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春秋战国时代面积最大的诸侯国，先后统治过的土地大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的最早的一幅帛画、最早的一支毛笔，都出现在楚地。它不仅曾是华夏大地上一个文化灿烂的诸侯国，也曾经是全世界文明的高峰之一。在战国争雄的过程中，楚国有实力和秦国一竞高下，不过最后的结果是秦胜楚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宏杰的《楚国兴亡史》，全面梳理了楚国八百载风云，从而审视“中原化”对楚国兴亡的影响，为观察华夏文明开拓与融合的历程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

张宏杰　著

天地出版社

野蛮生长的优势

《楚国兴亡史》指出，春秋列国竞争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些在战场上迅速崛起的大国，大都是边缘型国家。秦国地处西北，在与游牧民族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培养起了虎狼之性。齐国地处东面，在与东夷的长期斗争中保持了不懈的斗志。而晋国与北狄和山戎做了几百年的邻居，从他们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悍。

与这几个大国相比，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更加突出的。从迁徙到长江流域开始，楚国人就一直在战斗中生存。楚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一个个都勇敢善战。几百年来，楚人从来没有放下过武器。在与这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的周旋中，楚国人血液里的勇武指数不断上升。

楚人的尚武，突出表现在国君的身先士卒上。历代楚王最大的乐事，莫过于亲自领兵上阵，猎取敌人的首级。春秋时代，楚国一共有１６位国君，除了３位因为年龄太小或在位时间太短而没打过仗外，其余的都曾带队亲征，其中有３位还死在征途之上。

楚国历代国君大都英勇尚武，除了因为楚人立国蛮夷之中外，还因为楚国历史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弑君。作为一个非华夏国家，楚国礼仪纲纪观念淡薄。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都异常强健，并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王位垂涎三尺。因此，如同草原民族一样，楚国最高权力的更替经常充满血腥。楚国历史上出现过五位因政变而即位的君王，而且“恒在少者”，即年轻者上位。

弑君自立事件在楚国中前期是最频繁的。《楚国兴亡史》认为，这种在中原国家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方面确实血腥而野蛮，另一方面对楚国的发展其实也不无意义。因为不断地弑君，保证了楚国王位上坐着的都是极其强悍的年轻人，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压服那些对他不满的人。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蛮夷性，楚国很早就成了周代秩序的破坏者。

楚国的蛮夷性还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上。中原诸侯国遵循周礼，实行层层分封，而楚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一个集权型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和贵族手中。官职不得世袭，而是根据能力、品行和资历来遴选。

楚国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早地出现了郡县制的雏形。“篡位者”楚君熊通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灭掉权国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把它分封给臣下，而是在权国故地设立一个县。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即自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始。

在张宏杰看来，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制度创新往往是在像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或者说，边缘国家、边缘地区往往是旧制度刚性最弱、最容易突破的地方。这就是“蛮夷”的优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此后经过几百年发展，楚国终于拥有了连中原国家也无法比肩的豪华礼器，以及比中原国家还要高大精美华丽的宫室建筑。楚国一步步北上侵伐，一方面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是急切地想与中原接近，让中原国家承认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这个已经崛起的国家，只收获了来自中原国家的恐惧。《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中，宋公子目夷对楚国的评价是：“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这一句话涵盖了中原人对楚国的三个印象：夷狄、无义、强大。

兼收并蓄楚文化

楚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比如楚国青铜器源自中原，却自有风格特点。中原青铜器的风格是雄浑粗壮大气，而楚国青铜器在庄重之外，还以装饰生动、富于变化闻名。它们精雕细镂、富丽繁密，显示了工匠的奇思巧技，显示了楚人的趣味与喜好。

楚文化的瑰丽多彩，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分不开。首先，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路交通之便利天下独步，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经济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资沅澧等江，则可以直通湖南，乃至滇黔。

其次，楚人源于华夏，身处蛮夷之中，性格具有极强的包容力。楚国所征服的地域少数民族林立，楚人从不以正统自居，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优越感和排他性。楚国从立国之初，就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采取怀柔政策，“甚得江汉间民和”。及至强盛之时，更是明确了“抚有蛮夷，奄征四海，以属诸夏”的“混一夷夏”政策。《楚国兴亡史》认为，楚人的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仲和孔子的思想都要开明，楚国文化因此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楚国扩张过程中，王道与霸道兼用，武力与怀柔并重，虽然战胜了许多国家，但是对许多小国是存而不灭，并非“绝其社稷，有其土地”，而是使之长期成为自己的属国。战国时期，楚国更是大行封君制。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封君最多和封地最广的就是楚国，现在已知的楚国封君就有六十多位，封君世袭并对封地有全面统治权。封君制、县制、属国制并存，楚国多元的政治结构，自然导致文化多元。

