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0月18日徐洪才在中国产业发展论坛上演讲整理)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演讲题目是“建立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大家看到,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过程中,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咱们有5大发展理念,但我觉得核心应该是创新发展,大国博弈、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而且日益激烈。
根据最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目前排在第十二位,排在第一位不是美国,是瑞士,第二位是瑞典。第三位是美国,后面是英国,第五位是亚太地区的新加坡,像日本、德国还比较靠后,日本甚至连前10都没有进,德国在前10名。
按照《“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到2035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期目标,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候人均GDP可能超过2万美元,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达到200万亿元人民币。
到2035年还有一个具体目标,就是进入全球创新型国家前列。我觉得,前面讲的排在前10国家,体量上真正能与中国产生对抗博弈、对我们形成很大压力的就是美国。就在前天,美国公布对中国13个企业实体进行新一轮制裁,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有1000多家企业遭受美国的长臂管辖。
近期,美国一些高官纷至沓来,该来的都来了,最后来的是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女士。她就明确地讲到实施“小院高墙”政策,这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打压不太可能,但重点打压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大家看到全球供应链重构,特别是与半导体、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对我们打压非常严厉。但也看到中美关系出现了局部性、暂时性缓和和趋于稳定,似乎也显示着新的机会窗口,因为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全球新格局正在深刻演变,全球治理存在严重赤字,全球乱成一团了,美国曾是全球“灯塔”之国,但现在只见几个老态龙钟的人在活动,年轻政治家很难脱颖而出。
毫无疑问,大国博弈对中国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外部压力。这种压力得从两个方面看。不利方面,对于我们产业链安全和未来经济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因为一些关键环节还依赖外部合作。但另一方面,压力也可以转化成动力。所以,创新发展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长效机制,这不仅是解决当前经济低速增长、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也是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明年降到2.9%。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有4.2%。刚刚公布的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5.2%,统计局发言人讲,全年实现政策目标5%以上没问题,市场理解为这预示着四季度可能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实际上,今天我接受外媒采访就讲到,年底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并要明年经济增长做好准备。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最近三年,中美之间差距是加大的,不仅科技差距加大,而且经济综合国力也是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上升,这是现实,尽管我们不愿意接受。最好的年份是2021年,中国GDP折算成美元,大概是美国GDP的77%,到去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只有美国的67%,下降了10个百分点。现在有一种观点是不科学的,认为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了。我说2035年超过美国,这已经大大延后了我原先的预期。几年前,我曾乐观地估计到2026年就差不多了,后来说2028年又说2032年,现在我只能说2035年我们非常可能超过美国。但是,前有狼后有虎,一些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也很猛。比如印度,印度今年、明年经济增长都在6%以上。莫迪总理雄心勃勃,他希望到2046年印度超过中国,他说到那个时候美国第一,印度第二,中国第三。
印度人口和我们差不多,都是14亿,但人家平均年龄29岁,我们是39岁,尽管还是身强力壮,但毕竟年长了10岁。我们身边还有越南,过去几年它的经济发展不错。这次“一带一路”峰会,越南主席也来了。越南是左右逢源,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家把产业转移到越南,为什么?因为越南跟美国跟日本跟欧洲之间几乎都是零关税;而我们跟美国至少要征收25%关税,生意难做了。所以,大国竞争、全球格局演变也对我们建立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围绕建立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可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很多创新合作,受到大国关系恶化的影响。现在是“小院高墙、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价值观、去风险”等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这对我们极为不利。有人说全球正在分裂成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全球西方”,由美国牵头,美欧紧密合作,一场俄乌战争让美国跟欧洲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二是“全球南方”。77国集团牵头方长期以来是印度。不久前,在古巴召开会议,77+1,中国加进来了。印度希望自己当带头大哥,美国也希望如此,都不希望中国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一个严峻挑战。我认为,印度的主观意愿是很难实现的。这次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有朋自远方来,八方来客,说明中国领导力经受住了考验。
第三个板块,就是所谓“全球东方”。这里的东西南北是地缘政治概念,全球西方其实都在北半球。全球东方即所谓的中国、俄罗斯、伊朗,再加上叙利亚和朝鲜,有人将这些国家搞在一起,制造一个陷阱,让我们掉进去。我们一贯坚持和平发展、平等合作,“一带一路”合作依托“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便跟俄罗斯之间,也是坚持“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常国家关系。
必须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但是,现在经贸合作压舱石地位受到冲击;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在创新资源分配方面,人家确实对我们实施了无情封锁和打压。但是,这中间也不是没有空间的。不久前,我参加北京服务贸易交易会论坛,我问坐在旁边的高通公司副总裁,我说高通公司的5纳米芯片在中国销售情况如何?因为此前我出席荣耀手机新款手机发布会,荣耀用的是5纳米芯片,其全球CEO亲口告诉我,今年该款手机预期销售将达到6,000万部;华为最近推出自己芯片的手机。美国对华为实施无情打压和封锁。虽然荣耀是国有企业,但是正常生意还是要做的,因为中国市场有吸引力,并不是一刀切。华为使用7纳米芯片,自主研发生产,引起美国的高度紧张,说明中美竞争确实是脆弱平衡。即便如此,如果科学技术用在民生领域,而不是用于所谓的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还是可以合作的。
大家看到,华尔街金融机构、硅谷高科技企业近期纷至沓来,要跟中国合作;美国两党代表,尤其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其实是反华鹰派,前几天也来了。为什么?不希望和中国对抗。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灵活机智,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把经贸合作压舱石找回来。过去几十年,业已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咱们也寻求多元化国外市场,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我所用。我相信,重大创新一定是在更加开放环境下合作进行的。
