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安富建 自 1405 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经过去 600 多年。

“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有三十多个国家搭船来朝，明王朝由此构建起了前所未有的朝贡秩序。

梁启超曾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盛赞：“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

郑和下西洋 580 周年纪念邮票

郑和的远航，让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交流在短期内达到顶峰。郑和之后，古代中国对印度洋世界并未继续开发。恰恰相反，“海洋中国”走向低潮。

明清两代帝国在亚洲东部陆地势力日隆，西方人因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却在悄然崛起。中国人在印度洋缺席的 60 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了印度东南角。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新书《经纬华夏》里写道，“郑和七次下西洋，居然没有带回任何新的观念和事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往外看，发现没有值得学习之处——这一自满，终于造成了对外严拒固守的心态。”

因为郑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明朝的声望，所以只是循着此前阿拉伯、中国商人们开辟的航路拓展，而没有发现新大陆的意愿。

终于，中国迎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非常遗憾，郑和之后的印度洋，渐渐地和中国越行越远，越来越模糊，乃至隐而不见”。在《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如是说。

这本书将焦点放在郑和及其之前的历代中国，在海洋最远的印度洋世界的探索，回溯古代中国人在印度洋世界的政治（官方使者）、经济（民间商船）、文化（佛教东传）等层面的有趣的人、事、物，从全球视野勾勒古代中国和海洋的关系。书中涉及奇珍异事，比如海贝、龙涎香、港口爱情等，分享了兼具历史内涵和故事趣味的发现。

海贝：产自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织起一张全球贸易网；在亚洲，曾经作为印度、云南的最重要货币，是泛东南亚、南亚贸易圈的重要构成；在西非，欧洲人的“黑奴贸易”曾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黑奴用海贝支付。

龙涎香：抹香鲸的排泄物，从马尔代夫进入中国，是上层社会富贵奢华的象征。嘉靖千金难求，葡萄牙人因掌握龙涎香贸易，而换取明王朝的允许入居澳门。

港口爱情：海洋之上人来人往，塑造了海洋世界居民的不同的爱情观。与儒家“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念不同，港口停驻的外来者与当地居民显现出另类、有张力的爱情面貌。

除此之外，迄今打捞的“最早远航印度洋”的中国船只，最早到达中国港口的阿拉伯船只；第一个从海上返回，第一个从海上往返的中国西行求法僧人；最早的官派出海使者；海上航行最远的中国人……这些统统成为杨斌书写的对象，形成了一本失落的中国—印度洋传奇故事集。

它们描摹了郑和下西洋的前史、背景及千丝万缕相勾连的细节，是古代海洋中国的一部分，也是“遗憾”的注脚——那个古代中国曾经熟悉的海洋世界。

文博时空邀请杨斌教授，以郑和为原点，解读古代的海洋中国在印度洋失去的可能性，和“地理大发现”的距离，以及曾经抵达的远方有多远。

郑和之后，“中国失去了印度洋”？

文博时空：1433 年之后，中国人几乎从印度洋上消失，中国人的船只不再靠岸。在讨论“中国失去了印度洋”之前，首先换个思路，对印度洋世界来说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失去”？

杨斌：郑和停止下西洋之后，唯一主动想和明朝维持朝贡关系的国家，叫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郑和七次下西洋中有三次（第四、第五、第七次）访问了忽鲁谟斯。

郑和下西洋路线示意图（《新编郑和航海图集》1988 年）

在郑和之后，忽鲁谟斯想恢复对中国进贡，原因可能是忽鲁谟斯出产良马，而中国自古非常喜欢阿拉伯国家的马。明代官方给与的价格特别高，因此贡马的朝贡贸易可以给忽鲁谟斯带来丰厚的贸易收入，所以他们派使节到北京要求恢复对明王朝的朝贡。

但是，明朝态度发生了转变。皇帝回复说以后不需要来朝贡了，你们好好干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对印度洋贸易圈各国来说，直接的航路“熔断”，实际产生的利弊不一。忽鲁谟斯之外，大部分国家应该持无所谓的态度。比如，对溜山国（今马尔代夫）来说，明朝使节来，我们跟着去朝贡，现在不来了，我们也不用长途跋涉去了，可能也挺好。

