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洋片，又叫扇洋片，是一种在20世纪70年代风行的儿童游戏。

所谓“洋片”别名“洋画”，其实并不“洋”，而是“土”。题材大多取于本土《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封神榜》等小说，“化整为零”后每张的尺寸约长4厘米、宽3厘米。

所谓“拍”，其实就是1张大洋片剪成独立的36张小洋片，一个孩子拿出一张摆在地上，另一人用同样大小、类型的玩意儿去拍，能拍到其翻身即可胜而取之。

明明“土”片，为何称“洋”片？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长大后学了中文，有了两种猜测。

其一，可能源自如“火花”样的“烟花”——最早的洋片，人称“洋画”，是“一战”前后外国烟草公司向中国贩卖促销香烟的一种图片广告。

这种洋人画的中国题材画，用硬纸片或曰马粪纸制作成长方形画片，面积略大于被叫做“火花”的火柴盒封面画，印着各种精美的图案，比如“一百单八将”之类，起初出现在开放度最大的上海。烟草商在每包香烟内附上其中的一将。这犹如集邮一样，集齐了若干张商业设计者规定的图案，可以在沪上任何一家洋烟店免费领取一包香烟。

其二，可能缘自把土话（画）当洋话（画）般的“洋泾浜英语”的修辞性联想抑或引申——洋泾浜曾是上海的一条河浜，位置在昔日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后来给填成一条马路，即现在的延安东路。其名源流更替颇为复杂：1915年以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命名“爱多亚路”，1943年改名“大上海路”，1945年改名“中正东路”，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改为“延安东路”。

所谓“洋泾浜英语”，是指不讲英语语法而按中文土话逻辑转成的“洋为中用”英语表达，比如唤出租车为“的士”，丈夫为“黑漆板凳”，管门人为“抛脱”，蠢人为“阿木林”，一钱不值的人为“瘟生”；把找机会说成“混腔势”，模样说成“吞头势”，全部说成“搁落三姆”……它最初是19世纪中外商人使用的混杂语言，只有口头而没有书面形式，流行于当时的上海洋泾浜周边地区而约定俗成。

拍洋片，有战术上的问题。这种游戏看似很简单，就是用自己的洋片把别人放在地上的洋片翻个身，但需要智慧。

要让他人翻不动你的洋片，而你却能翻动别人的，那就要增加自己洋片的重量。于是便有了“油膏”的制作：点燃洋蜡烛，让融化的油不断滴在洋片上，直至渗透而沉甸甸的。

记得那时候家里为防停电备了一些白色与红色的洋蜡烛，都被我偷偷融化掉了。有一天晚饭间，变压器跳闸，我见母亲摸黑在旧式五斗橱的抽屉中寻找蜡烛，就趁着夜色饿着肚子匆匆溜出了家门，在梅花凉亭旁的树林里“避难”，直到看见黑暗笼罩的老屋有了光明，一颗焦躁不安而内疚的心才恢复了宁静。

而当你的对手也学会了“油膏”技术后，另一种犹如诸葛亮“借东风”般的技术又应运而生了。

为了用自己的“油膏”翻动对手的“油膏”，我在家中唯一的樟木箱里翻出一件父亲应邵力子之请回国时所穿的那件宽大的花格子西装，故意不扣扣子，在甩出手中“油膏”的一瞬间，猛一扭身，用西装前襟刮起的一阵人造风，把小伙伴地上那“固若金汤”的“油膏”轻松翻了个身。记得每打完漂亮一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悄悄让西装原封不动地躺回箱子里。

印象中，洋片上面所印各式各样色彩丰富的图案之美观及稀有程度是评判其价值的依据，格外受到男孩的青睐，在电子游戏尚属天方夜谭的年代，其与遛铁箍、打弹子等同被视作至高无上的乐事。

现在想来，拍洋片的真正游戏价值在于益智。我小学三年级就读完了四大名著，引导我走进文学作品的不是语文老师，而是洋片上的各种人物造型——齐天大圣孙悟空、豹子头林冲、诸葛村夫孔明、混世魔王贾宝玉……

印象中，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央视首播日是1994年10月23日，杭州某名校某语文名师居然没有看过原著，当语文组办公室里大家谈论“桃园三结义”情节之际，其竟然弱弱地问：“这是哪本书里的典故？”

记忆中某年轻教师被吓得不轻，第二年就考了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高校，逃离了中学语文组。

当年老夫听到这个离奇的事儿，开天辟地爆了粗口：“老子11岁拍洋片的时候就读完《三国演义》啦！”

半个多世纪前，画面、形态各异的洋片无意中成了我这个名校语文老师少年时期的启蒙名师，千真万确！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