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未阅读之前，小说集的书名“哀眠”容易让人以为这本书是要渲染某种暗色调的美。等进入故事当中，尤其是读到《哀眠》那篇里“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道场，没有人死去，而我圆然哀眠”这一句时，再次回顾“哀眠”这个标题，方才意识到，身处生活的“道场”里，张怡微是在对生活的灰色地带展开独特的呈现，也用她的文字作以解读。

《哀眠》

张怡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宿鸟记》里的邹冉让人联想到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里的“无脚鸟”旭仔，邹冉也在漂浮间寻找何枝可依。她的轨迹看上去似乎有着一个确定而美好的方向，但张怡微在故事中放大了邹冉回到佑仁身边之前的心路历程——对新闻的即时反应、成年以来对香港的印象、走马灯式地回顾和佑仁的感情……充满着犹豫、疑惑、厌烦、忧惧等种种“不美好”。当两人在台北重逢后，无论是邹冉还是佑仁，生活的桥段里都夹杂着对未来的不安。

从写作地理的角度上来看，《哀眠》与《樱桃青衣》也是怀着这样一种“既远且近”的目光。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始终记着自己的上海出身，却在香港、台北之间兜兜转转，以此展开不同的“双城记”。《哀眠》中，作为共同好友且单身的“我”观察着鲁西与李智的爱情，将他们性格、生活方式上的龃龉尽收眼底，“我”在他们身上寻找对爱情的理解，试图解答“香港到底有什么光环呢”。对城市与对感情的辨认，在文中构成了一种复调的格局。《樱桃青衣》讲述的是“我”随母亲改嫁到台湾后的故事，但其间夹杂着“我”对上海冬天的回忆，此岸与彼岸之间，亲情与爱情、风物与年景是如此的不同。张怡微细致地写出时间与地域的变迁，感情如台北这座城市一样的湿漉漉，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彷徨无措。

无论是从写作姿态还是题材选取上看，张怡微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书写都市生活时的失真。《蕉鹿记》和《过房》从青年的立场去审视老年人的情感接续，张怡微没有让代际差异对作品产生隔膜。

《蕉鹿记》中，父亲离世后，母亲在等待与蒋先生重组家庭。在帮助母亲寻获晚年幸福的过程中，与蒋翼的接触也开始让“我”重新思考家庭生活的真相。小说篇幅短小，但却容纳着两代人以及各种突转——遇到了蒋先生，母亲拥有了新生活的可能；遇到了蒋翼，唤起了“我”对童年温情的感受；更意外的是，蒋太太成了“我”一个素未谋面的亲眷……故事终结于一个更大的意外，蒋先生猝然离世，让“我”看到了母亲未曾展现过的悲痛，在旁人的眼光里，母亲的深情让她的年龄降格，她是蒋先生的女朋友，亲情与爱情、衰老与年轻在葬礼上难解难分。

能够看到，代际与意外在张怡微的小说里并无区隔，它们是生活的糖衣，溶于时间的水中，浑然一体。《过房》里的老夏和樱桃也构成了一种血缘以外的情感关系，老夏没能和樱桃的母亲佑琪组成家庭，但是在和樱桃相处的过程中，他与樱桃的感情日渐加深，甚至见证了樱桃的人生大事。恰如《蕉鹿记》一样，张怡微在《过房》中也写出情感的“失而复得”，只不过“失”是难以避免的“失”，“得”却充满了唐突以及难以言喻的复杂。《蕉鹿记》和《过房》的最后，眼看着幸福将至，转眼却发现是“蕉鹿梦，画蛇杯”。剥开生活的那层糖衣之后，张怡微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下情感的复杂性，寻获、失去、检视在她的作品中远大于对幸福要义的描述。

此外，小说集延续着《四合如意》里张怡微对数字时代的观察眼光。《伊丽莎白》里狄三、阿胖和白莹是朋友圈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他们情感的隐秘处有赖于校内网的留存以及邮件密码的解密。《免疫风暴》中刘彤对不同人的微信分组，有她对尹悦情谊的前后转变，也给予她释怀父女情感的自由空间。在那个分组可见的朋友圈里，她重新整理了父亲集币册，某种程度上也在勘寻着生活史对家族遗传病史的疗愈意义。类似的，《樱桃青衣》里各种社交软件也以不同的方式，承载着“我”在台湾关于生活工作，以及身处重组家庭内部的种种不适。

恰如小说集中《免疫风暴》这样的篇目涉及药物，有糖衣包裹的药物，通过糖衣来隔绝外界，增加稳定性，同时也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面对不同篇目内含的不同症结，张怡微的小说正是要把生活那层美好的糖衣剥落，搅动平静的水面，也暴露其中细枝末节处的不舒服。“疾病”与“关系重组”可以看作小说集的两个关键词，它们构成了重要的隐喻——剥开生活的糖衣细嗅症结处的气息，要比影视剧中赋加美感与煽情显得更真实、更重要，也更难能可贵。

十二个故事并非都有一个欢快的结尾，告知读者某种生活的走向或是摹写都市的光鲜亮丽也不是小说集的写作目的。如此看来，张怡微的故事对小说集的书名而言，是“跑题”了，她不是要形容一种美的感受，而是写人物如何在生活中求索，以及各自所面对的庞杂情感。“哀眠”只不过是一刻短暂的休息，世情之下延伸与截除的相互作用，是她小说语言更深层的力量来源所在。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刘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