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儿童肥胖问题严峻，过去四十年内，全球5~19岁儿童肥胖人数增长超10倍，中国儿童肥胖率也不断攀升。持续增长的儿童肥胖人数和肥胖率为儿童健康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

肥胖对健康的影响不只是身体脂肪的过度蓄积，更是对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呼吸系统等多个身体系统的长期损害。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成人病（慢病）防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米杰表示，糖尿病、高尿酸、哮喘、骨质疏松等也与肥胖密切相关。

在加剧全球疾病负担的同时，肥胖也带来了巨额经济开支。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从政策端提供支撑。儿童肥胖防控并非单部门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多部门多领域密切合作的密切工程，更要从社会层面改变儿童肥胖认知偏差的现状。

“目前可以供我们选择的干预措施非常多，不能盲目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合适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中国儿童肥胖防控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选择符合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委员马冠生研究团队成员张曼强调，从宏观层面来看，要创造健康食物环境，也需要选择科学的干预措施。

儿童肥胖形势严峻

在过去四十年里，全球儿童肥胖率从不足1%激增到10%，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挑战。据了解，1975年的时候，全球儿童的肥胖率不足1%，2016年全球5到19岁肥胖人数上升了10倍多，人口从1100万人增加到了的1.24亿人。

在全球面临儿童肥胖挑战之际，世界卫生组织（WHO）致力于应对儿童肥胖问题。早在2014年，WHO成立了“终结儿童肥胖委员会”（Commission on Ending Childhood Obesity），旨在审查、完善并填补现有法规和策略的空白，并为实现消除儿童肥胖症的集体目标而协同各方力量。此后，《终结儿童肥胖委员会报告》《加速阻止肥胖计划（The WHO Acceleration Plan to Stop Obesity）》等文件进一步强调积极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儿童肥胖问题的必要性并提出干预建议。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儿童肥胖率不断攀升的严峻挑战。张曼介绍，中国儿童肥胖率和肥胖人数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00年以来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的检出率上升了400%，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2030年的时候，大概会有60%的中国儿童会受到超重肥胖的影响。从地区分布来看，一些农村地区儿童超重肥胖率增速大于城市。这也意味着保障农村地区儿童健康面临着超重肥胖和营养不足的双重考验。

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任张倩介绍，根据2017年的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监测数据，我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6到17岁儿童青少年的分别为11.1%和7.9%。相较于2012年的检测数据，6至17岁儿童的6.4%肥胖率大幅增长。持续增长的肥胖率提示着儿童肥胖防控形势严峻。

张曼提醒道，儿童肥胖带来的是多方面的连锁效应。一方面，儿童肥胖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和认知发展，甚至对健康的伤害持续到成年期，进而导致成人肥胖产生一系列慢性病；另一方面，儿童肥胖不仅影响自身一生的健康和幸福，还为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带来沉重负担。

肥胖也为中国民众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据研究报告《2020 年和 2060 年超重和肥胖的经济影响》（The Economic Impact of Overweight & Obesity in 2020 and 2060），肥胖和肥胖相关疾病的成本持续上升。如果肥胖流行趋势持续下去，预计到2030年全球超重和肥胖的经济成本将超过3万亿美元。报告指出，预计到2060年，中国超重和肥胖经济成本将超过1000亿美元，位居第一，排在其后的是美国和印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副主任周脉耕介绍：“在2009年平均每次医疗费用中，有6.18元可归因于超重肥胖。全国每年约有24.55亿元的医疗费用可归因于超重肥胖，约占全国总医疗费用的2.46%。根据目前我国儿童肥胖的发展趋势预算，如果不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到2030年，超重肥胖所致慢性病直接经济花费将增至每年490.5亿元。”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对儿童肥胖问题逐步重视并提供政策支持。2020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旨在降低儿童超重和肥胖率的年增长率，涉及家庭、学校、医疗机构和政府等多方面的措施。方案设定了具体的减少目标，按照2002-201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基线，计划在2020-2030年间将0-18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率和肥胖率的年增长率降低70%。

