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唐盛世,我们想到的,除了广阔疆域、巍峨宫阙之外,更多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们。那是属于诗人的时代,群星汇聚,灿若星河。李白与杜甫,则是其中最闪耀的两颗,他们本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行,却因为因缘际会,相遇在大唐盛世的荣光中。
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铭记的事。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曾这样说过:“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的确如此。这是诗仙与诗圣的会面,是两颗恒星光芒万丈的相遇。但今天,我暂时把那些“伟大”“星辰”的字眼先拿掉,且把他们看作两个普通人——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杜甫,遇见了刚刚离职的文艺中年李白,两人一拍即合,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按照主流观点,李白和杜甫的同游,一共有三次。前后一共也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改变了杜甫的一生。杜甫写了十一首诗赠给李白。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为《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春日忆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不见》,提及李白的诗作则更多,其中不少都是杜集中的名篇。
李白在杜甫心目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次,我们从杜甫的视角,重现一遍与李白的相遇、相知、相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文学史上“双星相会”的奇观。它是李白浪漫人生中的一首插曲;而对于杜甫,则是一场漫长而奇妙的遇仙、追仙、画仙、梦仙之旅——对于杜甫,李白确实是如神仙一般的存在——贯穿了他的生命,砥砺了他的成长。
李白《上阳台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遇仙
那是天宝三载(744年)的夏天。
这一年,贺知章离开长安,王忠嗣大破突厥,安禄山当上了范阳节度使。
这一年,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刚刚被赐金放还,名满天下。而杜甫则是一个初入文坛的新秀。
两人相会的地点是东都洛阳。
李白到洛阳,是路过,目的是游览东都的名胜,拜访好朋友。杜甫在洛阳,是寄人篱下、寄居于姑父家里。他的姑姑这时已经去世了,杜甫留下来,目的是想着结交一些人脉,为未来出仕做官做准备。
两个不算得意的人,因诗歌之名,就这样一见如故。至于两人到底去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已无从考证。可以想象的是,在洛阳这个繁华都会里,两人少不了酒肆买醉,登高赋诗,过得很是逍遥。
那时的李白,论风采,神仙中人;论做派,豪气干云;论诗才,惊神泣鬼。说他是从天而降的一道光,照亮了杜甫苦闷而平庸的生活,也绝不算夸张。
到了分别时,两人相约秋天在梁园见面:“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杜甫《赠李白》)而后李白转过身,洒脱地走入云山。而杜甫则留在尘俗中,目送李白走远。他的心情肯定是既不舍,又期待的——期待李白从仙山回来,带着几株仙草,一壶琼浆,再给自己讲一讲仙界的奇遇。
几个月后,两人便如约在梁宋重逢了。一起登高赋诗,借古喻今,好不自在。后来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加入了队伍。三人携手同游,“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杜甫《遣怀》),为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此时,李白心中有了一个新计划——他准备去王屋山寻访华盖君。
对于李白而言,这个计划不仅是寻仙,还是一场寻心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李白心中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寻找到神仙世界,“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和普通人寻仙不同,李白心中,自己本就是仙,“道成本欲去”(《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只因不愿辜负“苍生所望”,才不得不混迹名利场,误了归仙之期。可惜,长安三年,李白不仅没能实现“济苍生”的理想,还落了个赐金放还的结局。“求官”理想破灭,“求仙”之路便重提上日程。李白此去的目的,是寻访久违的道友、久违的仙山,也去寻找自己心灵的平静归宿。
