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亿(1745年—1799年)是清代中期学者，在金石考据方面著述颇多。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山东博山县县令任上不畏权贵、刚正执法，因此时人称他为“强项县令”(强项形容刚强不屈、轻易不肯低头)。

武亿出生于河南偃师一个官宦世家，据其好友孙兴衍所撰《武亿传》，武亿祖上本是山东聊城人，明朝时他的远祖武恂担任怀庆(今河南沁阳)指挥使，从此留居河南。

少年时候，武亿就表现出不一般的才华。八九岁时，他能用朱笔批阅明代人的八股文，并评判高下，十二岁时，已经通读九经、诸子等书。

武亿未及弱冠，父母先后去世，他的父亲为官清廉，没有留下什么财产，武亿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中。此时武亿回到家乡偃师，偏偏偃师发生洪灾，河水冲毁了他们的房屋。武亿就用木头架高，搭了一间小屋，坐在里面读书。严冬时节，他外出砍柴，冻僵的手握不住斧头，砍伤了脚踝，但他回到屋里依旧读书不辍。

21岁时，武亿参加县试，获得第一名，25岁时，他参加河南乡试，又以第六名的成绩中举人，但之后连续三次会试，他都没有中第。这时恰好学士朱筠爱惜人才、提携后进，门下有一大批青年才俊，武亿也来到北京，投靠到朱筠门下。

在北京，武亿依然坚持读书，终于在第四次会试时考中进士，这时他已经35岁了。在清代，考中进士并不代表立刻就能做官，必须排队等候职位空缺。武亿46岁时，终于等到任命——山东博山县县令。

武亿刚上任，就到乡间访问士绅乡老，体察民情。但是，当时百姓眼中的好官，未必是上级、同僚眼中的好官。由于清廉、刚正，武亿成了官场中的异类。据同时代学者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记载，武亿上任伊始，曾办理了一桩煤窑纠纷案，当事矿主托人送来2000两白银，武亿丝毫不为所动，他说：“你有没有听到天上雷声滚滚，收了你的钱，我怕雷会打我啊！”这在不少同僚眼中，显得格格不入。

“王伦起义”是发生在清代乾隆中期的一件大事。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今山东省阳谷县)人王伦，集合白莲教徒数千人，于秋后起事。他们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又接连攻下附近的阳谷、堂邑等地，但力量毕竟有限，不到一个月，即被清军镇压。但是，首领王伦在混战中不知所踪，侥幸逃过了严酷的惩罚。按照当时的惯例，王伦在寿张的祖坟被刨开，坟内遗骨被焚毁。

之后的十几年，这桩悬案没有再被提及。直到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有一个叫董二的人违反京城宵禁令，被步兵统领衙门(和珅任统领)逮了个正着。审讯的时候，董二供出一个秘密，“王伦起义”首领王伦不是山东人，而是山西人，他的兄长目前在山西崞县生活。

这让乾隆皇帝大为惊诧，原以为王伦一族已被连根除掉，现在怎么突然冒出个兄长来？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连续过问此案，并要求山西巡抚将与此案有关的三十多名人犯悉数押解到热河行宫，当面审问。但是，在看了山西巡抚的几封奏报后，乾隆的疑问越来越大，王伦的祖坟明明在山东，怎么突然成了山西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并说：“此事朕毫无成见，并不稍有偏袒，现已思得办法。”

七月三十日，乾隆降旨山东巡抚吉庆，要求他查明三件事，一是亲自查勘王伦祖父、父亲的坟墓，看是否确在山东寿张；二是之前刨掘祖坟时，是否留有记录可作凭证；三是王伦原籍的官府册籍，地方耆老是否可以证明王伦的籍贯？

如果搞清楚了这三件事，自然可以证明王伦是山东人，从而反证董二是在信口开河。十余天后，乾隆收到了山东巡抚吉庆的奏报，王伦的确是山东寿张人，他的祖坟曾被挖过。

“王伦原籍案”到此就算办结了，但为了以防万一，乾隆皇帝认为有必要查明失踪的王伦是否还在人世。于是，和珅掌管的步兵统领衙门，派出杜成德、曹君锡等十一名番役，到山东等地探访。

