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万敏 1月27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北京发布以“制造业投资与产业升级”为主题的季度报告。中国金融四十人执行院长郭凯在主题发言中表示,只有当人们的收入良好且稳定增长时,需求才会增加。因此,要增加需求,就需要增加人们的收入。
通过分析历史数据,郭凯分析称,近年来,我国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而言,2020年之前,房地产投资是主要驱动力,但自2021年起,房地产行业经历了显著变化。尽管如此,整体经济形势依然稳健,大宗商品消费保持增长态势。这一积极现象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他行业的增长有效对冲了房地产的下滑。
郭凯指出,政府投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在国内需求相对不强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的大规模增长有力地抵消了房地产下行对经济的拖累。这一趋势与我国强调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新产业的政策导向相契合,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例如仅三四年时间,汽车出口量就从2020年的100万辆激增至2023年的接近5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一成就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大国地位。
郭凯表示:“然而,尽管投资、销售和生产方面表现出色,但从效益角度来看,制造业当前仍面临相对困难。从利润角度来看,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三年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均呈现下滑趋势。尽管生产和出口表现强劲,但利润已经连续两年下滑,这与2020年的基数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当前效益面临的压力。回顾过去40年的数据,我国工业企业利润从未出现过连续两年下降的情况。”
另外,郭凯指出,工业增加值与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之间的差距也较为明显。去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6%,显示出产量仍保持增长态势。然而,去年的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1%,远低于生产增长率。这说明价格正在面临下行压力。
郭凯进一步分析提出,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制造业在生产和出口方面表现出强劲态势,但效益却不尽如人意。供给的尽头是需求。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短期宏观角度来看,生产增加而需求不旺盛时,企业只能通过降价或促销方式来消化产能;二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产量大幅增加而居民消费增速缓慢,降价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以社会零售总额为例,郭凯说,2022年、2023年两年平均名义增速仅为3%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下降0.2%,2023年比上年增长7.2%),与历史数据相比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居民消费增速缓慢,在产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降价成为企业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之一。
郭凯表示:“关于需求结构和收入关系的问题,有一个农业方面的例子。在1947年,美国农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1%至12%,但随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了2000年以后,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大约为2%。美国具有先进的农业科技、出口、资源禀赋和生物技术,同时粮食和农产品作为最刚需的东西,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尽管美国在农业方面的实力强大,农业占GDP的比重却仅为2%。这背后的原因并非供给端的问题,而是需求端的故事。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不会在农业上花费更多的钱。”
郭凯认为,制造业的故事与农业如出一辙,只是稍微复杂一些。在人们最贫穷的时候,大部分的消费都集中在农产品和衣物上,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不太会增加收入中用于粮食消费的比例,而是会增加对于工业品的消费,如购买汽车、家用电器和装修房子等。然而,这种消费也是有极限的。当收入在增长时,人们不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农产品或制造业产品,而是主要花费在服务业的消费上,如卫生、健康、娱乐、教育和养老等。
郭凯说:“这意味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并不取决于国家是否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投资多少以及技术有多先进,这些因素都无法决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相反,这一比重最终是由人们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只愿意将20%至30%的收入用于制造业产品上。即使是最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行业,即使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不会超过20%,而且制造业占就业的比重甚至远低于20%。因此,不能仅仅通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制造业强国或大国的指标。如果这样做,这一比重将会持续下降。更多的制造业供给最终会导致收入比例不会上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不会增加。投资越大,产能越多,单位价格就会越来越低,产量除以GDP是下降的。这是最基本的规律,即供给的尽头是需求。”
那么,什么决定了需求呢?郭凯认为,最终,需求的尽头是人性的体现。从短期来看,影响总需求的东西是由微观个体的个人行为决定的。只有当人们的收入良好且稳定增长时,需求才会增加。因此,要增加需求,就需要增加人们的收入。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也是确定性的函数。当面临价格持续低迷时,真实利率会很高,这会鼓励人们推迟消费。对于居民而言,最大宗的消费或投资是耐用品和房产,这些是需要做出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决定的。对于企业而言也是如此,确定性非常重要。没有确定性,它们可能会推迟或不做那些大宗支出。在思考耐用品消费和房地产市场以及企业投资时,可以将确定性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谈及制造业对外出口方面,郭凯认为,外需是经济意义上的善意的函数。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对外顺差数据,2022年和2023年我国对外顺差大约是1.8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时,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的善意是给定的,也不能简单地将自由贸易视为必然。
他表示:“当我们的行为对别人产生过大冲击时,对方的自然反应是保护自己。这种保护主义的反应,无论是否符合规则,都是客观存在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增加内需是一个既简单又必然的选择。只有当我们增加内需,企业才不会过于依赖出口,贸易关系才能达到平衡。同时,国内温和的通胀和收入增长也将得以实现,经济也能持续增长。此外,我们也不需要过度依赖投资或制造业投资。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来看,拉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应该被视为一项战略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