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字化的微信时代到来，纸质书信已经乘着它的驿马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背影。

人生在世，总要交流，条件允许时面对面地交流，无法面对面时就靠“信”交流。

“信”：消息。汉朝扬雄说“阳气极于上，阴信萌乎下”，是说万物的消息在大地上传递。汉朝传递消息的人，司马迁称其为“传信臣”。

信之于邮递、之于微信，是传输手段的改变，信的内容没有改变。手段的改变是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代的交通工具驱赶了驿马、驿使、驿卒；数字化替代了已经慢下来的交通邮传，一路走来，构成了我们的邮政史。

书信从来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二十四史是靠当年的“消息”构成的。

事实上，史家就是收集、整理、梳理消息的学者。有些消息被采纳，入史了；有些消息未被采纳，未入史籍，但它仍然是第一手史料。这就是书信的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往往是当下不被看做“价值”的弃品，消息沉淀为历史，它的价值就彰显出来了。原来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

魏晋时期“驿使图”壁画砖

济南经一路91号坐落着“华夏书信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间书信博物馆。

一座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巴洛克风格建筑雄踞街头，当年的用途是中国最早的电讯大楼，也是中国通讯由书信传递走向现代化电讯的始发地。

走进这座大楼，其实是走进了百年邮驿史，一步迈进了20世纪初的1904年。

那年山东巡抚周馥联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光绪皇帝开辟新的济南经济区，与世界接轨，获准开埠。济南商埠开建的同时，这座适用于近代工商业化的电报大楼同时破土兴建。电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这座楼距离电报发明只间隔了七十年，由此被命名为“济南府电报收发局”，百年来济南人称它为“老电报大楼”。

楼体两层，占据着经一路和车站街的交叉口，呈现出东与南两个立面，青石基座，墙体用花岗岩镶嵌，整座楼看上去像一座欧式古城堡。

今天，走进这座楼，走进书信博物馆，其厅堂豪华，有东西两道楼梯通向二楼，窗户临街开放，仔细看，窗上的插销仍是原来的配件，把手是一个杠杆，铁销直接贯通上下窗棂，能把窗口严严地锁死。窗上设横向开合的黑色木质百叶窗，与今天的百叶窗迥然不同，往昔岁月的风采至今犹在。

老电报大楼经百余年风云，经历战火弹雨洗礼，至今墙体上仍残留着昔日的弹痕。经一路扩展，楼体阻挡要冲，当地群众爱惜陪伴他们百年的老建筑，群起吁请，使其得以整体移动而保存，修缮改造，焕发新颜。

改造完成后规划用途，有关部门摒弃了商业利益，将它建成国内首座书信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中国邮驿的史料和大量名家书信手迹，向已经走入微信时代的人们讲述书信的故事。

由是，我们看到许多未被拾起的历史细节。

陶行知（1891-1946）是驰名近代的教育家，我们只知道他叫陶行知，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陶知行”。书信博物馆内收藏着1922年6月21日他给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一封信，推荐儿童作家戴白桃的科学故事，兹录于下：

云五先生大鉴：

久未晤教，曷胜悬念。现戴君白桃有儿童科学故事一册，特为介绍如豢，收买即行当与儿童有益。白桃君近年研究儿童科学颇有心得，所写文字亦合儿童心理，专以介绍。敬祝康健。

弟陶知行启

如不是亲笔书写，会怀疑此乃笔误。其实所写无误，他时常用“行知”和“知行”署名，这封信的落款就是“知行”。

1934年，他在《生活教育》杂志发表《行知行》，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改名为陶行知。知是学习，行是实践。陶行知者，是在实践中学习；陶知行者，是在掌握了知识后的再学习。

如果没有这封书信，今天的我们只能从书籍中记住他的第一个名字，不会知道他把名字颠倒一下生出的新意。这既是一个文学创意，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馆内还收藏着词作家乔羽先生1959年3月写的一封信和一首歌词，信显然是写给某位作曲家的。

信中写道：“歌是为了唱给别人听的，要让人一听就懂、回味无穷。这就要求歌词必须做到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写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

他讲出了文艺创作的辩证，也是新时代歌曲遵循的基本创作原则。他的歌词为什么广受受众欢迎、传唱不衰，这封信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是歌曲服务于时代的基本法则。

今天，当我们的歌词走向文化的迷茫，曲的旋律荒腔走板，读读这段话，是不是有一定意义呢？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书信是日常生活里的表达，多彩纷呈，构成日常生活的艺术。

我们看到的行书法帖《快雪时晴帖》就是东晋时王羲之在一场雪后写给一位张姓友人的短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这是一封回复信，他肯定是接到了出行的邀请。“力不次”是说，这边刚下了一场雪，脚力不易外出远行。空口无凭，怕传信人为难，故写下一纸，墨字为信，请送信的人捎去问候。

区区数字，匆匆草成，却成就了书法艺术的旷世经典。

我们读到的古代散文《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此时他已遭受腐刑，信中陈述了以残生创作《史记》的心路历程，全篇充满屈辱中的执着、奄奄一息中的顽强。

若不是这封书信，我们很难知道《史记》背后的故事。司马迁为先贤立传，这封书信则是他自己的传记，在娓娓叙说中波澜浩荡，展示出史官的责任、历史的担当，令人肃然起敬。

这何尝不是司马迁留给历史的一封书信呢？

同样饱受人格侮辱之苦的还有苏轼。从传略中我们只知道他被贬谪海南儋州，不知道他在那个蛮荒之地的生存状况。

从苏轼给一位资助他生活物资的程秀才的书信中可略窥一斑：“某启：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聚散忧乐，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

在说完这些感叹的话以后，他讲到了自己的近况：“仆离惠州后，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亦悲怆久之，今则已矣。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物资，为了生存，只有自己动手，“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

若没有这封信，我们怎知苏轼的这一面及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书信经过竹简形式、丝帛形式、纸质形式，发展到数字传输形式，通过驿卒、驿马、驿站到万国邮联，又从邮政到今天的微信。华夏书信博物馆里有所有这些传输的模型，展示了一部人类的书信史。

改变的是传输的形式，不能改变的是书信记载、叙说、通知的本质，永远是在不能晤面情况下的文字表达。

当我们看不到手写的文字和来自远方的信封、邮票，那些微信中的文字似乎失去了一些温度。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孙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