但也不能说，这些国家对中国物产没有需求了。他们喜欢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但这些通过间接贸易也可以得到。

文博时空：有观点认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只是在“华夏中心主义”下单方面的叙事。是这样吗？

杨斌：因周边各国对古代中国需求的不同，交往心态也千差万别。

从朝贡国而言，天朝赐给我的礼物远远超过了我进贡特产的价值，有利可得，如忽鲁谟斯。所以他们不妨虚与委蛇以表面功夫来维持朝贡，承认古代中国为中心，这是一种普遍心理，因而会出现“一种关系、各自表述”的情况。

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不同。如古代越南、朝鲜长期是中国属国，它们更加比较看重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尤其是当国内政治动荡时，实力强劲的中国往往成为某一方讨伐“僭主”的依靠。这也是历史上越南和朝鲜经常把中国的王朝拖入他们的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朝贡关系存在一种“多重”现象，影响最广的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圈。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差异，比如唐朝是南诏的宗主国，而南诏也是骠国（今缅甸境内）的宗主国；后来，日本奉明朝为宗主国的同时，也对外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有两个属国朝鲜、琉球。与之类似，越南有属国勐南掌（南掌国）、占城国等。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70 年代以前）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绘制于“郑和下西洋”之前，是朝鲜在中国李泽明《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浚《混一疆理图》，反映了蒙元时代的知识

文博时空：郑和下西洋之后，古代中国在海洋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收缩。有观点认为，这恰恰说明“中国不需要印度洋”。你认为呢？

杨斌：这个观点可以讨论。实际上，郑和之后，中国对印度洋世界的一些重要物产需求，再也无法获得满足。

明王朝在郑和之后对外闭关，再次开关已经到了隆庆元年（1567 年）。这中间经历了 134 年。

产自马尔代夫的香料“龙涎香”，曾是明宫廷里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在嘉靖朝，龙涎香成为皇帝制春药求床第之欢的原材料。

龙涎香，实际上是抹香鲸的排泄物，主要产自印度洋西部的东非海域。在南宋沉船“泉州一号”上就曾发现过。

嘉靖皇帝

明代断航之后，龙涎香更加稀有珍贵。为了换得八两龙涎香，嘉靖皇帝曾出价七百六十两白银。

因为需求长期无法满足，嘉靖龙颜大怒，1566 年下旨指责户部“龙涎香十余年不进，臣下欺怠甚矣”。

1540 年到 1562 年，在 20 多年里，嘉靖曾多次下诏动员全国之力搜寻，却只得到数斤而已。

明朝地方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入驻澳门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从海上航路而来的葡萄牙人贡献了 16 两龙涎香。这个千金难买之物，敲开了明朝紧锁的国门。

龙涎香

到了明末清初，龙涎香基本见不到实物，逐渐成为戏曲话本里富贵奢华的一类象征物。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洋的联系，不能光以贸易来衡量。印度洋是中国的近邻，通往西亚、东非以及地中海世界的必经之地，因此，中国与印度洋的联系，怎么不重要呢？

郑和与“地理大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

文博时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可以媲美达伽马、麦哲伦、哥伦布的远航，而且比他们时间还早。

杨斌：“郑和下西洋”为期近三十年的大航海事业，足迹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但这只是基于古代中国、东南亚、印度、阿拉伯诸多群体开创的商贸圈，并没有新的航线，也没有到达新的陌生的地方。郑和下西洋，整合了官方和民间的所有资源，创造了万国来朝的气象。这与串联全球，以寻找新大陆为目的的地理大发现，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地理大发现”主要航路简图

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贸易或者与他国建立经贸联系，从经济上来说得不偿失。宝船路过印度洋周边国家，一路赏赐，花费远高出了对方朝贡礼物的价值。一些外国来访使团在中国居留数年，其间的花费明朝政府也大包大揽，使团回国时也有宝船护送。