防控难点何在？

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因素既有生物学因素，也有行为因素、环境因素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健康发展处营养专家常素英表示，从生物学因素来讲，生命早期的营养状况与一生的健康状况以及疾病、慢病的发生等相关。在行为方面，新生儿期未科学添加辅食、膳食结构不合理、含糖饮料饮用率和饮用量上升、在外就餐频率增加等，都将导致摄入能量过高，增加儿童肥胖风险。此外，身体活动的强度和时间也是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因素往往成为儿童肥胖防控难题。常素英介绍，致肥胖环境能增加儿童超重和肥胖的风险，一方面是食物选择存在致肥胖风险，即高油、高糖、高脂食物随处可见、食品标签和包装对相关信息呈现不清晰；另一方面，社会对体重和体型认知有偏差，比如过去将“胖”理解为“壮”。

在社会认知层面，公众对营养的理解也不够充分。米杰表示，儿童营养的关键是吃、动、睡，既要吃得营养，也要保障正常的睡眠。但很多孩子被剥夺睡眠又动得太少，进而导致内分泌紊乱。

此外，儿童肥胖防控自身面临着儿童生长发育阶段和遏制肥胖时期重合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需要审慎、科学地选择干预措施。

“必须要有科学支撑的情况下才可以去采用干预措施。另外，要保证措施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在采用干预措施后，要可以改善儿童肥胖问题。”张曼指出，减重的核心就是要能量的摄入小于能量的消耗，对于儿童，不能单纯限制能量摄入导致影响其生长发育。

除了科学性外，选择干预措施还需要衡量成本效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评估目前全球儿童肥胖干预措施后，提出对含糖饮料征收20%的税收、限制向儿童促销不健康食品、通过手机短信传播母乳喂养知识、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肥胖干预和医生提供营养咨询共5项干预措施。

据介绍，横向对比单项干预措施，对含糖饮料征税和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肥胖干预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从组合角度来看，如果在中国全面实施上述5项干预措施，预计能够减少1.794亿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因疾病失能或过早死亡而损失的年数）的损失, 并带来13.1万亿元的经济收益。如果不实施新的或扩大现有的干预措施的话，0至19岁的群体将终身面临33亿DALYs终身损失，经济影响将达218亿元。

选出科学干预举措也并非终点。张曼强调，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干预措施后，要在实践过程中评估、验证并监管。只有根据儿童肥胖防控的反馈效果不断修正干预措施，才能更好地开展儿童肥胖防控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儿童肥胖防控并非单部门可以完成的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童健康与发展处处长石艾黎呼吁，多领域协作并提供健康的食物环境。国家层面，对不健康食品的营销行为进行管控，帮助消费者通过商标标识了解食品信息；在社会层面，促进食物配方调整，保障学校供应食物是健康的。此外，部分国家对含糖饮料和高脂、高糖、高盐食品征税的实践成果表明，这能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减少健康系统负担。

在多部门多领域密切合作之外，个体是不容忽视的主体。米杰认为，健康寿命从儿童时期开始。目前，国内儿童肥胖防控意识有了显著提升，这为防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但成人多种疾病发生都可以归根溯源到儿童时期，从小建立健康的行为习惯是儿童肥胖预防的关键。

肥胖症有很多相关的并发症，涉及多个学科，这种患者通常有不同的病程、不同的肥胖程度，不同的合并症，特别需要为他们提供一站式、定制化的多学科诊治服务。2023年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肥胖大会上专家们共同启动了科学减重“蓝蜻蜓”行动，“蓝蜻蜓”行动旨在让中国公众真正认识到肥胖是一种疾病，而且能带来很多相关的并发症，进一步传递科学减重理念。在不久前的第十界广州塔登高公开赛上，中国肥胖大会携手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携手在社会范围推动“蓝蜻蜓行动”，让公众关注肥胖超重问题，通过有效的体重管理，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率，降低社会负担，助力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目标。

未来，中国肥胖大会还将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推动超值肥胖人群数据库的完善和应用，推行肥胖多学科门诊建设，携手社会各界并共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新闻

作者： 林昀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