李白一生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少年时代就曾访道于蜀山之中。赐金放还后不久,便在齐州紫阳宫正式受箓入道,从此“身在方士格”(李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周围好友中元丹丘、吴筠等都是道门中人。因而,李白眼中的神仙境界,不是不可到达的彼岸,而是一种来处与归宿。他所欠的,并非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而只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不在旁处,而就在他心中。安顿好此心,便能倦鸟投林、游子归家。
杜甫要做的,便是陪李白一程。对求仙这件事,他本质上是不太信的,他信的是李白这个人。李白要寻仙也好,归家也罢,他都跟随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屋山之行也是杜甫的寻仙之旅。只是他寻找的,不是天上神仙,而是人间谪仙。
追仙
华盖君,最早是周代仙人“王子乔”的名号。民间传说他曾在华盖山修道,后世便将“华盖君”作为有道之人的尊称。关于李白造访的华盖君,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他是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也是李白的老朋友。早在李白初离蜀地时,两人就曾在江陵有过一面之缘。司马承祯对少年李白什么印象呢?惊为天人,赞不绝口。李白还把这些夸他的话,都记了下来,“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作为回报,李白也写下了《大鹏赋》,自比大鹏,将司马承祯比作稀有鸟。大鹏去探访稀有鸟,本是仙界的事。不过,既然杜甫和他约好“方期拾瑶草”,有了成仙的门路,便不能独享,于是两人一起出发。
当他们爬上陡峭的王屋山,到达山上的阳台观时,却见到了意外之景,“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昔游》)。司马承祯人已经仙去一阵子了,只留下“弟子四五人”守观。李白没有立即下山,而是带着杜甫,“竟夜伏石阁”,长夜里跪在石头的台阶上,期望有万一之幸。可惜,最后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两人遗憾地下山去了。杜甫回去后写了一首《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就是说:到了秋天,你我两人依然宛如飘蓬。仙药也没有炼成,愧对神仙。李兄你啊,每天都痛饮狂歌,意气飞扬,却也终难为世所用。这里边,包含着杜甫对李白才华和豪情的赞美,但也隐约有一些规箴之意。
有人认为,杜甫是在抱怨李白不切实际,说明两人关系生疏了。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关系更密切了。这说明,杜甫不仅仅将李白当作偶像,而是当成一个挚友。只有挚友,才能无保留地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然而,此时的杜甫或许并不明白,对王屋山之行,李白不仅没有感到失望,还得到了很重要的收获。他在阳台观看到一幅巨幅的山水壁画,笔意酣畅,元气淋漓,应该是司马承祯留下的。李白感到心潮澎湃,提笔写下了四行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这就是著名的《上阳台帖》。没有找到仙人,却在“山高水长,物象千万”中与自己的心灵达成和解。此后,他便可以将仕途失意、求仙不遇暂时放在心底,去笔墨与书卷的国度里,追寻属于自己的冠冕。
李白重振心情,奔赴山海时,目送他远去的人,还是杜甫。
如果说,上一次洛阳相遇,杜甫的心态还是粉丝遇见偶像,凡人仰望谪仙,光芒万丈,却又惊鸿一瞥,有那么一点不真实。第二次同游,他和李白的距离就更近了一步。他陪李白一起去王屋山求仙,探了一场永生难忘的险,看了许多平生未见的风景。当一切结束后,他也知道,这毕竟是不属于自己的人生。无论多么向往,他也不可能如李白那样痛饮狂歌。他能做的,是以知己好友的身份,送他远行,再奉上一点温言细语的规劝。看李白的背影消失在夕阳的光影里,那么洒脱,那么自由,杜甫的心中,有三分不舍、三分担忧,剩下的便是羡慕。
李白与杜甫的第三次相遇,是在第二年秋天。两人来到了东鲁地区,携手同游。杜甫曾饱含感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两人真正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
某个秋日,李白叫上杜甫,拜访兖州附近的范姓隐士。那一天的情景很可能是这样:
二人骑马出发,向范隐士的庄园而去。路上发生了小小的意外:“城壕失往路,马首迷荒陂”。本该熟门熟路的李白竟然迷路了,心急寻找时,竟一不小心摔落在苍耳丛中。“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这两句诗,把苍耳写得好像有知觉、有情绪的小怪物,埋伏在路旁,伺机相欺。这样的写法,不是真心责怪,而是风趣调侃,显出李白天真乐观的一面。
而这时杜甫在做什么呢?想必正一头雾水,跟着李白在荒野里瞎逛,甚至为了救援好友,也一头扎进了苍耳堆。一番折腾,两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范十庄园。李白一进门,就拉住满脸惊讶的范十说,范兄先别问了,且去准备好酒,还有和好酒搭配的“秋蔬”。
李白一进门,就支使起主人来,一边指挥主人忙这忙那,一边悠然自得地摘苍耳。杜甫想必是插不上话,在旁边打量庄园里的一切。他将自己所见所感,写入诗中:“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里能看到落日与白云,隐约听得到远处的砧声。进门后觉得眼前一亮,仆童都是那么清雅。诗中所记之物,如砧声、小童都是寻常事物,但诗人写来,却一点也不寻常,带着一丝“奇遇”的意味。似乎李白带他去的,不是一个寻常的庄园,而是某篇唐传奇中的桃源秘境。
