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约摸八岁之前，因智力发育迟缓之故，我总无法想像，在我视线之外，别人竟然可以存在。在那个流涕岁月，我以称孤道寡的气魄，生活在一个随意给自己加冕的傻乐王国里。当时我唯一认定的事实是：凡所耳闻目睹，均应我的需要而生；转动地球的那根轴，正是我的昂藏细脖。

随着知识和智力的增长，这座童稚天堂终于崩溃了。现在我明白，当年如此傻乐，不过是精神世界缺少一个维度而已。今日之我虽然依旧尊重艺术家的主观能力，但作为理性人，我日益服膺卡内蒂的见解：“个性坚强的标志之一是热爱客观。”判断一位学者的高下，我的主要依据来自对其客观化能力的检视。在非关鉴赏的批评领域，只顾张扬主观化情绪，我视为一种智力上未成年的标志，而其中做得过分的，则会让我想起自己的童稚状态，我感觉，他们是一群啸聚在圣规则旗号下的东方狂生。

吴思先生曾经创造了一个非凡概念：潜规则。所谓潜规则，就是放着规则不用，偏要用一些袖里乾坤的暗箱手腕，以售其计。但放着规则不用，并非为潜规则所专卖，圣规则的信徒同样热此不疲。圣规则与潜规则方向相反，作用力却一般无二：都认为自己可以无视规则。相形之下，潜规则的玩家可能是偷偷摸摸的，圣规则的好手却气宇非凡，他们的言行不仅鼓荡着“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豪情，还有一种“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概。他们的批评信念，源自一种“替天行道”的圣化使命。由于“天道远，人道迩”之故，他们实际奉行的天道，乃是就地取材，现身说法，以天道为标榜，以自我为准绳。读他们的文字，你会惊讶地发现，作者早已把自己高出众侪的优秀性，视为“那还用说”的立论前提了。在批评时，他们如果不是把自己视为标准，你就能从其文字里读出这样一句话：“大家都是混蛋，我除外。”他们认定自己握有一柄代表“圣规则”的尚方宝剑。

在互联网上，我们天天可以撞上这类文章：作者的矛头不是指向个人，而是面向全体。当他这么干时，姿态是俯瞰性的，他赋予自己高踞云端的特权。比如，当他强调中国作家都是垃圾，当他怒斥中国作家都是懦夫，按其自封的“圣规则”逻辑，不用说，他把自己计划单列了。最近出了个因地震期间率先逃跑而引起公愤的中学老师，人称“范跑跑”，不久，我即见到一篇具有“圣规则”特色的檄文，标题大书“人人都是范跑跑”，不消说，这个“人人”里，包括你我，唯独不包括作者。我们还经常见到这号文字，作者笔墨亢奋地痛陈一代人的愚蠢、犬儒或野蛮，我们从中读不到一丝“同情的理解”，作者无疑在暗示：假如本人当时在场，黑暗世界就会翻出一抹象征希望的鱼肚白了。

为明确题旨，我再以薛涌先生为例。作为某报专栏作者，薛涌一篇文章被编辑退稿，编辑所持理由是：“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依我之见，这是一个业务性争执，牵涉到作者与编辑在文章理解和批评认知上的差异，争论不妨据此进行。谁知不然，薛涌为此发表专文，声明终止与该报合作。他不仅将这次退稿定性为“封杀”，还断言此举“无疑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我不必详述此事的前因后果，这么说吧，就算我全盘承认薛涌先生的描述，并认定他所指责的事实完全成立，我也得不出他的结论：退稿等于“封杀”。大作不是还能在别处发表吗？即如所述，充其量表明那位编辑水平差劲，如何就构成对整张报纸的否定呢？哪怕该编辑就是主编（实际不是），他也不能包揽部下的所有努力和追求吧？再则，“言论自由”乃是宪法层面上的事，通常以国家公权力为目标，具体到一家媒体，无论它优秀还是糟糕，都不能构成言论自由之有无的象征。俗话是怎么说的？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再反问一句：假如只要是薛大人的大作就必须登载，你是否侵犯编辑权利在先了呢？

我只能认为，薛涌先生乃是圣规则的实践者，“言论自由”这个陀螺，是必须围着他转的。他的大作刊登了，就是那家报纸“鹤立鸡群”的证明，他可以为此赞叹中国已经存在“敢为天下先”的报纸了；一旦被拒，对不起，那就甚至“可见我们的社会一些潜规则或者显规则，对人们的心灵毒害多深”了。一句话，他就是风向标，他就是准则。

僭用圣道，愚见以为，也是左道一种。

2008年6月18日

（《望文号脉》，作者周泽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