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现代日本少子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经济上的贫富悬殊在扩大，大多数的日本年轻人却依然继续想过着‘中流’的‘普通的生活’。”

在《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一书中，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分析后，找到了日本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的根源——害怕“一代不如一代”，自己的孩子再也过不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以和父母生活水准的差异为标准，山田将日本的年轻人划分为了四类。根据他的发现，那些能和中产阶级的父母一样、或是能够超过自己过着艰苦生活父母，过上“中流生活”的这两类年轻人，其实一直在积极地生育。此外，那类和父母一样过着艰苦生活的年轻人，对婚姻育儿生活的期待不高，也能乐观地为日本生育率做贡献。事实上，冲绳县在日本人均收入、非正式员工比例和大学入学率等方面的水平都属于最低水平，却拥有较高水平的生育率。

简而言之，在日本，富人和穷人都还在生孩子。然而，自平成时代以来，日本低于1.6的极度低迷的总和生育率已经维持了30多年。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跌破80万人，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究竟是哪些日本人不再生孩子，造成了日本如此巨大、积重难返的生育率下滑？

他们正是山田划分的第四类日本年轻人——那些有着中产阶级父母，“父母保持着比较富裕的生活水准”，而“自己将来的生活达到父母辈水准的希望渺茫”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从“中流跌落的不安”，“身处于将来可能会让孩子受苦的状况中”，对于育儿乃至婚姻都鼓不起勇气。

为什么这第四类日本年轻人不生孩子，会对日本生育率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他们正是日本适龄婚育群体中，占据相当大比例的主流群体。

这一切要从日本中产阶级、或者是自认为“中产阶级”的日本人的“通胀”说起。在1955年至1980年代，日本经济恢复并进入了高速成长期。当时，绝大部分年轻人的职业前景和收入都伴随着蓬勃的日本经济一同起飞，几乎人人有期望成为终身雇佣、稳定体面的中产阶级。在这段经济高度成长期之前，绝大部分日本人所能从事的职业基本是佃农这样艰苦的小营生。而经济高度成长期的这一代日本人确信，他们的生活肯定要比他们的父母富裕得多，对未来即使要养育两三个孩子后的生活水平也充满信心。

只是，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期随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终结，即使在1980年代后半期渡过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又迎来了“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的出生率上扬的箭头依然开始下降，未婚率也慢慢上升。

山田认为，这是因为中产阶级的“中流”生活已经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这一代人中普及。这让他们的子女——“泡沫经济”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地在富裕的中产家庭中被养育起来，只要不结婚继续和父母同住，就能一直安逸地享受着理所当然的舒适生活。相反，如果这一代年轻人脱离父母的羽翼去组建自己的家庭，“泡沫经济”时代已经隐约出现的经济低迷和未来收入预期增长的放缓，让他们生育后乃至婚后生活水准就开始下降几乎是注定的。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原地踏步的几十年间，山田所称的“不婚不育”的“单身寄生者”，成为了一种强烈的社会选择倾向。曾经通胀的日本中产阶级的容量缩水了，但中产阶级的“中流生活”已经被作为日本社会的“普通生活”方式而存在。在1980年代的日本社会舆论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中流”的人超过了80%。2019年，也就是令和元年，内阁府《关于国民生活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93.8%的日本人认为自己过着中等（包括中上、中中、中下）的生活。“日本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将过上‘普通’生活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山田指出，如果一个日本人过不上这样中流的“普通”生活，就会在亲戚、同事、同学的轻视中，“无脸面对世人”。因此，对于当前一代的日本年轻人而言，结婚生育不仅是一个关乎生活水平是否会下降的经济“性价比”决定，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名声资产是否会破产的重大风险事项。

特别要指出的是，和“泡沫经济”时代最早出现的日本“单身寄生族”相比，几十年间急速恶化的“经济上的贫富悬殊”，让当前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所面临的结婚生育困境几乎是呈几何倍数放大。

首先，日本现行促进生育政策的制定者大多出生于1960年以前，也就是他们的父母那一代，想当然地抱着“人总是要结婚生孩子”的心态。问题在于，山田指出，对已经成为日本社会问题的“经济上的贫富悬殊”而言，父母代和子代之间“世代差距”是其中最为主要和最为恶化的部分。

