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倭国自有独立心

真正的“唐化”，是隋炀帝开的头，但日本人认同的却是唐朝。

唐与日本，从未有过正式的外交，遣唐使滔滔而来，遣日使却绝迹了。以“天可汗”自居的大唐皇帝，带着傲慢与偏见，躺在天朝上国的云端自嗨不已，忽略了那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日出天子”，而无邦交的后果，便是必有一战。

圣德太子标榜的那位“日出天子”，竟然是一位女王，曰推古女王，待天皇制确立后，又称推古天皇，当然是第一位有历史记载的女天皇，然其来历，则颇似卑弥呼死后那被推举出来的壹与小女子，也是被人操纵着上台的，那操纵者便是苏我氏。

苏我氏之于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本来就是亲戚，故飞鸟初期尚能形成合力，排除异己，而有一片兴旺的景致。但好景不长，那圣德太子何许人物？独立云表，举首天外，如高蹈之鹤，可入世，也可出世，唯独不能俯首，那推古女王也非等闲辈，毕竟是皇族，岂肯任人摆布？再怎么也得撑住个共和的格局。

但那苏我氏却要独擅政权，欲置女王于掌股之间，而圣德太子则极力推动倭国王权升级，使之向日本天皇制发展。此举有内外两方面影响，对外，与中国争平权，对内，同苏我氏相抗衡，以至于苏我氏杀害其子，亦未改其志。

他按照道教“辛酉年”的说法，来为他的大和国缔造“皇纪”。“辛酉年”，每60年轮现一次，故称“一轮”。每一轮辛酉年，都是变革之年，而第21轮的辛酉年，则是大变革之年。推古九年，亦即公元601年，恰好为辛酉年，这一年，圣德太子推行改革，于是，以该年为起点，反推以前21轮辛酉年，以之为大和开国元年，规定该年阴历1月1日为神武天皇登极日。

以此推算，日本皇统被提前了约千年，但历史不能留白，故又于此空白中，虚设了10位天皇，欲使皇统无缺。

由此可见，圣德太子非以历史方式，而是以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方式来建构皇统，还采取了中国式的帝位纪年法，以神武纪元，在开启日本历史的同时，也开始了日本的历法。

日本初历，也从中国拿来，但非第一手，而是通过朝鲜半岛，经由百济转手，曰《元嘉历》，又称《建元历》，南朝宋何承天造，“元嘉”为年号，辛弃疾词云“元嘉草草”，正其时也，其兵法“草草”，历法又如何呢？不过数十年，至梁而终。

但在日本，它却传了100多年，从公元554年传入，直到697年才废除，后改用唐朝《仪凤历》，该历原名《麟德历》，乃唐高宗诏令李淳风所造，于麟德二年（665年）颁行。然至开元二年，仅40年，又出了问题，或曰“不亦近儿戏乎”？日本在文武天皇元年（697年）至天平宝字七年（763年）采用《麟德历》，因为是唐朝仪凤年间传入日本，所以，又称《仪凤历》，进入奈良时代，就用此历。后来，唐改用《大衍历》，日本也跟着用。由圣德太子推广的，便是《元嘉历》。此历虽非由其引入，但以之赋能于国体，并且普及于社会，则为其首功。

他两手抓，一手抓历史，一手抓历法，以此两手，提撕其国体，一如太史公所言，此乃“究天人之际”——历法为“天”，他“究”天时以立法；历史为“人”，他“究”人文以成史。

然此天人两手，之于圣德太子的取舍，已然失衡，其于历史，有了独立心，可谓自觉，让历史跟中国脱钩，化为神话。故日本神话有一特点，即为国家神话。各族神话，皆始于开天辟地和造人，唯有日本神话，一上来就缔造国家，其欲消除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中国影响，以独立的神话建设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而，在历法方面，他却没有自觉，依然追随中国，用中国的历法来管理日本时间。由此看来，他是天归天，人归人，采取了从实际出发的天人相分的立场，非以儒术天人合一。