这些番役到达博山后自视为钦差，而且横行乡间，又在旅社饮酒博戏、滋生事端，见者敢怒不敢言。武亿得报后，迅速带人赶到现场，但杜成德等人根本没把这个县官放在眼里，拿起兵器和他对峙。衙役见状，畏缩不敢上前，只有武亿毫无惧色，大喝一声，将他们一一扑倒在地。

武亿虽然是文人，但身材高大、膂力超群，再加上这些番役饮过酒，体力不如平时，所以武亿才会在这场“以一抵十一”的对峙中完胜。番役被押回县衙，武亿审问时，杜成德暴跳如雷，他从怀中摸出令牌，掷在地上，大声叫骂说，我们带着提督府的令牌，侦缉要犯，你算什么东西，敢问我们的事情！

武亿反驳说，令牌上明明写着番役两名，你们却来了十一人，多出来的是怎么回事？另外，令牌上写有条文，每到一地，都要联系县令协助侦缉，你们来了三天，却始终没有来见我，又是什么道理？我现在就要告发你们扰乱地方治安，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番役起初态度嚣张，不肯下跪，武亿命衙役挨个敲他们的小腿，伏地后再施以杖刑。一顿板子打下来，再被武亿一吓唬，他们知道讨不到便宜，只好跪地求饶。

武亿痛打这些番役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山东巡抚吉庆的耳朵里。吉庆连续委派多人到博山，核实情形后，他担心自己也会被牵连，于是上奏了一本，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以“滥责无罪”的罪名，弹劾下属武亿。

和珅看了奏折后说，“你是在说我派出的番役行为不端吗？”如果这样，那就说明和珅也是有连带责任，于是和珅退回了奏折。吉庆心领神会，重新写了奏折，只说武亿“任性行杖”，拘捕无辜民众，对番役横行乡间等事只字未提。和珅这才收下了奏折。

八月二十三日的《清实录》记录了皇帝认定武亿的罪名：“任听衙役妄拿平民，滥行重责，以致拖累无辜。”在奏折中，番役被巧妙的虚化为平民，武亿反倒成了恣意妄为的一方。因此武亿被革职，成了一介庶民，此时距离他任博山县令还不到一年。

武亿罢官的消息传回博山，当地百姓不能接受。《汉学师承记》记载，数千名博山县百姓扶老携幼来到山东巡抚衙门，齐声呼喊：“留我好官！”山东巡抚吉庆也没办法，只能把百姓连哄带骗地劝回去。

武亿得到百姓如此大的支持，又是在不实参劾下才丢了官，山东巡抚吉庆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这年冬，吉庆借进京公干的机会，把武亿也带来了去，想帮他重新捐个官，如果事成，便可平复民心。不过，由于当时和珅兼任吏部尚书，统管官员的升迁，武亿革职又是乾隆皇帝亲自过问的，他自然不肯通融。

武亿丢官后，因为积蓄不多，没有立刻回家乡，不少博山百姓为他送粮、送菜，并说：“朝廷不养的官，我们博山百姓养。”武亿不愿意增加县民的负担，离开博山后，他先后在山东东昌府(今聊城)的启文书院、临清的清源书院担任教席。

晚年，武亿的精力主要放在金石学的研究上，乾隆六十年，在山东学政、金石学家阮元幕下，武亿参与编写《山左金石志》，他回到河南偃师老家后，又编写了《偃师金石记》《安阳县金石录》等金石学著作。

清嘉庆四年初，和珅被赐死，同年冬，嘉庆皇帝命人推荐有品德、有才能的官员，有人保荐了被冤革职的武亿。吏部要求重新调查此案，但文书送到武亿家时，他已先一月去世了。

因为有气节、有风骨，武亿很受时人敬重，他的事迹也被写入《清史稿》《汉学师承记》《清儒学案》等多部书籍。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纪习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