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里碰见来自老家的几个乡人，他们告诉我，老家林子里常有野猪奔窜，林子里很少有人砍柴了，问我在城里还要不要用木柴取暖。

我的眼前，顿时浮现起旧年柴火的跳跃。

那些年一入冬，母亲就开始进山砍柴，她把砍下的刺槐、杨树、青冈、桐树、松柏、楠木、杉树、黄荆树的枝丫在屋檐下、院坝中堆码成圆垛形。远远望去，这些柴垛如给我们家那破旧的青瓦房打上的厚厚补丁。

砍柴的高潮，是在腊月，满山满岭的树都弯下腰来，低眉顺眼地等待农人去收拾它们旁逸斜出的干枯枝丫。

母亲说，一年到头了，这也是给树木们理理发。

母亲拿着的那把篾刀，在门前的砂轮石上磨了又磨，发出明晃晃的光。母亲背着背篼进山，出山时码在背篼里的柴，高出她的半个身子。

瘦小的母亲，背起的是一座小山，蜗牛一样一步一步挪回家。

柴垛，在我少年时的贫瘠年代，也是一个农家腊月里准备的年货。

看一个农家是否殷实，门前看柴垛，进屋敲谷仓。门前柴垛码得高大粗壮，屋里谷仓用手指敲打时发出沉沉之声，这个家庭就是让人羡慕的，它让主人有了面子，也让一家人在柴火旺旺里吃饱肚子。

那时父亲还在县城工作，砍柴的活就落在母亲身上。

有一年腊月，父亲周末回家，他心疼母亲，就和母亲一道进山砍柴。

父亲是县城机关的秘书，写起发言材料来洋洋洒洒，砍柴却显得笨手笨脚，刺槐树上密密麻麻的小刺把他的手掌刺出了血。

我那一向感情有些敏感脆弱的父亲，突然坐在山石上哭了起来，母亲如哄劝小孩子一样对他说：“你回去吧，我自己来。”

父亲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我托人给你在县城工厂找份工作，你莫种地了，莫砍柴了。”

母亲生气了：“地不种，柴不砍，我们这一大家子吃啥、烧啥？我不去！”

有一年腊月，我家附近山梁的土公路上扬起滚滚尘土，腾云驾雾般开来一辆吉普车，惊动了整个小山村。小孩们大呼小叫着来到吉普车面前轮流抚摸着车身，乡人们说，县城里的大人物来了。

乡人们口中说的这个大人物，就是父亲在县城机关的领导。那天，父亲陪县领导去村里巡视生产，乡里和村里的干部也一路作陪。

我从小是一个怯生之人，等父亲陪着县领导回来吃饭时，我一个人和家里的大黄狗蜷缩在院坝中间木香漫漫的柴垛里。等他们吃完午饭，我才蹑手蹑脚地回屋吃饭，结果还是被县领导发现了，他蹲下身，和蔼可亲地说：“我认得你啊，你跟你爸来过县城，我记得你作文写得好。”

天冷，我的清鼻涕在鼻下挂成了线，我嗫嚅着。

“小孩子胆子要大一点啊，不然长大了怎么干工作？”县领导鼓励我。

我终于鼓足勇气说了一个字：“好。”

我17岁那年高中毕业回家，接过了二伯给我在乡里铁匠铺打的镰刀、锄头、篾刀、铁锨。一套农具无声地告诉我，从此还原到了一个种地人的身份。

我望着那沟壑边的土地，祖祖辈辈匍匐翻滚了一辈子的土地，土地上一季一季生长的庄稼，土地上耸起的林木，我就想，把自己的一辈子也交给它吧。

腊月里，母亲说，你跟我去砍柴。

进入林中，松脂的香气、柏树的油味浸入肺腑。我在母亲手把手的指导下，学着去砍树上伸出的枝丫、干枯的枝条，空寂山谷里时不时传出枝丫断裂的声音。

我和母亲各背着一背篼沉沉的山柴回家，我在前，母亲在后。

母亲累了，她把背篼停靠在一棵槐树下，抚着胸口喘息。

我也停下来等母亲，她望着我说：“从今开始，这个家的担子，你就要帮妈挑一挑了。”

我歪过头去，望见山尖上的雾梦幻一般飘浮着。

把山柴背回家，我们把几天来砍下的山柴在屋檐下、院坝中堆码成柴垛。

一个农家有了柴垛，就开始迎接新年了。

也是那年腊月的一天，我家院坝的一堆柴垛突然失火，冲天火光把我家的房子映得如在火烧云上一样红。

闻讯赶来的二伯说，让它烧吧，火头来了，可能好兆头也来了。

来年春天，我考到了离家3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工作。母亲说，看来是那把火给烧来的。

后来我进了城，在一家小单位里扎下了根。我还是一趟一趟回老家去。家门前那温暖的柴垛，是穿在我身体上的老棉袄。

在风雪漫舞的大年夜，母亲从柴垛里抽出的枝丫在灶里熊熊燃烧着，锅里沸腾着乡间腊食的诱人气味，柴火灶里燃烧的老树根有时发出“轰”的一声响。母亲小声说，老树也是有魂的，这是它们的叫声。

年夜饭后，一家人在堂屋中间燃起的柴火旁守岁，鸟雀一样叽叽咕咕说着旧年收成、新年希冀。但守岁到天亮的，只有憔悴的母亲。天刚亮，一锅奶白的汤圆已在柴火灶上的锅里翻滚了。

如今，母亲也早已进了城。那旧时年月里的柴垛，时不时还在我心里“轰”的一声燃烧起来，照亮一些发黄的岁月。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