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的知青时代，我读了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著作《出了象牙之塔》。这本书痛诋日本人的“虚伪”，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学生以“红包”的形式给塾师送上报酬。塾师不当面打开，但如果给少了，便愤愤不平，想着要给点颜色看看。

作者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为了面子上好看而掩盖物质上的贫乏。我感兴趣的则是东方民族的一种特性：人际交往上，比较爱好暗示，因而招致误会。拿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契约精神来说，它的前提是具有“契约”，有些人却在有意无意间以“暗示”代替明码实价。

且举一个例子。中国人C君是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企业家，经营摄影器材，在全美开了十多家分店，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他二十多岁才从国内来这里，留学加上创业，一路奋斗，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他把亲情看得特别重，不遗余力地提携姐妹以及她们的后人。他对亲人说，今天我们依然要抱团。

C君的姐姐一家住在纽约，儿子从大学毕业后，姐姐要弟弟帮忙。C君说，外甥念的专业对口，来我的公司上班好了。

年轻人从东海岸飞来，入住C君家。C君夫妇把外甥当作自家孩子，平日一起吃饭。

外甥在C君的公司干了两年，对舅舅说，对这一行失去兴趣。C君说，你有选择的自由。年轻人跳槽到本市一家软件公司，仍然在舅舅家食宿。

十年过去，外甥年过三十，和纽约的一位女子谈恋爱、结婚，这才离开旧金山，与父母团聚。

这件当时受各方赞同的好事，后来却导致姐弟不和。

外甥离开后，没有给舅舅、舅母写过只言片语，连节日的例行问候也没有。C君的太太很是困惑：哪里对不起他了？C君出于关心，多次给老姐打电话，询问外甥的近况。姐姐说他很好。

C君再追问，姐姐竟抱怨弟弟“不会做人”。

C君惊问因由，姐姐说：“这十年，我把独生子送去，陪伴你，替你打工，我们两口子在这边有多寂寞，你知道不？”言下之意，即使向你要“亲情补偿费”也合情合理。

C君哑然：这话从何谈起？我自己有三个孩子，管教已够吃力，怎么还巴不得你送一个孩子来？外甥在我家食宿十年，从来没交过一毛钱，我不计较，却变为倒欠！

C君就此事作自我检讨，认为错在开始时没有订立契约。本该明明白白地宣示：外甥此来，作为雇员，他的待遇如何；作为亲戚，他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还要分别以老板和舅舅的身份，在公、私两方面都划下界限，让年轻人从理性上明白自己的身份；外甥在舅舅家的待遇如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作出清晰说明，情面归情面，规矩归规矩。

可惜，外甥来旧金山之前，姐弟之间的通话没有触及具体问题，她一句“把他交给你了”，他一句“放心，包在我身上”，就算是交代了。

我们在生活中惯用暗示，刻意使界限模糊，以留下回旋空间。“兄弟包涵”，意思是我做了坏事可不要说出去。“一笔写不出两个X字”，背后的意思是可以合伙钻法律或规矩的漏洞。然而，在分工精细、信息透明的现代社会，糊里糊涂导致诸多不确定性，为人所不取。

一定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说，同胞骨肉之间，太功利怎么行？

然而，“尽在不言中”的意会，不足之处是确凿的。别说是舅甥，哪怕是父母和子女，也不能滥用暗示。比如，如何安顿年老的父母，儿女不能以“不会亏待你”来敷衍，要把将来承担的道德责任、经济责任开列，如何照顾、开销哪里出，一概明算账，以避免“尽在不言中”带来的恶果。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刘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