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陈丽媛等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2000多年前，屈原通过《天问》这首长诗，对宇宙的诞生、天体的构造、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等连续发问，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的好奇。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很早就开始了，从朴素的日月星图到卓有见识的宇宙观，从天干地支纪年再到不断精确的天文历法，文物见证了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承载了中国人的天文智慧。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可考的文字星象记载。先民们通过对日月等天象的观察来确定时间、方向和历法,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第一页。让我们一起通过文物中天文知识的记载，感受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进步性和科学性，领略古人在天文领域的智慧。

1、利簋

西周 现藏国家博物馆

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释文译文大意是：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的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占有了商都。

甲子日，是中国干支纪日中一个循环中的第一天。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作“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法。

岁星纪年法，是上古时代用以纪年的一种方法，岁星以六十甲子（干支纪年法）为运转周期。有说法认为，太岁就是天上的木星，因为木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所以称木星为岁星或太岁，它既是星辰，也是中国民间奉祀的神祇之一。

古人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和四时节气的变化，把黄道、赤道带天区自西向东划为十二等分，叫做十二次，次是“星之躔舍”的意思。躔是运行，舍是停留，大意是指天体运行的轨迹。十二次，就是行星运行经过的十二个位置。古人把十二次依次命名为：星纪、玄枵(xiāo)、娵訾(jūzī)、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由于十二次和二十八宿都是黄道和天赤道附近天区由西向东方向划分，因此，十二次的具体位置往往是以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为标志。古人经过长期观测，确定木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因此，十二次可以用来观测木星每年经过的星次，并据以纪年，叫做岁星纪年。

古人认为在天上有二十八宿与十二次，在地上就有十二辰和相应的分野。《乙巳占》：“在天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属十二国。至于九州分野，各有攸系，上下相应，故可得占而识焉。”十二辰，是沿天赤道从东向西将周天分为12个等分，与十二次方向相反，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应的分中国为十二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并州、幽州、营州。依据这些理论，除观察天文现象和测定四时节气，相应地还可以占察和预测国家祲祥、政治兴衰、王朝更替、人事吉凶、农业丰欠等等。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2、赵佶《草书千字文》卷

北宋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zè)，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这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编撰的启蒙读物《千字文》的开篇，简简单单四十字，讲述的是关于天文气象的常识，大地宇宙的起源、日月星辰的运行、春秋四季的更替，阴晴雨雪的变化，可从中窥见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细枝末节。

天地玄黄，出自《易经》“天玄而地黄”；宇宙洪荒，出自《淮南子》“上下四方叫作宇，古往今来叫做宙”，以及《太玄经》“洪荒之世”；“辰宿列张”出自《淮南子·泰族训》“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是指各星宿（恒星星座）在天空的分布，犹如张网一般有序排列。前十六字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天是青黑色的，地是黄色的，宇宙形成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中。太阳正了又斜，月亮圆了又缺，星辰布满在无边的太空中。

古人把地球绕太阳一周形成的运动轨道称为“黄道”，月亮绕地球一周形成的运动轨道称为“白道”。为了量度日、月、行星的运动位置，古人沿黄道将周天（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以天球大圆三百六十度为周天）等分为十二等分，配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称为“十二辰”；东西南北各有七宿，每七宿，想象成一种动物，称为二十八宿；十二星次罗列周天，“四象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排列井井有条，故谓“辰宿列张”。

“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这一句涉及到古代历法（根据天象而制订的计算时间方法），甚至揭露了我国古代天文学与音律之间的联系。它的意思是：用设闰的方法，将历法纪年与地球公转的时间差加在一起，就形成了闰年、闰月。再用分别声音高低的律吕，来对照月份协调阴阳，就保证了月季相符。

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时代的乐师伶伦，用十二根空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呈一个斜面依次排列，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里面灌满暇莩（xiá fú：用苇子膜烧成的灰，非常轻），将这些管埋在西北的阴山，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在外面盖起房子，再密封好，保证绝对吹不到半点儿风。到了冬至的时候，阳气一产生，第一根九寸长、叫黄钟的管子里面的灰，自己就飞出来了，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这个时间就是子，节气就是冬至。用这种声音来定调，同时可以定节气，这就是“律吕调阳”的原理。十二根管可以依次定出12个“节”，“气”再根据“节”来划分，同时也调出了古代音乐的12个音高。用律吕对应节气，勘定出来的时间天数，与太阳历的365只差半天。

