在前朝遗留城墙的基础上，统治者结合当时的礼制重新设计规划，形成了南北形态各异、功能完备的筑城体系。

在北方平原地带，城墙遵循儒家规整、对称的要求，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礼制建筑置于中轴线，道路与城门相连，城内格局如棋盘状。南方则依循道家“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让城墙走势符合山川河流。

“中国明清城墙联合体”中的西安城墙和南京城墙，分别是北方城墙和南方城墙的代表。

先说说西安城墙。资料显示，西安城墙建于明洪武三年至十一年，是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和元代奉元城基础上扩建而成。原为夯土城墙。明隆庆年间，巡抚张社在夯土城墙外首次包砖。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和加固：将包墙增厚,铺设海墁，并增修排水道、宇墙口等。城墙周长13.75公里。

西安城墙是用黄土分层夯打版筑而成，黄土首先要经过精筛，然后加入少量的石灰、细砂和麦草秸秆，拌匀之后进行夯打。资料显示，西安城墙高12米，底宽16—18米，顶宽12—14米。城墙的厚度比高度还要大，真可称得上是“固若金汤”。这些厚厚的墙砖，与护城河、吊桥、女儿墙、垛口等一系列军事设施一起，构成了西安城墙科学、严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西安城墙每面各辟一门，东名长乐，西名安定，南名永定，北名安远。门上建楼门楼，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闸楼及周围城墙已在民国初年拆除，现存正楼、箭楼6座。除南面箭楼下无门洞外(门分从瓮城左右开)，其他3门箭楼下各穿门洞。从民国开始，为了进出古城交通方便，先后新开辟了多座城门，至今西安城墙已有城门18座。

南京城墙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明洪武十九年建成，洪武二十三年增筑外郭。南京城墙根据地理条件和军事防守的需要而建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城。

南京城墙周长为33.676公里，现存25.1公里。城墙为砖石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每块城砖上都印着制砖府县和监烧官员、烧造工匠姓名以及年月日。据统计，城砖除由工部及驻京卫所组织在南京烧造外，还来自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5省范围的28个州府、118个县。其中江西袁州府等地以白瓷土造砖，坚实细腻，质量最佳。

南京城墙的建造因各段所处地形和位置不同，采用的建筑结构也不同。南城及东西城的南段，面临平原和河流无坚可守，除以河为堑外，城墙建筑最为坚固。墙内外壁表层用大块条石砌筑，里层填以巨大的块石，形成各厚3米左右的内外墙体，均用糯米汁加石灰灌浆。内外墙之间再填以黄土、片石，隔层夯实。至于一些特殊地段，又有特殊做法，例如朝阳门附近及狮子山地段，依山而建，仅在外侧修筑砖石墙体。石头城一带，下部利用原有的陡峭石壁，仅在山项上加筑很矮的砖墙等。

曲折的保护之路

人们对明清城墙价值体系的认知，是从无数次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最开始的时候，不少人将城墙视作封建社会的糟粕。按照他们的说法，一看到城墙就想起了曾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加之，城墙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它们的存在还妨碍城市的发展。将城墙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了不少地方的选择。

于是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地区掀起了一股摧毁城墙风。这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北京的城墙。为了保住它们，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奔走呼号，提出了新建行政中心、守护旧址文物的种种规划方案。可惜的是，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最终，北京城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幸运的是，还有二十多个城市，在努力坚守着这份先人留下的遗产。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波折，但他们还是“抗住”了。

像西安城墙，能保存下来便很不容易。西安城墙曾几度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危在旦夕的时刻，幸而在老一辈领导人、文物工作者、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坚持和极力保护下，让西安城墙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修护的曙光和命运的改变。

南京城墙，也是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波及南京，同其他古都城墙一样，修复和保护工作也有曲折的历程。南京城墙也曾历经被完全拆除的危险。1954年，南京遭遇了两个多月的暴雨，城内严重积水，城墙浸在水里导致崩塌事故频发。鉴于城墙的安全隐患，南京决定拆除南京古城墙。

