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中国石油大学青年教授王永豪博士译注的新书《蒙求 童蒙须知》之后，一直在阅读中。不是由于语言艰涩难懂，也不是因为读本引人入胜，而是缘由纠结于内心的一个隔膜与无知。实话实说，起先我颇有点儿不理解：在当今这个若干学人忙着搞讲座、开直播、赚流量挣票子的浮躁社会里，一个博士教授为何要干这等被一些人视为雕虫小技、等而下之的译注事儿。他的兴奋点是什么？我不知道。于是，便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

《蒙求 童蒙须知》由《蒙求》和《童蒙须知》二卷合成。《蒙求》是一本重要历史典故汇编，作者为唐人李瀚，全书2384字收录约600个历史掌故。该书按韵编排，从切韵的东字起，逐联押韵，每韵四字。上下两句对偶，基本上每句各讲一个典故。前后两个典故以类取事，事件性质或人物类型相近或相反，前后形成互文，便于理解，并打破人物所处或事件所发生的时间限制。内容涵盖不同时期的人物、历史、神话、寓言等，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外事、艺术、方术、习俗等各个方面。弄懂并掌握这些历史掌故，就等于掌握了一部简写版的唐前史，诚如唐代著名文学家在为《蒙求》作序中所写：“引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随而释之，比其终始，则经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于讽诵，形于章句，不出卷而知天下”。《童蒙须知》又名《训学斋规》，是南宋大儒朱熹撰写的一本训蒙教材。该书以培养学生礼仪规范、生活习惯等为主，涉及日常生活举手投足、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涵盖从“小学”到“大学”的全过程。弄懂这些道理，跟着学、照着做，必定会臻化为一个贤德人才。可以说，两个读本融为一体，学而习之，学生德才兼备可期，这恰是译注《蒙求 童蒙须知》这本书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成风尚，这就致使了中华经典故事，大量深埋于群经正史、诸子百家、稗官野史包括方志异闻之中。虽然“秦王扫六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但由于时代的远隔，语言的变迁，文字的异形，行文的变化，如果不凭借译注整理，其本然形态多数人难以看懂，遑论“古为今用，传之久远。”以《蒙求》为例，像“相如题柱，终军弃繻”一联，译注者在对“相如”“终军”两位人物分别作出注释之后，又在译文中解析——司马相如在升仙桥柱上写道：“他日不乘四匹马拉的大车，决不从此路过。”终军过函谷关时扔掉发放的凭证，不愿毫无成就地返回。像“端木辞金，钟离委珠”一联，在对“端木”“钟离”两位人物分别作出注释之后，在译文中解析：端木赐谢绝领取为当奴隶的同胞赎身的赏金，被孔子批评；钟离意将不廉洁的珠宝扔在地上，被皇帝赞赏，等等。面对这样的联句，如果没有现代阐释，很容易读成一头雾水，不知所以。这个角度上，对古典作注解，正是为社会大众无碍阅读古典搭建一座现代桥梁。

古典译注这种体裁，不像写文章那样可敞开散发，而应忠实于文本的古代形态，循着典故求索。这就要求译注者须着眼现代阅读，以“信”求真，以“达”求通，以“雅”求美，忠实、完整、准确、优美地再现古典的生命力。否则，就会曲解原意、误人子弟。纵览《蒙求 童蒙须知》全书，可窥见在译注过程中，至少做出了如下努力：一是在了解字词句意的基础上，对文中较难理解的字词加以注释，为读者扫除了阅读障碍；二是依据史实补充了与典故中人物有关的材料，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三是对背景交待不清的地方加以补充，让读者既明白事件本身，又能读懂故事背景；四是列出原文相关典故出处，便于读者进一步探索；五是采取了意译的方式，将故事的来龙去脉讲明白、搞清楚，通俗易懂，亲近读者。如“鸣鹤日下，士龙云间”，译注为：“鸣鹤，指荀隐，字鸣鹤；士龙指陆云，字士龙。”接着交待故事背景：陆云与荀隐起先并不认识，一次他们在宴会上相遇，根据主人所示脱俗作自我介绍，陆云高声称“我是云间陆士龙”，荀隐则接声道“我是日下荀鸣鹤”。而更雅的看点是：陆云的家乡是华亭，云间是古华亭（今上海松江）的别称，故有“云间龙”之说；而荀隐是颖川人，邻近京都洛阳，古代把帝王比作太阳，京城附近被称为日下，所以自称为“日下荀鸣鹤”。这样作译注，意境开阔，感怀奔放，既忠实解读了词意，又予人以审美的享受。又如“晋宣狼顾，汉祖龙颜”，分别注出《晋书·帝纪·宣帝司马懿》和《史记·高祖本纪》，译为指晋宣帝司马懿心怀不端、回头的时候状若狼顾，汉高祖刘邦长相奇异、面貌如龙；再如“仲容青云，叔夜玉山”，分别注出《晋书·阮咸列传》和《世说新语·容止》，译为指阮咸（字仲容）胸怀旷达、志趣高远、有青云之志，嵇康气质伟岸，喝醉之时如玉山将倾。为古典作译注，要义在拨云见日、指点迷津，这当中固然少不了典故溯源和故事梗概，但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却在确切的语意解读。正是在这般努力下，书本译注在把握时代特色、关照大众特性、亲近现代审美心理中，不仅可以使普通读者理解原著，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功夫在诗外”。为古典作译注，是一件“细瓷活儿”，首先手中得有“金刚钻”。否则，不了解读音，不了解典故，不了解古籍版本及校勘情况，因古籍文言与今语不能一一对应，译注过程往往捉襟见肘，学力不逮，虽勉力为之，进入方家视域难免成羊上树的角色，这是译注之首难。其次，译注得下“苦工夫”。古典译注体现着鲜明的时代需求。需要古文底子，同时还需要耐住心思求索，舍得吃苦用劲，方能坐得住凉板凳，求得出细活儿。尤其在当今这个“流量为王”若干文化人都在上抖音、搞视频、上头条的浮躁遇境下，极易犯急功近利，以致很难中现代学术之鹄。《蒙求 童蒙须知》一书，经由品质要求极高的中华书局出版，位居“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已出书目）之列，显然译注者成功了。作为一位青年教授，仅凭这一点，便是可圈可点和可贺的。

记不得是在那里看过的了，有译注者讲自己的思想：“一个今译者，不能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图书馆，而应把自己当成一个辅助读者了解古籍、走进古籍、热爱古籍的弘道者。”我猜想，这或许也代表了王永豪译注《蒙求 童蒙须知》的一个内心世界。历史经典乃天下之公器，为古典作译注，明面上是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垒砖添瓦，实质上却是一个指向于赓续中华文脉、泽及子孙后代的社会奉献。因此其底色是阳光的心灵，是思想的放牧，是信仰的闪光。这无论在何时代，都是一种坐拥书城、赓续中华文脉的有效门径，在弘扬国学中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闪烁着永恒的学术亮光。于是，一个译注者在灿烂的星空下，也就获得了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的生存。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于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