3、良渚出土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 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玉琮“外方内圆”，象征天圆地方。古人认为天似华盖，形圆；地如棋盘，形方；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货币等方面均有表现，例如天坛与地坛、四合院、方孔圆钱等这些“天圆地方”的图案与结构。

“天圆”指的是“天时”如六十甲子一般周而复始。而“地方”的“方”则是源于描述方位的“东南西北”的“四方”观念。因此，“天圆地方”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念，描述了宇宙的自然规律。“天圆地方”的思想隐含着“天人合一”的精髓：由于万事万物从无到有、成住坏空的过程，都和天地间的能量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古人认为应当“天人合一”，才能顺应不断变化的自然规律。

4、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新石器时代 现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彩陶八角星纹豆通体施深红色陶衣，沿面绘白彩，腹部以白彩在陶衣上绘制五个方心八角形状纹样，在星星之间均由两列竖线分格，纹饰对称，色彩对比强烈，为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珍品。

八角星纹是大汶口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纹饰图案，由一方形四面延伸两角构成八角。八角星纹形状有着对称之美，寓意神秘，在后世器物中也有应用。有研究者认为八角星纹与太阳形状相似，代表了先民眼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太阳是人们最常见也是最能直接观察到的天体之一，太阳东升西落，与世间万物都有着密切联系，为人们带来光明与温暖，为人们所关注和崇拜。在原始时期，先民可以根据太阳的运行轨迹来分辨昼夜与四季，八角星纹或许就是太阳的表象符号。

也有学者认为八角象征着天空，中间方形象征大地，即天圆地方之喻意，代表了古人的时空观。也有人认为八角星纹表示四面八方，意喻世界之大。

5、“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西汉 现藏新疆博物馆

“五星”在古代指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和辰星，秦汉以后，因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东方”指的是我国古代占星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是古人对天空划定的方位。“中国”则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汉代所辖的处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据说，在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期，帝舜刚继位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奇景，所以那一年被定为甲子年，是中国天干地支纪年的开始，也是五星连珠在中国古代被视为祥瑞象征的开始。周武王建立周朝时，也出现了“五星连珠”。《竹书纪年》对此有详细记载，相传当时不但有五大行星连成一线，还有凤凰送来天书，指出周将取代商。另外，汉朝时也出现过“五星连珠”，当时周勃发动政变，灭吕氏全族，汉文帝登基称帝，文景之治开始，古人便认为这是汉代将兴的征兆。

历史上的“五星连珠”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并不罕见。五颗行星都在各自独立的轨道上绕太阳运行，它们绕转的周期各不相同，因此视觉上表现出聚拢或分离都属于正常现象。以现代天文学角度来说，“五星”公转一周的时间，水星88天，金星225天，火星687天，木星4333天，土星10760天，所以只要是“五星”公转时间的最小公倍数，就会发生一次“五星连珠”现象。

6、太阳神鸟金箔

西周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太阳神鸟”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着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作引颈飞翔状的鸟构成，整个图案仿佛四只神鸟，裹着一只大火球顺时针滚转，暗示着太阳东升西落。四只神鸟各长着三足，寓意着《山海经》中的三足乌背负太阳，托举起四季变换、昼夜恒常；火球熊熊燃烧，放射出十二道太阳金芒，带来一年的十二个月，一天的十二个时辰。

太阳神鸟金箔描绘了古代传说中“金乌负日”的神景，解释了在古蜀人认知中太阳东升西落的原理，象征着以太阳崇拜为中心的宇宙观。金乌，中国神话中的神鸟。古人认为，红日中央有一只黑色的三足乌鸦，黑乌鸦蹲居在红日中央周围是金光闪烁的“红光”，故称“金乌”而太阳之所以会日出日落，则都是由于这只“金乌”负载着太阳活动的原因。因此“金乌”也作为太阳的别名，也称为“赤乌”。

