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田进 全球价值链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如何分配全球价值链中各参与者的碳排放责任？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有多重要？

近几年，伴随着全球贸易遇到多重因素冲击，上述疑问正得到更多企业主乃至国家主体层面的关注。11月16日，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3）》发布会暨全球价值链发展论坛期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院长殷晓鹏对等媒体表示，全球价值链现在存在区域化、短链化、扁平化的趋势，这将给全球各国企业的贸易、投资带来冲击，比如个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企业贸易的成本增加等。

而碳排放方面，殷晓鹏表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全球价值链在绿色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因为高昂的进口设备、缺乏技术等原因面临冲击。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从2020年起，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出口总额都有所增加。然而，目前正在发生的全球性冲击可能会使这一复苏轨迹偏离轨道，因此有必要评估全球价值链在面对冲击时展现出来的脆弱性的潜在来源。

进入2023年，全球价值链仍面临诸多挑战。4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还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率为1.7%，但在10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将此预测直接下调至0.8%，明显低于过去12年来2.6%的平均水平。

10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发表讲话称，尽管全球经济从过去几年的严重冲击中持续复苏，但复苏进程缓慢而不均衡。当前全球增长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远低于疫情暴发前20年3.8%的平均水平，中期增长前景也已进一步减弱。

发布会上，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表示，传统的贸易数据仅仅是捕捉到了进口、出口的贸易数据，而没有能够区分贸易的目的。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贸易研究使其能够更好理解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从而能够有更准确地制定政策。

全球减碳责任的争议

与其他的经济活动相比，全球价值链具有更高的碳密集度。也因为此，谁应为碳排放来付费也成为过去几年全球层面的一项热议的话题。

研讨会时，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副主任张敏文表示，尽管有地缘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全球能源转型的脱碳依然是主要的趋势。全球对于低碳能源转型的投资，在去年达到了1.1万亿美元，低碳转型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告》提出，通过贸易和投资（如外国直接投资）渠道，全球价值链已使国际生产共享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全球价值链现象涉及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它使《巴黎协定》的实施复杂化，而《巴黎协定》的实施依赖于各国政策的组合。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持续存在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参与者 （如生产者、消费者、出口商、进口商、投资者和被投资者） 之间分配全球变暖的责任。

对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孟渤说，发展中国家本地的碳排放大多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在减排道路上，发展中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但同时也应得到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支持，以便能更好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全过程减碳。

《报告》也提出，碳边境调整，应根据各国对二氧化碳排放所承担的责任份额，在国家－部门－双边层面沿全球价值链进行设计，而不是像贸易关税那样简单地单向征收。

在具体的建议举措方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苒表示，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追溯碳排放时，发现有不少证据表明，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将碳排放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收益却流回母国，且存在第三国效应。因此，建议要建立一个激励基金，让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当中去。

张敏文也表示，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绿色行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一个主要瓶颈就是融资缺口。发达国家应兑现气候变化承诺资金，将其落实到位。

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

因为全球价值链在多方面的影响，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多位学者研讨时的高频词。

《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一体化通常会给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和工人带来更好的结果。特别是，全球价值链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机会，使其能通过与主导企业的联系，实现质量升级、知识溢出、技术转让和创新。

以柬埔寨为例，《报告》显示，出口到欧盟的服装激增，使得柬埔寨正规企业的就业率增加了16%—22% 。女性往往尤能从这些发展中受益。全球价值链一体化降低了低技能职业中的两性工资差距，但对管理职位等高技能职业中的不平等基本上没有影响。

另一方面，清华大学高宇宁教授说，在过去几年中，全球经历了贸易模式的重新洗牌。一方面，中国、美国、欧洲依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中心和生产网络的核心；另一方面，贸易紧张局势和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贸易成本攀升，确实导致了区域化和本土化。

《报告》显示，贸易紧张局势增加了全球生产的成本，尤其是下游生产商的成本。由于中国的反制措施和全球价值链的累积效应，中国进口的一些中间产品的关税上升了47%。美国和中国分别承担了100亿美元和65亿美元的额外间接关税负担，而第三方国家则承担了30%—70%的额外成本。并且，中国大部分产业的间接关税增加了约50%，而美国产业的间接关税则增加了150%以上。

一些好的变化已经发生。亚洲开发银行（ADB）经济学家Mahinthan J. Mariasingham表示，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情形下，地缘政治和新冠疫情对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随着各国的集体努力，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有所恢复；尤其是在区域层面上，价值链的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数据上看，并没有发现任何全球生产回流的证据。

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学家Victor Stolzenburg也指出，目前许多全球价值链包容性方面的政策正在制定中。例如，欧洲目前在制定政策，对跨国企业实施调查，包括劳工和环境方面的考量。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小型企业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这些政策将呈现不同的影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说，全球价值链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的确可能因为短期不确定性加剧而遭遇挑战，也可能因气候、环境治理的改善等高水平发展目标而出现调整，但并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各国应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据了解，《报告》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亚洲开发银行（ADB）、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共同发布。构成《报告》基础的37篇背景论文，来自20个国家和30多个研究机构的60多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