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说到儿童剧或者儿童电影，创作者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情节要简单，结尾要温暖，中间最好能讲点道理，总之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呈现美好生活，尽可能少地触碰复杂人性，仿佛孩子们会一直是孩子们，永远也长不大。这是典型的拿孩子当宠物养的教条思维，三四十年前那些以儿童为主要受众的文艺作品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很遗憾，青年导演拉华加就陷入到这种创作思维定式里，于是拍出了《千里送鹤》这样一部看似温暖实则寡淡、孩子不明所以大人看不下去的、与同类题材高度同质化的国产文艺片。

电影讲述了生活在青海藏区的一对正在上小学的姐弟，在百无聊赖的假期生活里，偶遇一只雏鹤。当得知这只黑颈鹤是濒危物种，且主要栖息地位于云南后，小姐弟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漫长的送鹤之旅。注意，以上并不是影片概述，而是影片的全部内容。导演将镜头专注地对准藏区以及送鹤沿途的自然风光，除此之外无暇他顾。虽然“姐弟千里送鹤”和“父亲寻找姐弟”看似两条平行叙事线，但两条线在叙事策略上并无本质区别，并且很快相交。导演似乎毫无耐心在回归与寻找这样的主题上稍作停留，好像生怕“多余”的表达影响了观众对自然风景和民族风情的欣赏，以最为多快好省的方式快速把这趟旅程推向了终点。

影片的叙事方式呈现出高度平面化和符号化的倾向：几乎所有的人物关系设定都一丝不苟地遵循了刻板印象。比如孩子一定是淘气的，奶奶一定是慈祥的，父亲一定是严厉的，孩子对父亲一定是畏惧的，奶奶对孩子一定是管不了的，等等不一而足。不客气地说，这些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物，而只是导演信手拈来的符号。在片中，母亲的角色是缺席的，而缺席人物往往能给在场人物制造出更具张力的影响。可惜导演选择了一笔带过，以至于在影片后半段，经历了审美疲劳之后的观众和这对小姐弟一样，完全忘了母亲这回事儿，一心只想让黑颈鹤快点到家。小卖店店主大概是全片唯一有些新意的设定。在处理这个“智者”形象时，导演没有选用老人，而是让一个青年学生承担了这一使命。他的生命经验无疑与姐弟俩更为贴近，本应在姐弟俩的成长进程中施以更为重要的影响。然而，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年轻店主在片中的作用和百度搜索没什么区别：除了在两个孩子遇到困惑时提供一些照本宣科的答案，再无其他有效行动。

如今的大银幕上，少数民族题材不说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算得上比比皆是。大家一门心思放在强调少数民族生活的特殊样貌上，但久而久之这种特殊样貌必然形成另一种呆板描述，从而显得一点也不特殊。蓝天白云转经筒，雪山草地牦牛群，这种关于藏区的描述无疑是流于表面的。这些关于少数民族或者乡村生活的描述不是不够真实，而是没有意义。如何穿透这层坚硬的老茧，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生活表达，才是少数民族题材创作者应该思考的课题。英年早逝的万玛才旦导演是关于这一课题当之无愧的践行者，可惜作为该片监制的他，没有机会在这部作品里延续自己倾注于藏区生活的思考和情感。

影片对于公路电影模式的搭建也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困境的缺席导致了主人公整个成长过程的面目模糊。且不说这一对小姐弟在人物形象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出有效区分，除了跟爸爸情感疏离、时间没处打发之外，我们再没看到复杂生活对他们造成任何的现实影响。如此单薄的前提设定，必然无法支撑起千里送鹤的公路叙事骨架。尽管叙事干净、基调温暖，但整部电影就像用一笔漂亮字抄了一句废话，又像是在一个羊皮本子上写了一篇小学生作文，扎扎实实地雕琢出了一种精致的无聊。我坚信，这种无聊绝不仅仅针对成年观众。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影片结尾最后一个场景，小男孩忽然从床上醒来，旁边睡着爸爸和姐姐，而天还黑着，似乎是在暗示前面所有的叙述只是一场梦。这无疑犯了电影叙事的大忌，是自作聪明的狗尾续貂，也是对观众极大的不负责任。

透过该片，我们看到国产文艺电影似乎正在进一步割裂着电影节与市场的关系。电影节与市场对于一部作品的认识和判断，固然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但这种认知差异应该是相互成全而不该是非此即彼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艺电影由于过分沉溺于自说自话而连发行方都找不到；另一方面，将目标对准市场的类型片却迟迟无法获得节展奖项的肯定。我注意到，在《千里送鹤》这样一部作者味浓郁的电影里，居然有三位编剧同时署名——这在以往的文艺片中是十分罕见的。我猜想，导演和制片人的实名闯入，大概是希冀为电影注入一些呼应市场的元素。然而这一努力非但没能让剧本更加饱满，反而流露出一种企图面面俱到的焦虑。

《千里送鹤》在院线“一周游”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而如何让节展中的文艺电影持续、健康地走入市场，仍然任重道远。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任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