7、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西汉 现藏湖南博物院

帛画所描述的天界以内涵庞杂的神话元素和日、月、星辰、云气组成，可以看做是一幅表现汉代艺术化宇宙空间的天象图。虽然其对实际天文星象进行了极致抽象的升华，但其各处“天衣无缝”的融摄、以及对于宇宙力量和生命个体延续之关系的思考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帛画左侧的月亮和蟾蜍与右侧扶桑树托起的9个红日相映成阴阳两极，象征万物消长、生生不息。帛画中的“九日”，应是意在用个位数中最大的数字表现至阳神界——“九重天”。九日俱明，九天洞开之时墓主人才能登上九天成仙。《吕氏春秋·有始》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 “九天说”：“天有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

人首蛇尾、披发不冠、蓝身红尾的东皇太一盘踞画面中上部，周围环绕的七只禽鸟位置同北斗七星。还原了北极星恒守天穹，群星拱卫的天文现象，古人将神话中“分天地，化阴阳，变四时，列鬼神”的天帝与北极星并称。如《河图括地象》：“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自然，与（北）极同道”；《帝王世纪》：“天皇大帝（为）耀魄宝，地皇为天一，人皇为太一。”《竹书纪年》：“伏羲始定四海之广，作八卦，…太一者，北辰神明也”。

8、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

西汉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在古代典籍里，最早使用“天文”一词的，是《周易》的《贲·彖》，这也是今天仍在使用的“天文学”名称的词源。“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作为战国时期的经典，《周易》是中华民族万年以来的天文历法知识的集大成者。

周易系辞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象莫大乎日月”。古人类观察日月的运行特点，是最重要的观天活动。对古人而言，太阳的升降和月亮的出没，是最常见的天文现象。太阳升起万物复苏，温度上升，形成易经所说的阳的特点；而日落月升，则使火的影响逐渐减弱，温度降低，形成易经所说的阴的特点。以一个太阳年为周期，就北半球而言，冬至时日影最长，夏至时日影最短，地球上日影变化在平面上的投影便形成了《周易》的基础之一太极图。

月相是最能反映阴阳变化规律的天文现象。在易经体系中，阳性的事物用符号“—”表示，阴性事物用“- -”表示。阴历十五，满月，亮度最大，阳气盛极，阴气衰极，古人用八卦符号表示为为乾；初一，新月，亮度最小，阴气盛极，阳气衰极，计为为坤；上弦月和下弦月则记为坎和离。月相的变化是先天八卦的基础。

通过研究太阳系中最重要的五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运行规律和出没特点，完成了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界定。将四象（东南西北）与二十八星宿相结合，形成了先天八卦，反映了宇宙形成的宏观现象，而后天八卦则是从四时的推移、万物的生长收藏得出的规律，反映了二十四节气的变化。

9、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新石器时代 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器物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心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沿刻有炽烈火焰。对于这个圈纹，学术界有三种意见：蛋卵说、水涡纹说和太阳纹。而太阳纹的说法获得更多支持。

曾任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馆长的邵九华认为，圈纹图案可能是河姆渡先民看到震撼心灵的自然景观，这种自然景观与太阳有关联。于是，先民们对其加以刻画，为祭祀和祈求平安吉祥用。

邵九华判断该图像呈现的是日晕景观。根据现代《地理学词典》等书，日晕发生时天空自上而下分三个层次：最上层是卷云和卷层云等云彩，卷云有时呈鸟雀羽毛状，长长地有系统地排列；中间是太阳和光环，光环由内而外呈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底层是暗淡的天空和地平线。书中所描述的日晕景观和器物的图像完全吻合。

日晕产生的条件是气候温暖湿润、冷暖空气交流剧烈的自然环境和居址周围有较大水域面积的地理环境。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遗址东、西、北三面环水且近海，水城面积宽广，当时的气温比现在高2~3℃，降雨量也比现在丰沛，具备产生日晕的自然和地理条件。所以，河姆渡先民具有观察和创作日晕图像的地域优势。

后世典籍中存在不少对日晕的描述，其中就有“白虹贯日”。当时古人认为这种变异的天象是君主遇害的征兆。西汉刘向《唐雎不辱使命》的“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以及两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都体现了这一点。后来，日晕现象被引义为有较大变革发生之前上天所降示的吉凶之预兆。

图片 | 陈丽媛等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