当一系列航海行动突然终止之后，自唐宋以来，印度洋和中国长期维持的直接往来也被中断，双方的民间商贸也停滞不前。

当时人已经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活动。为了让后代不再效仿，明宪宗成化年间，时任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竟私自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资料。兵部尚书项忠知道后，不仅没有怪罪反而表示了对他表示了尊敬。朝廷文官之间宁愿“系统性犯罪”让历史档案消失，也要避免郑和旧事重现，可见当时非议之深。不过，这也让当时在印度洋航海的知识失去了。有趣的是，现在的能看到的记录，意外来自于明朝江南“四大才子”祝枝山。

那是一个海洋格局巨变的时代。1433 年，明朝人止步于海洋。1498 年，达伽马到达印度西南角。明朝人缺席印度洋的 60 年，在某种程度上给欧洲人留下了一个真空，这也让中西方直接交往推迟。

文博时空：是否可以说“中国缺席了地理大发现”？

杨斌：这个说法似乎也稍微简单了些。

中国缺席的印度洋世界的国际游戏。如果明清继续走下去，达伽马他们来的时候就会碰到中国人，合作、竞争、冲突都有可能。亚欧大陆的两端或许会有更多层面的交流，但这是不可预测的。从印度洋撤退，中国失去了印度洋的资源、市场以及其他可能性。

地理大发现，不是欧洲自己产生的，而是亚非欧大陆内在动力的突破。

文博时空：这个怎么理解？

杨斌：地理大发现的产生，在于意愿和能力的结合，无论是探索新世界还是带着殖民目的。

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东方知识，刺激了欧洲人前往东方古代印度和中国寻找“黄金之城”；欧洲人对外殖民所用的火药，是从中国传过去。而欧洲人的造船、航海技术是整个亚洲大陆内部演化的结果。

欧洲发现新大陆，绝对不能否认欧洲本身特点与贡献，但是整个前提是欧亚大陆合力的结果。

文博时空：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比如说绕过非洲好望角？

杨斌：因为古代中国的航海能力有限。非洲南端的西风带上风力强劲、风浪大，郑和的船止步于非洲东海岸。不仅是郑和的船队，古代阿拉伯的、印度的船也经不起非洲南部海浪与风暴，从来没有绕过非洲南岸抵达大西洋。

文博时空：如何看待“海洋中国”和“陆地中国”之间互动性？

杨斌：我们讲“丝绸之路”，经常将其想象成有起点和终点的一条线。

提及“陆上丝绸之路”，西安、山东、扬州，谁是丝绸之路起点？终点又在什么地方？“海上丝绸之路”也一样，起点是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大家争论得不亦乐乎。

唐代“丝绸之路”路线图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片面的理解。“丝绸之路”是一张网络，可能不存在起点或者终点，只有一些互相联系起来的枢纽节点。中国的很多城市在这个网里，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国家也在这个网里。

郑和下西洋的停止，让这张网络失去了一些来自东方的活力。但并不是说这个网络不存在了。同样的，也没法把“陆地世界”和“海洋世界”给分割开来，海洋世界的影响在后来历史中，仍然继续深入到内陆。

海贝，明明是印度洋上马尔代夫的产物，它偏偏在中亚、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长江中上游等地发挥了经济、礼仪、宗教方面非常突出的角色。只有更加充分地揭开那张连接亚非欧的贸易网络，才能展示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国。

远航印度洋，古代中国海洋实力有多强？

文博时空：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的船只、商人曾在印度洋上驰骋。之后，中国船只不过马六甲海峡，（“往西海洋，中国洋艘，从未经历，到此（马六甲）而止”。出自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此前，郑和要抵达的“西洋”指的是哪里，范围有多大？