第二点,对内而言,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改革千头万绪,归结为一点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但是坦率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理顺。从政府层面来看,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市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就需要改革。
首先,政府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法治环境。这里不仅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也包括个人产权、企业产权保护,还有企业家生命安全保护。在这方面,并不尽人意,也还存在一些制度障碍,比如土地产权。很多民营企业家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农村领域投资,裹足不前。他投了很多钱之后,由于产权并不清晰,很难得到法律保护。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就不能形成,因此长期形成城乡分裂的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短板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一是法制,第二要营造公平竞争、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要把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落地,各项政策不能再搞优惠了,这个优惠那个补贴,并不符合国际准则,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尤其是消除所有制歧视。前不久,民营经济31条政策出台,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我就讲,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只要有公平竞争就够了,包括融资环境、市场准入等,并不需要什么优惠。
当然,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比如税收政策,要鼓励企业对研发投入,在促进科研机构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现在高校科研机构行政化、官僚化现象愈演愈烈。如何做到人尽其才?其实,中国并不缺乏人才,而是缺乏人才发现和使用机制。有些地方已有很多创新,比如个人利用单位条件取得的创新成果,个人拥有三分之一产权,不能像过去那样,成绩是大家的、是领导的。所以,要创造一种机制,让大家有成就感,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聪明智慧发财致富,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第二,在基础科研方面,要加大投入。咱们建国70多年了,大家看看以色列不到1000万人,他建国时间和我们差不多,我们49年建国,他是48年建国,他有多少人获得诺贝尔奖,对人类社会创新的贡献有多大?我们14亿人,应该感到惭愧。关于“钱学森之问”,我觉得在教育体制、在基础科研方面,咱们应该有长远考虑,不能急功近利,尤其从娃娃抓起。我们从小就教育小孩子听话,统一答案,把几代人的创新精神都限制住了。所以,一些清华北大高材生到了美国,暴露出高分低能、缺乏竞争力。
第三,公共创新平台。单个企业往往难以做资源整合,这方面政府有独特优势。过去几年,各级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资源利用效率并不高。最近我接触到一个词汇,即所谓数字烂尾楼的概念。我考察几家超级算力中心,政府投了很多钱,但是市场化应用不理想,投了几十亿,华为公司帮助运维,里面空空荡荡,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举步维艰,没有发挥平台应有作用。最后一公里存在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
不久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域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ChatGPT横空出世,对于整个数字经济,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数字中国2030发展战略高瞻远瞩,但是坦率地讲,基础科学还是短板,还需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第四,是金融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第一推动力,没有金融第一推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也很难转化成现实竞争力。过去两年,科创板创业板市场是什么样的情况?去年科创板创业板整体下跌28%,今年进一步下跌20%,老百姓没了财产收入,沪深市场共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体现风向标意义的科创板创业板市场表现一塌糊涂,投资人很伤心,创业者备受打击。过去三年,美国独角兽企业,人家一家苹果公司市值超过中国所有数字平台公司市值总和,今年A股市场上涨最多的还是几桶油,再就是工农中建,最近两年茅台酒也不行了。资本市场这一块,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第五,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保障。怎么样让企业不用扬鞭自奋蹄?首先是产权清晰、产权保护,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现在预期不稳定,信心不足。其次,国有企业一股独大问题,国有股权占比过高,不交易不活跃。谁代表国有产权?说不清楚。所以,央企金融机构腐败屡禁不止,像割韭菜似的,这里有体制机制原因。还有就是公司治理,一股独大是问题,内部人控制也是问题。国际经验移植过来,咱们有双重保障,既有董事会为核心的治理机制,又有党组织保障,这是制度优势,别的国家没有,但是效率并不高。
第六,完善激励机制。未来全球格局,美国也好,印度也好,中国也好,关键是人才竞争。美国3.3亿人口,有2亿高素质人才,中国和印度14亿人口,也有2亿高素质人才。最近几年受疫情冲击,一些北大清华研究生、博士生就业很难,都往体制内钻。北大博士,到中学当老师都感到很欣慰。前不久有一个小故事,说深圳某重点高中,数理化老师都是清华北大博士毕业,校长谆谆教导学生努力考上清华北大,但是因此学生动力没了。优秀人才应该面向市场,在创新前沿大展拳脚。但是,现在博士生博士后生活很清贫。能不能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月增加几千块钱?农民60岁以后一个月只拿到100多块钱,能不能让他拿到1000块?让他们的消费力提升一下?有很多好东西,库存卖不掉,不是人们不想要,而是囊中羞涩。
要鼓励研发投入。华为研发投入是比较高的,但是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整体偏低。国企垄断了这么多的优势资源,在创新方面却差强人意,优秀人才都在体制内啊!我老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北京的创新活力似乎比不上深圳?上海的创新活力似乎比不了杭州。深圳有深圳大学,北京有清华北大985、211、中科院,有多少院士和高端人才?在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成功的例子。比如,中国科技大学,科大讯飞还可以;但是清华北大不行,清华紫光、北大方正破产了,说明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
企业要树立开放性思维。最近两年,全球格局急剧变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是可圈可点的。企业要寻找新的商机,调整产业结构,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的订单急速下降,来自于一带一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订单上升,民营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方向,其实也有风险。我们出口产品科技含量逐渐上升,新业态新模式也是与日俱增。
总之,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扩大开放。扩大开放不是别人强迫你的,而是自主选择。要按照二十大的精神,坚持自主开放、高质量高水平开放,保持战略定力、充分自信。加快创新发展,关键是政府摆正位置,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该到位的地方一定要到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