楚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楚国文化遗存当中发现了大量域外文化因素。从有关楚国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简帛中，可以发现来自古埃及、印度、巴比伦、西亚、西伯利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多种文化因子。

环境塑造文化。楚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地域广阔，山原水原杂错分布，大江芳泽云蒸霞蔚，山野丛林鸟兽出没，风雨晴晦朝夕不同，自然物产和劳动要比北方多样化。烟波荡漾的自然风光，赋予了楚人自由浪漫、灵巧好动的性格气质以及求新求变、富于想象力的审美趣味。

从外在表现看，楚人喜欢筑高台、着奇服、好细腰、戴切云冠，在北方国家看来，则是不拘礼法、不守形制、标新立异。出土楚文物的共同特点是色彩富丽、线条流畅、造型独创、飞扬恣肆，变化多样的龙凤纹、栩栩如生的动物纹、夸张抽象的几何纹是楚人偏好的样式。

为何“亡秦必楚”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国家灭亡，并不代表着文化的结束。楚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复仇情结，正如当初在伍子胥身上表现出来的一样。秦始皇死后还不到一年，楚人陈胜、吴广就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

楚国被灭后，秦国迅速调大批官吏前来接收管理。为了“改造”楚国，秦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人口只有２０００户左右的迁陵县（今湖南湘西里耶镇），竟然安排了超过１００个吏员，这些吏员大多来自秦国故地，并带来了秦地的严刑峻法。楚国的社会治理原本是比较散漫的，楚国人短时间内实在受不了秦国的管理风格，更何况这些来自秦国故地的官吏，对楚国民众充满了征服者的傲慢。因此，入秦之后，楚地出现了大量的逃亡，也就是“亡人”。“群盗”也频频出现，甚至引发小规模叛乱。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中均记录有群盗扰乱治安的案例。

楚国故地人命运的颠覆性变化，从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的命运能够看出来。

陈胜、吴广在楚国时代虽然也生活在社会下层，陈胜还“与人佣耕”，但是可以太平度日，并无生命之忧。然而入秦之后，繁重的劳役和严刑峻法，导致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

刘邦起兵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秦朝人，此前他一直是楚国人。在楚国时代，他没有参过军，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种过田，到处游荡，到处喝酒，广交朋友，不为乡里所喜欢，被称为“无赖”。进入秦朝后，刘邦成了一名无法再随意流动的基层小吏。在秦二世时代，他带队去服劳役，千里迢迢修秦始皇陵。结果因为劳役死亡率很高，众人一路走一路逃亡，最后刘邦发现，自己即使率剩下的人到达目的地，按秦律，也仍然是个死。刘邦干脆放走众人，带着十几个人在芒砀山落草了。

至于项羽，他本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人，项氏世代为楚将，日子很滋润。入秦之后，本是贵族后裔的他和犯了罪的叔父项梁一直在流亡，过着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

楚人对秦政，总结出来只有一个字：苦。陈胜起兵时称：“天下苦秦久矣。”楚军将领武臣说：“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刘邦也说：“天下苦秦久矣。”这个“苦”字也是天下人共同的感受，因此“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为什么楚人是反秦的急先锋呢？史学家张正明在《楚史》中说，楚人灭秦的原因有五：“楚地最广，楚人最多，此其一；楚人对秦人仇恨最深，此其二；楚人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精神最强，此其三；楚文化水平最高，气魄最大，此其四；楚人有混一夷夏的传统，容易团结东周其他各国的遗民，此其五。”

楚国的旧贵族和平民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遗民都更积极、更坚决地投身反秦战争，这同中原诸国迥然不同。《楚国兴亡史》认为，一个原因是，三晋地区是法家文化的诞生之地，文化气质与秦国有相通之处，因而对秦制的接受程度要强于楚国，而楚国是法家文化最不适宜的地区。另一个原因则是，楚国在战国时期的几大强国里，王室世系最为久远。战国七雄当中，齐国早已经为田氏所取代，而晋国也遭到韩、赵、魏三家瓜分。七国中的四国，不是原来的世系。而楚国的统治从始至终未被颠覆，血脉传承最为纯正。因此，楚人对楚国的认同感是最强的，更容易一呼百应。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惟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