杨斌：“西洋”在古代曾有两层含义。

宋元明时期，“西洋”包含了南海的一部分，加上印度洋。西洋的范围包括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及其以西水域，一直到非洲东海岸。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的，在印度南部有个国家“马八尔国”，又称“西洋国”。近代之前的“西洋”国，就特指这个国家。马八尔国处在东西方交通主航道上，是前往阿拉伯世界必经之地。到了元代，忽必烈和位于波斯湾的伊利汗国（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建立的政权）交往密切。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只有伊利汗国还承认元朝的地位。马八尔国就成为二者之间交往的中转站，它出产的棉布就大量抵达元朝。

元与四大汗国位置关系

今天中国和印度虽然距离很近，但相对生疏，存在很多误解。今天我们回溯印度洋这段历史，会发现古代中国和印度作为东方文明的两个大国，自佛教东传以来曾交往密切，一直有诸多历史渊源。

文博时空：过去的学者们研究判定“泉州一号”从泉州出发，目的地是东南亚，而你认为它到过印度洋。这是为什么？

杨斌：古代中国人的船只下西洋，我认为最晚在南宋已经开始了。这是我根据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一艘南宋海船而得出的结论，我建议这艘船命名为“泉州一号”。在 1974 年发现之后，学者从考古等各个学科的研究都认为“泉州一号”是一艘远洋船，肯定到过东南亚，很可能从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回来。

“泉州一号”，目前展陈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依据船上的海贝、龙涎香等众多原产地来自印度洋的发现，我认为“泉州一号”从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相当高。如果是这样，那么“泉州一号”就是我国古代远洋航海到达印度洋的首个考古实证。

“泉州一号”上发现的海贝

文博时空：中国古代最大的船有多大？郑和宝船长度号称达 100 多米，为什么后人至今造不出来？

杨斌：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宝船长 44 丈、宽 18 丈（即 146.67 米长、50.94 米宽）。

现在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记载有误，超出了远洋木制商贸帆船的技术。

符合常识的船有多大？南宋的“泉州一号”，有 30 多米。比“泉州一号”早一百多年、始发于福州的“南海一号”，将近 40 米。合理推测，在宋元明时期，中国最大的远洋轮船应该在 40 米上下。那么，郑和宝船最大也应该在这个幅度上下。

“泉州一号”动画复原图，来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官方网站

需要注意的是，远洋帆船并不是越大越好。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并不大，但是符合特殊海洋环境下行船的流体力学等，可以突破洋流、季风限制，从航海的角度而来，更加合适。

文博时空：和国外相比，古代中国造船技术如何？

杨斌：阿拉伯人一度是海上霸主，唐代，在中国沿海活动的都是阿拉伯式的船只，比如“黑石号”，它们能够从印度洋远航而来。到宋代，中国的船也去印度洋了。可以说，这时候中国船的技术也比较高了。

“黑石号”沉船模型

技术其实也是互相学习的。起初，东南亚的船受到阿拉伯海船的启发，制作不用铁钉的“缝合船”。12 世纪之后，东南亚也受到中国船的启发，开始运用铁钉技术，最终造出了综合阿拉伯式和中国式造船技术，具备两者优点的远洋船舶。

文博时空：怎么评价古代中国港口的地位？

杨斌：汉代的交州（今越南北部的东京湾一带），唐代的广州，宋代的泉州，是这几个时期比较重要的港口。

宋代“背海立国”，不同以往，官方对海上贸易曾大力支持。到了元代，泉州已经是马可波罗认为的“世界第一大港”，和意大利港差不多。泉州发展为“世界第一大港”，与福建地理位置非常有关系，当然也跟国际贸易进一步往中国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

实际上，唐宋以来，一些在今天东南亚、阿拉伯、南印度等地的外国人，已经可以经广州抵达泉州，所以泉州早已纳入了整个海洋世界。

对谈嘉宾简介：

杨斌，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硕士，美国东北大学博士。曾任教国立新加坡大学、澳门大学，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

中文专著包括《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获“《新京报》2021年度阅读推荐”、以及2022年“文津图书奖推荐”等）、《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 以及《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英文专著包括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获美国历史学会2004年古滕堡电子出版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和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A Global History（Routledge 2018年出版）。

图片 | 安富建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