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文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一些指标、一些领域等方面回升向好，表现出较大的韧性和潜力。但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低谷，市场主体信心和风险偏好普遍较低，产出缺口、通胀水平、资产价格、就业形势都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持续下行压力。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经济周期自有其过程，我们也自然要对中国经济的反弹和复苏保持耐心。

与此同时，对于中长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国际和国内的悲观论调也日益盛行起来，关于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讨论越来越多。除去那些不怀好意、幸灾乐祸似的“悲观”，悲观本身不是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更为重要，相比于盲目乐观，悲观有时候反而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入演进、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所预示的人口危机、房地产的深度调整、弥漫在社会各阶层人群中的“躺平”与缺乏活力，的确如片片乌云一般飘荡在中国经济未来的上空。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常态，正所谓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当前及未来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比1949年解放初期还大？比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还大？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不大？非也。因此，直面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挑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去应对，才是要紧的。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描绘中国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我想应该是“活力”。短期内，市场活力不足，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中长期内，人口活力不足，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能；国际上，美国战略性打压中国，制裁、限制、围困、挑逗、刺激，以此来扼杀或引诱中国自己去窒息其市场活力与制度活力。为了有效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挑战，全面提振市场活力、人口活力和制度活力应该是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着力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拥有的制度优势恰恰能够使中国做到这些。

实际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的一大创举，其运行良好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保证充分的市场活力。这一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是社会主义制度走出计划经济泥潭、应对“米赛斯—哈耶克批判”的必然，从实践上讲已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实践所证明。流水不腐，如果市场缺乏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搞不好。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独创和专利，社会主义应该也可以与市场机制结合地很好。运行良好的市场是一个能有效处理纷繁复杂经济信息的复杂巨系统，其应该在资源配置（尤其是分散化的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交易）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除非有明显的市场失灵或者其他明确的理由，否则政府不宜过多、过于频繁地干预市场，换句话说，科学合理的政府干预是实现市场活力的必要条件。

在应对市场失灵、调控市场经济、激发市场活力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制度优势的核心逻辑在于：其维度升高了，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手段叠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使得政府拥有更广的政策选择集和政策工具集，在更广的政策集中选择的全局最优解，当然要优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局部最优解。因此，在应对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宏观调控政策存在较长时滞且不同政策协调困难、破除市场垄断等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明显优势，且已被实践反复证明。

在提升人口活力和制度活力方面，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比传统市场经济体制更具优势、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人类历史经验和内生增长理论都证明，人口活力是决定一个社会整体活力包括经济活力的根本性力量。哪个社会、哪个城市人口规模大、人口结构合理、人口总量平稳增长，长期来看其就会欣欣向荣；哪个社会、哪个城市人口持续负增长、老龄化不断加重，长期来看其就会走向衰落。美国人口是英国数倍，但其人均GDP却高出英国很多，人口活力使然也。制度活力的重要性不必赘述，一个封闭僵化、不能灵活改革调整其制度的社会，必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也必将崩溃。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考量，没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随时敢于坚持真理、修正谬误。正是有这个政治基础，再叠加社会主义制度下更为丰富的政策选择和执行效率，只要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改革措施（包括提振人口活力的举措），都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能较快推行，而不像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面临党派之争、利益集团干扰、政治分裂和极化、民粹主义、政策工具缺乏等诸多问题。

必须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各种制度优势，其前提是政策制定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性、科学的精神，这样才能保证在更高的维度上真的找到优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局部最优解的全局最优解。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系统中，如果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和科学理性，上述优势可能会变成劣势，最终的政策结果可能还会差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局部最优解，某些方面的改革和管理已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因此，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对社会心理学、对各市场主体敏感的心理变化和需求要有深刻理解，要敬畏市场，要承认自己的知识、信息和能力有限；要意识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搭配，而是精妙的科学，政策制定尤其是大的改革需要足够的理性作为支撑；制定政策时要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既广泛收集信息，也充分了解人民群众需求；要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良好运行，集思广益，民主下的集中才有力量、才能事半功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我们某种新的自由，如何发挥好这种自由光靠高尚的道德目标去指引还不够，谨慎谦虚的态度以及科学理性的精神都是必需的。

回到中国经济现实，要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挑战，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应该如何发挥呢？