在《南京古城墙沿革及保护、维修建议》中有记录南京城墙当时的情况：人防在城墙上打洞164个，在城墙内挖隧道，长十几公里，几乎能挖的地段全都挖了。有些地段衬砌背覆马虎，曾有城顶塌陷，城墙开裂、倾斜的现象发生。此外，一些单位在城墙上随意开辟通道，在城顶占地建房，甚至种菜植树。幸运的是，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偰站了出来，他写了一篇《南京市建设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登在《新华日报》上，意图叫停拆除行动，一部分南京市民也写信到市政府“提出批评”，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使南京城墙得以幸存。

进入新时代，人们对城墙产生了新的认知。随着城市软实力竞争的加剧，城墙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乃至经济价值被发掘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把城墙视为现代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墙由此完成了从“封建社会的糟粕”到“现代城市文化符号”的蜕变。

如今的城墙，被认为是“世界级的宝贝”。如何保护传承好城墙，成为了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西安、南京，兴城、襄阳、荆州、临海、寿县、凤阳、正定、宣化、汀州(长汀)、开封、肇庆、歙县等十四座城市给出的破题之策是组成“中国明清城墙联合体”，他们准备通过申遗的方式，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申遗之路道阻且长

“中国明清城墙联合体”将明清城墙申遗是有底气的。

首先，这十四个城市的城墙，正好符合等级有序的城池建制。京城这一级别的有南京城墙，皇城这一级别的有凤阳城墙，西安城墙、荆州城墙等代表了府城、寿县城墙代表了州城、兴城城墙则代表了卫城。明清的城市构架，借此，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

其次，这十四个城市的城墙，地域分布上有代表性。“中国明清城墙联合体”，既有体现关外特色的兴城城墙，也有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安城墙。既有长江中游的荆州城墙，也有位于南北方交汇地带的襄阳城墙；既有面向东海的临海城墙，又有位于江淮平原的寿县城墙；既有淮河流域的凤阳城墙，还有地处长江中下游中心的南京城墙。这些城墙分布于中国大江南北，分别是不同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城墙，体现了中国城市城墙的多样性。

同时，这十四个城市的城墙，体现了多元发展的筑城思想。“中国明清城墙联合体”中的城墙，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方正型”城墙，其代表是西安、兴城、寿县、凤阳城墙。一类是“自然型”城墙，其代表是荆州、临海城墙。第三类是“方正与自然结合型”城墙，这一类的典型代表是南京、襄阳城墙。这三种类型的城墙基本囊括了明清时期中国城墙在形制上的主要模式。

不过，虽然明清城墙申遗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是申请之路并不顺利。自从提出申遗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十七年，这十四座城市仍在冲锋的路上。

至于原因，既有内部的掣肘，也有外部的阻挠。

就内部而言，十四座城市“抱团”申遗，虽说有利于将各城市拧成一股绳，但体量浩大的城墙序列给申遗工作带来不少难度。加之，各申遗城市对城墙保护的认识、重视度并不相同，保护法规缺乏统一，如何做好协调工作，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至于外部，则牵扯着许多其他因素。自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后，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从未停歇。到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时，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五十五处，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一荣誉背后盘根错节，中国世界遗产数量的攀升，也意味着往后申遗会更难。

近年来，个别国家结成利益同盟，在世界遗产大会上推翻咨询机构的意见，强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阻拦他国遗产进入名录。这样一来，申遗不仅要靠遗产本身的价值，还是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角力。这也给明清城墙申遗增加了难度。

此外，当下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更重视乡镇、农村遗产，注重“活态遗产”的保护。而明清城墙则是城市遗产、“静态遗产”。这让明清城墙申遗工作面临重重阻碍。

虽然困难很多，但正如屈原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不放弃，明清城墙申遗项目，终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