对于以神权立国的日本来说，其当务之急，是神，而非天，即以神话的方式，处理好神人关系，建立其历史的谱系。故其国家观念趋于神道，以天皇为主导，而非以天命、天道。

有了独立的国家意识，还要有个独立的国号。“倭国”之名，乃汉家古史称呼，非其自称。其自称者，先以“大和”，后以“日本”。称“大和”者，以其国族之性自立；称“日本”者，以其国体神性自命。前者，受了儒教影响，表达“和为贵”主张；后者，受道教影响，以泰皇为天皇。

以道教修史开国，以儒教建制理政，此二者之于圣德太子均已大成，放眼中华，其于儒、道之学，可谓“舍我其谁也”！然自汉、唐以来，中华建国大业，已从儒道互补，转向儒道释三教合一。其于儒道并用虽已应手，于三教一体，却未得心，故以遣唐使来华求学，然其重点已转向佛教，以佛法为日本立心。

脱倭入唐要唐决

自汉、唐以来，倭国之于儒、道二教，拿来就用，未有请教一说，然日本之于佛教，则多有“未决”，故由遣唐僧将“未决”之文书带到中国“请决”，请唐僧解惑，谓之“唐决”。

日本《续藏经》里，收录了六份“唐决”，由中日僧人间一问一答，每份提问，多者有30问，少则仅6问。这本来是日僧之于天台宗章疏所思而生的难题，因其内部多歧义，难有共识，故请唐僧答疑，而有所谓“唐决”。

后来，“唐决”问题扩大化，从佛学一隅，延及整个中日关系，如以“日本”为国号，虽由其自定，但因需要中国承认，而必须经由“唐决”，毕竟当年被赐封过，独立要有分寸。

同样，“唐决”也要拿捏好分寸，不能过分。

唐太宗时，亦曾遣使访日，高表仁以新州刺史奉命。新州，岭南瘴地，人称“广东大法场”，言其“死人多也”。其时，新州为贬官去处，唐太宗竟然从这里，从长安城外，山高帝远处，挑了这么一位使者，成就史上最差外交。

高氏随遣唐使归，经由对马岛，至难波津，日廷以船32艘及鼓吹、旗帜等迎于江口，迎来高氏一行，引导至馆，另以专人安排入馆，赐神酒，甚欢。然而，却在宣旨仪式上与日廷发生礼仪之争，他要求天皇面朝北，跪拜接旨，遭拒，不宣而去。

高氏此举，还以为他在新州当刺史，全然不以外交为意，以天皇为下吏，听宣而已，史评高氏“无绥远之才”。“无绥远之才”，此乃事后言。当用人时，太宗定然不这么认为，但他未有经历隋炀帝那一番“日出天子”问候“日落天子”的遭遇，尚未触碰倭国追求“日本”的独立的国家意志，故其对于“日本”多少有些随意，皇帝有多随意，臣下就有多任性。

任性之外，还有可能，就是高氏受了惊吓，因其惊魂未定，而言出如箭，一时便收拾不住了。他受何惊吓竟至于此？据《唐会要》卷九十九之“倭国”条载，高氏自云，曾“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这有可能是由于航海的生理反应，产生的恐惧性幻觉。将一个世家子弟从山沟里提撕出来，投放到未知的大海上，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此问题，唐太宗似乎从未想过。汉、魏时期，中国以带方郡，君临朝鲜半岛，遥控倭国，可谓得心应手，太宗何不沿此老例，从辽东派出使者，驾轻就熟，以期那一帆风顺呢？