父母代中的大部分人享用了经济高速成长期和泡沫时期的时代红利，不仅“创造了住宅等资产”，而且工薪阶层的男性有终身雇用制度的保护和年功序列制的庇佑，普遍稳定地拥有一份收入符合中产阶级水平且逐年提升的工作。即使是农家这样的自营业主，也受到了政府政策的保护，收入也基本是稳定的。日本父母代的男性和女性选择结婚和育儿，自然成为了一个不用反复衡量未来经济生活风险的决定。

日本年轻人所面临的，则是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被卷进全球性的经济结构转型和风险全球化之中，不再稳定、乃至飞速分化的雇佣环境和收入前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子代成为了父母代的“牺牲品”。

正如山田分析的，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遭受了全球化、服务产业化、IT化的冲击，确实增加了“从事全球性工作的有较高生产力的劳动者”的需求，同时，“不能提高生产力的单纯劳动者和服务业劳动者”的需求也在增加。这造成了劳动环境的飞速两极化，原本的需要大量中等脑力体力雇佣者的梭型用工环境变成了只需要顶尖脑力和纯粹体力的沙漏型用工环境，日本已经不再是适宜容纳大量中产阶级的社会。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有心无力的日本政府只能放缓各种经济支援制度，放任非正式编制雇员的增加，同时减弱了对小规模自营行业的保护。

然而，对日本社会来说，完全颠覆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的劳动惯例是难以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那一代的人并没有受到冲击，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稳定的职位。增加的非正式编制劳动需求被强加给了1990年代及以后的日本年轻人，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牺牲，“应届毕业生的正式编制录用受到抑制，年功序列制的薪金增长幅度也趋缓”。

山田根据数据梳理的结果与之相符，平均来看，在1990年代之后，年轻人的父母的经济状况比较良好，而年轻人“将来可能要直面的经济状况在恶化”。在这个层面，作为推进婚育政策制定者的父母代，对结婚生子“理所当然”、人人都能做到的心态，无疑是一种既得利益者的傲慢。

其次，1990年代后日本年轻人之间日益拉开的差距，同样是日本“经济上的贫富悬殊”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要部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乃至自营事业，日本父母代中的大多数人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顺利地结婚育儿。然而，对于1990年代后的日本年轻人而言，如果有幸获得稀有的正式职位，成为终身雇员或公务员，他们不仅能获得稳定的收入保障，还能享受到更多社会保障的优惠，如免除社会保险费和获得育儿休假。剩下的只能成为非正式雇员的年轻人，不仅面临工作不稳定的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有极大的落差。对于职场缺乏晋升前景的日本女性而言，她们大多会选择回归家庭，将孩子的前途作为自己的事业，不得不从相当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结婚对象的经济是否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再像经济高速成长期和泡沫经济时期那样，可以顺利地找到对象进入婚姻之中，生育自然无从谈起。

因此，山田认为要让日本的促进婚育政策落到实处，就需确保年轻人即使在结婚生育两三个孩子后，仍能维持与父母辈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育儿水准）。推行这一政策的重点，归根到底是社会改造，“要将我们的社会改造成一个无论哪个年轻人都有希望将来能够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的社会”。也就是说，让当下的日本年轻人，在他们10年后开始结婚育儿的时候，和在20年后他们的孩子将要上大学的时候，以及在30年后他们晚年生活中，都要有希望“能过上大多数人那样的生活”。

当然，通过政策让日本年轻人重拾信心是艰难的。如他所言，“年轻人总是看着上面一代的人”。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看到的是“10年前成为非正式编制雇员的年轻人”（被吸血企业榨干后抛弃），“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养育孩子的中年人”（NHK称他们为不幸的一代），“日益贫困的老年人”（“老后破产”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现象）。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们对婚育如此慎重是相当可以理解的。

山田之所以仍旧呼吁日本政府出台正确直面“少子化”的政策，是因为他认为，这不仅仅关乎新生劳动力和日本经济的前景，也更是关乎社会本身该有的公平正义。只有富人和穷人生孩子的社会，将会成为代代传递“不平等”的漩涡机器。他进一步指出，从美国的社会现状来看，“少子化”很可能是社会失活的病症而非病根。美国经历了同样的中产阶级萎缩、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少子化”时代阵痛之后，奇迹般地将生育率重新拉了回来。但在他看来，这种奇迹没有赞颂的必要。当父母代是中产阶级，子代正是阶级分化的一代时，“少子化”往往作为病症而出现。在阶级分化完成后，“少子化”最终会“自然消解”，留下更难解决的不平等漩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田敦促政府应当推进针对“少子化”的政策，也是为了日本社会拥有真正良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