范十未必是一个很著名的隐士,他的隐居处也不是名山大川。此行本是一场普通的寻友之旅,是因为同行的人是李白,寻常才变成了奇遇。我们设想一下,当李杜二人走后,如果有人追寻着两位诗人的足迹,去“范十隐居处”打卡,多半会失望的。这里无非是一座普通的庄园,一切诗意与浪漫,都是到这里的“人”赋予它的。这个人就是李白。他所到之处,万物生辉。满是灰尘的阳台观也好,满是杂草的小径也好,景致平常的庄园也好,只要有他在,便会充满诗意的光芒与童真的趣味。
杜甫随李白出游的时间并不长,可每一次都充满了意外与惊喜。在洛阳城打过卡,去王屋山寻过仙,在苍耳丛迷过路。每一天都像一场奇遇。而在这一次次奇遇中,杜甫对李白的感受也在改变。“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现在的李白,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仙人,也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挚友,更是身非骨肉却情同手足的亲人。
可惜的是,这一次同游时间也不长。到了冬天,两人便不得不分别。在东石门设宴饯别时,李白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歌结尾处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在李白的送别诗中,这一首情绪格外低落。冥冥之中,似乎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飞蓬无根,江湖路远,两颗闪耀的星辰,从此,各自运行,再不相见。
画仙
不久后,杜甫带着对李白的怀念,来到了长安。见识了李白曾为他描述过的通衢大道、九天宫阙,以及行走在其中的风流人物。或许,此刻的杜甫会更了解李白身上“谪仙”光芒的来源。那不仅是一个人的卓绝天才,也是一个时代光辉的凝结。
杜甫想到,要为李白“画像”。用的不是画笔,而是诗笔。
于是,他写下了一首体制奇特的《饮中八仙歌》。八个人物——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每人一段,少的两句,多的三句,而唯独对李白,他用了四句的篇幅: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短短四句,却足以说明,杜甫是李白真正的知己。他明白,酒对李白不仅仅是享乐,而且是沟通天地的一种方法。“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月下独酌四首》)一斗下肚,便引着谪仙人,穿过长安酒肆的喧嚣,回到那个诗与酒的国度。
那个国度里,樽酒不空,明月常在。王侯将相,皆归寂寞;唯有饮者,万古留名。
杜甫明白,为李白画像,必须将李白置于这个国度中。因此,他不画翰林院中的李白,不画大明宫中的李白,而画长安酒肆中的李白。唯有这样,谪仙的形象,才算刻画得入木三分。
杜甫选择了两个典型的事件。第一是沉香亭宴饮。那一天,牡丹盛放。唐玄宗乘“照夜白”马赴沉香亭赏花,杨贵妃跟从。李龟年拿着檀板管弦,准备高歌一曲。唐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松窗杂录》)花是名花,人是美人,歌手是顶流歌手,歌词又怎能随便?必须叫来李白现场填词,才配得上这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可这时,李白正“长安市上酒家眠”,和一群朋友,在长安集市上沉醉不醒。没办法,只好几个人把李白扶起来,带到沉香亭。李白“援笔赋之”写出《清平调》三章。
第二是白莲池泛舟。据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有一次,唐玄宗在白莲池泛舟,想起了李白,召他作序。这时候,李白又已大醉于翰林院中,被带到白莲池旁边的时候,已玉山倾倒,得靠人扶着才能站定。玄宗让高力士扶李白登舟赋诗。这时,李白做了一件特别洒脱、特别狂放的事:“天子呼来不上船”,又用了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来解释:“臣是酒中仙”。因为是酒中之仙,不受人间管束,所以抱歉,即便是圣旨,也有几分不遵的理由。这就是属于李白的,极致的豪放、极致的浪漫。
两则材料细节略有区别,有可能李白沉醉之事不止发生了一次。一次在沉香亭、一次在白莲池。杜甫以高超的剪辑手法,把两件事串联在一起。
当我们细读这幅画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是李白桀骜不驯、傲视王侯的形象,另一个,便是杜甫对李白的深情。
如果说,在杜甫看来,与李白的相遇可称为“遇仙”的话,那么随李白游历山川的过程,便是毕生难忘的“追仙”之旅。两人虽然分开了,李白如神仙一般的风采,还深深印在脑海中。于是,杜甫想到了“画仙”。他把李白放到了八仙最核心的位置,用了最丰沛也最饱含深情的笔调,细细勾画。“画仙”的过程中,杜甫更进一步了解了李白,也将对他的深情厚谊,凝注到一笔一画中了。
梦仙
