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回到原点的晚清改革五十年

长庚2024-01-20 19:42

曾经出版畅销历史著作《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的青年历史作家谌旭彬，近期出版新作《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该书主要研究了1861年至1911年这50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之一。为什么清帝国的改革持续了50年，最终却走向了灭亡？在他看来，这50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Ｕ形曲线，当期望彻底被失望打败时，没有生命力的清帝国必然要走向灭亡。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谌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庚申之变”

《大变局》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关注的是咸丰十一年(1861）到宣统三年（1911）的改革历程。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大多仅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连倭寇还不如。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最了解“夷情”的知识分子，也鲜有人觉得清帝国需要参照外部环境实施改革。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一向留心“夷务”，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是1840年英军叩关的亲历者。可即便是梁廷枏这样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来自郑和下西洋赠给他们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只要将祖宗们留下来的技术与学问参透，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沿海地区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英法联军之手。一位自号“赘漫野叟”的京官说，洋兵是从安定门入城的，他们登上城墙后便将清军尽数驱离，升起五颜六色的旗帜，还将清军配置在城头的大炮全部掀翻扔进沟里，安上他们自己带来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对着紫禁城。数天后，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䜣惊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探听后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烧圆明园与三山等处宫殿。他后来告诉已远遁至承德的咸丰皇帝，说自己登高瞭望之时火光犹未熄灭，“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

这一年按干支纪年是庚申年。皇帝出逃、京城沦陷、圆明园宫殿被焚，在清代人的历史记忆里被称作“庚申之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人将道光二十年(1840)的英军叩关称作“庚子之变”。比如魏源有一本记载英军叩关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记》，后更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二字是清帝国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常见词语，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清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谌旭彬直言，“庚申之变”则不然。京城沦陷，宫殿被焚，是清军入关实行统治200余年来前所未有之事，不仅咸丰皇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清帝国。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启动的。

倒Ｕ形曲线

《大变局》认为，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50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Ｕ形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Ｕ形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

在前半段，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具体的推动者是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转咸丰皇帝的施政路线，重新团结官僚集团以重塑政权向心力，并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彻底镇压太平天国。改革的长期目的，是引进列强的先进技术，包括征税技术和军事技术，来提升清帝国的实力，尤其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当时流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则点明了这场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制服嚣张的夷人、重塑天朝的荣光。

为达成该目的，外交系统、军事系统、税赋系统和教育系统，皆是主要的改革对象。外交系统由理藩院转型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与近代条约外交制度对接，并向外派驻使节。军事系统大量换用洋枪洋炮，致力于建设自己的近代化兵工厂，并采购洋船组建了近代海军。税赋系统主要是引进近代关税制度，并开征厘税，大搞鸦片财政，让清帝国的税收有了大规模增长。教育系统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外语翻译人才、能够操作近代机器的人才、能驾驶近代军舰的人才。在甲申易枢之前，大部分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中至洋务派地方督抚，下至民间开明知识分子，都对此表示支持。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被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自强改革成效的“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间士绅，皆认为清帝国在经历20余年洋务自强改革之后，当有能力与法国军队一战，保住越南藩属国。于是，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李鸿章、恭亲王奕䜣和总理衙门众大臣更被集体逐出决策中枢，是为甲申易枢。

中法战争最后以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收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帝国过去２０年洋务自强改革的期望。从此，王与后“同治”的时代结束，不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唯一的强力决策者，她觉得中兴已大体完成，享乐的时刻已经到来。整个帝国都笼罩在虚骄的氛围中，自强改革开始减速。

外交方面，总理衙门从改革的重心所在，沦为疲于奔命的中外冲突救火员，“知己知彼、融入国际社会”成了空谈。军事方面，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停止，北洋水师也受限于经费，只能以残阵宣布成军。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成立独立的海军部，更是无从谈起。经济领域的改革则止步于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由兴盛迅速转向衰落，汉阳铁厂长期炼不出一根合格的钢轨。科举改革更是毫无动静。

悲剧很快就发生了。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变”中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耻大辱，最后又回到1900年“庚子之变”的京城失陷、太后携皇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40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谌旭彬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以前反对过“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器械的积极分子。许多以前只主张“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也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实施制度改革、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的积极分子。这当中最巨大的变化是，原本身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成了亟须被改革的对象。

革命与改良

1912年2月12日，清廷中枢于四面楚歌中颁布《逊位诏书》，清帝国正式灭亡。对于这场鼎革，后世流行过一种反思，称“革命打断了改良”，认为辛亥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与专制，也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晚清立宪。这种说法一度很有市场。

在谌旭彬看来，这种反思是没有史实支撑的。因为所谓的晚清立宪，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具体表现是，开办学堂后仍坚持搞四书五经，坚持搞以忠孝为本；编练新军时仍以满洲为本位；启动官制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提升皇帝、太后的集权程度；废除科举也只是被内外局势所逼不得不有所表示。

直到武昌的枪声响起，眼看动用武力镇压已告失败，各地督抚也普遍持观望态度之后，清廷中枢才在1911年的11月3日颁发《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彻底放弃《钦定宪法大纲》里的种种权力归于皇帝和种种“议院不得干预”，来了一次180度的全面改口：承诺皇帝的权力要“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如何理解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呢？谌旭彬认为，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的是清廷中枢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良理应被打断。根据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与《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式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是否保留君主反而不是核心问题。毕竟，革命党人无意保留君主，但立宪派也从来没有坚持必须保留君主。

常识认为，革命的全称是“暴力革命”，改良的全称是“和平改良”。这种区别，与人们长期习惯以手段而非以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革命真的只有“暴力革命”一种形态吗？可不可以有不暴力的革命？

《大变革》认为，在清帝国的最后十余年里，革命与改良从来就不是彼此对立的阵营。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其实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规则的选项。如果有，那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那就只能算改良。如果不但没有变更政体的诉求，还采取暴力手段取代现政权，那就只是徒增黎民苦难的改朝换代。

总之，以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暴力或者和平手段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纠缠于“革命打断改良”的问题。如谌旭彬所言，在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里，与其说革命与改良是互相冲突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一直在为后者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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