史称太宗“知人善任”，何以他用人如此也？还有比经过地狱惊吓的任性更为“任性”的吗？乾隆皇帝之于马戛尔尼，大清朝的“任性”，还真就不值一提了。

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不跪中国皇帝，因为跪与不跪，不仅有关人格，还关乎国体，所以，不跪有不跪的道理。而中国方面，清廷训斥马戛尔尼，亦自有其训斥的道理，既来中国求见皇帝，见了皇帝，就该遵守拜见皇帝的礼仪，不要求从思想上拜，从信仰上拜，但最起码要入乡随俗，从面子上，也得拜一拜。再说，清廷要求的是来使，它并未派使者到英国去向英国女王宣旨，要求英国女王必须跪拜，若果如是，中英战争就不会等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有可能在乾隆朝就爆发了。

唐使如此傲慢，将大唐帝国那不可一世的派头表露无遗，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欲念推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促使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同中国从合作转向全面对峙。

不过，大唐就是大唐，同晚清不一样，同样的傲慢，但结果却不一样，一个把人打了，一个被人打了，一个成了刀俎，一个成为鱼肉，何以差别如此之大？关键在时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国运的风头上，连猪都能起飞，那便是大唐的运势。一旦运去，黄龙变病蛇，即是晚清格局。

其时，交了好运的，不独大唐，倭国亦然。

大化改新后，倭王要“改新”为天皇，倭国要“改新”为日本，又不想征求中国意见，不想看大唐眼色，不想再领教中国皇帝的傲慢，所以，打起了朝鲜半岛主意，与大唐角力。

试以角力，争取天皇自命，实现日本自立。

唐高宗时，因朝鲜半岛局势，日以遣唐使，要介入半岛政治，《唐会要》里，“高宗降书慰抚之”曰：“王国与新罗接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

但日方我行我素，不听建言，援手百济，绝交新罗，与大唐对立，为显示其实力，还动起了小心思，《日本书纪》里有这么一条，说日本“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以此告示大唐，日本亦有朝贡国，可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此举，使大唐警觉，故再有遣唐使至，即“幽置别处，闭户防禁”。

巨人梦的泡沫一旦泛起，小豆男就“作”起来了，把自己当作钓鳌巨人，来与大唐一战。

660年，唐灭百济，倭欲复之。两年后，倭船百余艘，护送百济王子复国。第三年，又兵发数万，放舟千艘，与唐师战于白江口，其时，倭众唐寡，自以为必胜，不料，一交手就被大唐碾压，倭以举国之力，负重如山，可在大唐看来，则不过一碟小菜，一夹而已，毕竟体量不同，倭国小舢板怎敌大唐楼船？

唐乃百战之国，内战外战兼修，东洋西域通吃，战于天下，百战不殆。倭居小岛，罕见江河之大，难言平原之广，提到高原，还以为在天上——“高天原”，如此这般，怎能角力大唐？当巨人的泡沫碰到了真正的巨人，想想那结果会怎样？

本想一战“改新”——因其“稍习夏音，恶倭名”，欲“更号日本”，结果力有未逮，被打回原形。比“武”失败——巨人梦醒，“日本”泡汤，于是改“文”——回到小豆男，应了那句“小的是美好的”的格言，大唐看“小日本”越看越顺眼。

唐将刘仁轨自白江口一战击溃倭军后，新任带方州刺史，控引倭国。665年，百济镇将刘仁愿派郭务悰使日，重启汉、魏方式。倭则弃武从文，退出半岛政治，转而补习中国文化，其结果，用武力强求未能得到的，反而以文化认同的方式达成了。

有人认为，白江口战败以后，对倭国产生的影响，就如同明治维新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样，举国奔走，全力引进敌对国家的体制和文化，正是这一点，使倭国变成日本。但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唐化并非从白江口之战以后才开始，而是自秦、汉以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隋、唐时期，唐化加速，而有大化改新速成，然而，欲速不达，白江口战之后，“改新”受挫，但未退缩，反以“脱倭入唐”为其国策，正如明治维新时“脱亚入欧”。“入唐”以后，倭国迅速进入“唐决”时代，不但政治上向大唐看齐，通过“唐决”成为律令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大唐为标准，要求对所有“未决”的问题进行“唐决”。