乾元二年(759年)秋,杜甫寓居秦州,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而李白却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两年前,他因曾参与永王李璘的幕府受到牵连,流放夜郎。这一年的二月,遇赦放还。杜甫这时在秦州,地方僻远,只闻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还。杜甫担忧李白安危,数次梦到李白。梦醒后写了两首《梦李白》。其中第二首云: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浮云与游子,是古诗中常见的一对意象。《古诗十九首》中说:“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李白也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的诗句。这两句是说,天上浮云终日飘去飘来,故人却久望不至。那时,杜甫在秦州,李白流放夜郎,相隔何止千里。加上四方战乱未歇,音信难通,因此杜甫望浮云而思故人。
因为思念之情太深,以至于他连续好几夜都梦到了李白。醒来后写梦中所见的情景: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两人相见后互诉衷肠,难舍难分。到了分别的时候,李白总会满面愁容地感慨,到你这里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江湖上波谲云诡,小舟随时会沉没。说完后,李白便走出门去。杜甫无法挽留,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这一幕杜甫见过很多次。李白潇洒转身,“挥手自兹去”,奔赴山海,杜甫则带着不舍、带着羡慕目送他。而这一次不同。李白并不像记忆中的那样意气风发、自由不羁,而是寂寞失意、憔悴衰朽的。“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他不再是光芒万丈的模样,而是壮志未酬、搔白首、叹平生。这一刻,杜甫心中激荡起了万种不平,吟出了掷地有声之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长安城中达官贵人冠盖满路,却让这样一个人独自憔悴,这是何其不公!
“斯人”,这两个字看似普通,却含着无尽的深情。“这样一个人”,在此刻的杜甫眼中,李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笔落惊风雨”的天才,一个“痛饮狂歌”的豪客,一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酒中仙。而更重要的是,李白也是一个领着他四处探奇冒险的兄长——最初时,你以为神奇的是他带你去过的仙山大泽,到后来才明白,神奇的是他本身。和他在一起,平凡旅程也趣味横生。这就是杜甫眼中的“斯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李白,满长安城的冠盖繁华,都抵不过他一句诗、一杯酒。
写《梦李白》时,杜甫曾听到传言,说李白已经死于流放途中。因此,他以为自己的梦,不仅仅是梦,而是李白死后,魂魄恋恋不舍,远赴千里,向自己作最后的诀别。念及于此,杜甫的悲伤便化为悲愤。若不是这些权贵们把持朝纲、争权夺势,这样一个高洁而天真的人,何至于卷入阴谋,蒙冤下狱?杜甫将满城“冠盖”与寂寞“斯人”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论眼前荣华,前者显赫一时;可论在历史上的分量,满城冠盖,皆不及太白一毫。
在不久后的北宋,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死后,苏轼悲痛万分,曾说过一句话:“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世间已无秦少游,就算有千万人,也无法补偿。李白在杜甫心中的分量,也是如此。
最后诗人发出感慨:“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为何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一生不羁的诗人,到将老之年,却横遭流放?即便他的诗名能流传千秋万古,可身前遭遇如此不公,所谓不朽,又有何用?这一句,竟似乎在质疑儒家“立言不朽”的说法。对于杜甫而言,并不是常见的事。事实上,杜甫当然相信,李白会得到“千秋万岁名”。他之所以发出“夫复何用”的感慨,是因为与李白本身相比,这一切仍不值得。
如果说,杜甫心中有一架天平的话,一边放着李白,一边放着满城冠盖,二者的重量天地悬殊。即便把“千秋万岁名”放上去,仍然压不起前者的分量。
大唐盛世里,几乎人人都爱李白,可杜甫的爱却是不同的,不仅爱“诗无敌”的大唐谪仙,也爱“搔白首”的寂寞斯人。当李白意气风发、寻仙五岳时,他泼一点冷水,送一份劝诫;而当李白蒙上“从逆”的罪名,“世人皆欲杀”时,他又坚定地站在李白身边。
我们可以回到开始的问题了,从杜甫的角度,如何看待他和李白的相遇。从杜甫角度而言,与李白的相遇,与其说是粉丝追逐偶像的故事,更不如说一个人寻找自我的故事。他的爱与理解,不仅仅是对偶像的,也是对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李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理想的影像——那是他曾经想成为却又注定无法成为的自我。凝视这个影像的过程,也是他审视内心、渐渐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李白的足迹,而是从另一个方向,登上了艺术的绝顶巅峰。那一刻,他便和太白真正重逢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诗歌王国的圣殿里。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辛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