短期内，市场活力缺乏，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信心不足迟迟得不到根本性扭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更有效、更科学地运行起来。要协调各部门，实施“偏紧的跨境资本管制政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偏宽松的宏观审慎政策和住房政策+灵活的汇率政策”这一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更大力度地拉动总需求。要更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要扛起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对内要努力营造宽松、包容、自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而不是压抑的市场环境，在对市场主体心理进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强化预期管理和前瞻性指引并增强政策的可置信度，以此来提振市场信心。要推出以“放松管控、管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为主基调的供给侧政策组合，进而与总需求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共同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尽快恢复到长期增长趋势。要暂缓推出可能会加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长期性、结构性政策（如偏紧的监管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这类政策在短期内不仅会加重经济不景气，而且对市场预期和信心也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方面，要发挥制度优势，果断采取更具改革性、更加科学合理的措施，推动股市健康平稳发展、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股市方面，要广泛调研并听取基层股市参与者的呼声，大力度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设计，突出保护投资者而不仅仅是融资者权益，打击欺诈和内幕交易，营造公平、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房地产市场方面，一二线城市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要更加关注“房住”而不仅仅是“不炒”；要更大力度修改、完善限购政策，活跃各类型房产的流转与交易，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要制定系统的城市更新计划，对主城区的“老破小”住房进行系统化改造，以此来提升居民居住品质；要适当加大土地供给、完善城市规划，扩大住房供给数量，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住房需求。

中长期内，重新提振中国的人口活力是应对未来经济挑战的关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和健康的人口增长是决定知识创造、科技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国长期拥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密切相关，没有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活力，就没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生命力。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长期稳定在20%—25%之间，但2022年这一比例已低于18%，而且可以预见在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持续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移民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在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来提振人口活力，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大城市的住房可得性和人均居住面积是制约城市年轻夫妻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要从战略高度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中国的住房市场，充分发挥土地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廉价、大规模的提供住房用地，保持充足的住房供给和合理的房价。这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将通过改善大城市年轻人的居住条件提升人口出生率。这样的政策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土地公有制赋予了中国政策制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只要基于科学理性的精神，在更高的维度设计上中国能得到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优的住房市场机制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基于严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我们发现，增加大城市土地与住房供给、降低房价，从长期来看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会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消费使得中国经济获得更高质量的增长，税基的扩大也将对土地财政形成替代。第二，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找准年轻人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的其他重要原因，在降低生育机会成本和育儿成本等方面提供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大力支持和补助。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将使得中国在这些方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更有效的手段，例如学前看护和学前教育方面的土地供给及资金补贴、公立托育机构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下的社区支持、相关政策更高效的制定和施行，等等。因为人们提高生育率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因此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和支持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无可厚非。加之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浓厚家庭观念和对抚育后代的热爱，只要相关政策科学、得当，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活力是能够得到恢复的。

关于制度活力，中国一方面要跳出美国设定的战略陷阱，不要自我封闭僵化、窒息自身制度活力，另一方面要在集思广益、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和完善。美国推行逆全球化、将所谓安全问题提升到经济利益之上，中国切不可随之起舞、过度反应，不能以安全之名窒息了中国内部的社会活力和制度活力。安全问题自然重要，但中国目前的安全形势总体上处于历史上的较好时期，相关问题交给专业的安全部门就可以了。开放、包容、自由的制度环境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运行良好的制度基础，开放包容的系统一般也能更好地克服熵增定律、保持系统的动态稳定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也更加安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得国家能够较好地引导人民群众、抵制不理性的民粹主义行为，要利用好这一制度优势引导人民群众理性客观看待中美关系和美国行为、遵循“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的战略传统、保持制度自信和制度活力。将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与市场经济更好结合、展示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活力，是中国接下来要做的一篇大文章，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破之题。除了继续深入研究如何发挥土地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国有企业的角色定位与改革发展也是一大重点。庞大的国有企业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既关乎中国经济命脉，也是财政收入和居民福利的潜在来源。例如，可以深入研究如何将国企利润分配与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超过4.3万亿元，如果拿出其1/3作为全民基本收入分配给全中国人民，每人每年可分得100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可分得4000元。考虑到中国低收入阶层中尚有数亿人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壮大，基于国企利润分红的全民基本收入还会持续增长，十年二十年后将蔚为壮观。国企利润分红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设想，不仅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还能增强全体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精气神和奋斗精神。

最后，值得再次强调，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来应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挑战，其前提条件是政策制定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性、开放、科学的精神。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更好地化解中国经济在短期和长期内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首要任务就是要克服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让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理性的精神主导政策制定和制度改革，唯有如此，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