奈良时代，以大唐法系为依据，出现了倭国律令化的第一个“唐决”，那便是天智天皇时期制定的《近江令》。《近江令》作为“日本最初之法令”，即取自唐令，可以说它是大唐法系在东洋结的第一个律令之果。

此后，堪称“唐决”典范的《大宝律令》，从内容到形式，也来自大唐《永徽律》，尚可见其母法，还是当时唐律。

《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为刑法，令，是国家行政制度和户籍、田制、税制、兵制及司法制度等规定，其中包括天皇的职权、官制、学制及等级制度，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令义解》以之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视。

《大宝律令》，由文武天皇下令，大宝元年（701）制定，大宝二年（702）推行，就在推行的那一年，作为《大宝律令》主纂人员，粟田真人被任命为第七次遣唐使远赴长安，这一次，他带来朝贡的宝物应该就有《大宝律令》，此来中国交作业，不但要展示其唐化的政治文明成果，还要来请示中国女皇的“唐决”。

六月，他从筑紫（今九州福冈）出发，十月之前，就已经到达长安。士别三日都得刮目相看，何况国别30年，那就更要令人瞠目了。日本史书《续日本纪》曾记载其事迹如下：

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

由此看来，他是一位很不错的国家形象代言人，由他代言的倭国，终于被他说成日本了，《旧唐书》亦有记载如下：

长安三年（703），倭臣粟田真人，来贡方物，其职位，犹如中国户部尚书，大唐女皇武则天赐宴于大明宫麟德殿。

我们看他外表，见他“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敌，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美轮美奂；看他气质，以其“好读经史”，发为“容止温雅”，有如玉树临风一般。女皇赐宴于他，他被授职为“司膳卿”，与女皇共餐，不但打开大唐美食空间，还开放天听，让他进言，听罢叹曰：如此美好的人物怎能倭字当头？

此前，倭已向中国提出变更国号申请，《旧唐书》有云：“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有人以为，这是通译有误，而产生的误会，其实不然，这样的解释，倒更像是同意更改之后的一种托词，总不能这样说吧：对不起，我错了，当时我瞧不起你。外交是不会认错的。

于是，在美食开胃、美酒开怀的快乐中，优雅地把问题甩给通译者，一个华丽的转身，就让翻译去背外交的锅。

当中国官员询问来使更号之由时，就有了使者“盖以神武天皇东征之时，于日下登陆，遂致统一全国“，而通译却误译为“日本（日下）旧小国，并倭国之地”一说，遣唐使来也说法不一，三番两覆，中国方面，因疑其不实，遂不承认改号。

但这不过是一个细节，细节就是细节，既不能成为本质，也不能决定大体，或曰“魔鬼藏在细节里”，也许。但更多的是，魔鬼藏在人心里，人心里的想法、看法，才能反映实质。

当他心里面就这样认为时，你要去改变他很难，当他从心理上已然接受，你再去改变他，他就会说，很容易，这不过是个小问题，改改就可以，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在人的心理。

对于一个心理上不想改变的人，你怎么说都无用，一旦心理变化，就“心有灵犀一点通”，要心相印，才能理相通，心通，谓之奇遇，便是一见相知。女皇之于粟田真人，就是如此。

但女皇就是女皇，会克制感情用事，看得出她对真人颇有好感，所以赐他“司膳卿”，也就是陪她吃过一顿饭的人，没有实质意义，却有纪念意义，纪念他们的相知。

女皇给了他一个最大的礼物——“唐决”，就是同意了他将国号改“倭”为“日本”的请求，这是天皇本人亲自来也不见得会有的礼物，何以就给了粟田真人？因为她看到了文明。她不但从真人身上，看到了作为其个体的风采与文采，更从他带来的《大宝律令》中，看到了作为其国体的文明开化程度和文化发展水平，同时，还看到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脱倭入唐”的决绝。

唐高宗和武则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把倭国打怕，一个给日本国号做“唐决”。适逢女皇登基，其本人亦自改国号，于此兴头上，遂同意日本。《史记正义》云：“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