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入海流，文明的航行从未停止｜观展

文博时空2023-10-11 08:20

文博时空作者 汪天飏 一直以来，北纬三十度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生线”，长江流域的诸多文明也围绕着这一纬度蔓延而生，汇入大海，延续至今。长江流域按照上、中、下游划分，依次可分为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而长江也成为文化、商贸交融的大动脉。位于上海市临港新区的中国航海博物馆的“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向我们展示了见证这些历史变迁的珍贵文物。

泛舟而上地图导航

作为水上交通的重要载体，船舶让点状的文明出现了对话的可能。最早的船是谁造的呢？中国古代有伏羲、共鼓、货狄（黄帝的两个大臣）、番禺、巧垂、虞姁、化狐、伯益以及大禹作舟的传说。

在船舶诞生之前，先民也制造了竹排、木排抑或羊皮筏子作为水上活动工具。有学者认为，船舶真正的直系祖先是独木舟，《周易·系辞》中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简单记载了剖开树木做船、削木头做浆的造船工艺。早在 2002 年，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出土了距今 8000 年的独木舟；8 年后，又在浙江余杭毛山出土了 8000 年前的独木舟。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木筏和独木舟都使用树木，但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互为进化的关系，独木舟不是由木筏演进而来。

与此同时，在长江上游，船只在满足航行之需的同时，也成为了祭祀的场所。西汉的船纹铜鼓便刻画了在船上祭祀的场景。作为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这一船纹铜鼓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光泽闪亮如新，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者。鼓面饰太阳纹，鼓胸有四组船纹，船身狭长呈弧形，首尾以鸥鸟头尾为饰，船上有巫师、划桨者、掌舵者等众多人物，头戴羽冠。腰纵分成十四格，格中有羽人对舞和剽牛等图案。纹饰记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祭祀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甘霖自天而降，以便适时耕种，获得丰产。

西汉广南羽人船纹铜鼓，云南文山州广南县阿章寨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图源：中国航海博物馆

造船技术的发展扩张了人们对周遭乃至更大世界的认知，地图彰显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关于地图的可靠记载可以追溯至周厉王时期的“散氏盘”铭文（内底铸有铭文 19 行、357 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段铭文记载了西周散与矢两国以地图调节土地纠纷的事。而至明代，《大明混一图》首次描绘出南部非洲，明朝的皇帝可以从这张地图中看到半个世界。原图长 3.86 米，宽 4.75 米，彩绘绢本，是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古代世界地图。

大明混一图（复制件）

溯流而行商运繁盛

随着航行技术的发展，长江各地交流的壁垒不断被突破，商运得以逐渐兴起而繁盛。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舟节便是早期航行交通的力证。鄂君启舟节用青铜铸成，分舟节（2 件）和车节（3 件），是楚怀王颁发给其子鄂君启，用于商贸通关的免税凭证。

战国鄂君启舟节（复制件），安徽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安徽博物院藏

舟节用于水路运输，节上铭文规定了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额是 150 艘，记录了从鄂（今鄂州）到郢（今荆州）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车船的数量、载运货物种类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

根据舟节铭文记载，学者们推断至迟至战国时期，汉江作为长江的支流已经是沟通关中、中原一带与楚国的重要水上通道，兼具经济与军事价值。

到了宋元时期，汉江流域的九江依靠长江便利的水路交通，商贸兴旺，茶叶、木材、木炭、棕片等行销全国。下图中铜印所属的“烧钞库”是元代负责销毁残损纸币的机构。此铜印梯形钮，印面为正方形，印文为阳刻八思巴文“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印背刺有相应的汉字，落款为“至元三十年七月日中书礼部造”。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烧钞库铜印，是当时九江经济繁荣、商贸昌盛的见证。

至元三十年“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铜印，江西九江山川岭基建工地出土，九江市博物馆藏

至明清时期，徽商兴起，长江水路是微商活动最为频繁的商路之一。此类长江水路程通常是由京口（今江苏镇江）或仪真（今江苏仪征）溯江而上，一直到长江中游的汉口（今湖北武汉），有的还进一步到达湖北的荆州、沙市，或湖南的湘潭、永州。在常年的旅行和贸易实践中，徽商创作、改编或抄录了大批的路程书：一类是纯文字的路程，包括众多地名及间距里数的简单记录，以及各式各样的路程歌；另一类则是配有插图的路程图记。

清徽商《湖广至扬州水程歌》，安徽博物院藏

水运作为当时成本最低的交通方式之一，大批徽商借其外出务工经商，终成“无徽不成镇”的局面，这些由徽商创作、编辑或抄录的路程书，记录了沿途各处地名之间的交通里距、水陆情形、治安状况、物产风俗、头关纳税乃至名胜古迹方面的内容，在当时主要供人们经商、科举以及进香、旅游之用，也揭示着长江对于沟通中国各地的重大意义。

江海共生文明交融

浩浩长江入海流，文明之间的对话也在流动之中汇集、交融。沿长江上游至下游各区域，此次展览同时展出了不少彰显跨文化互动的展品。

西汉蚀花珠琥珀珠红玛瑙珠串，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在滇国墓地中发现的许多具有异域元素的珍贵器物，为我们揭开了 2000 多年前滇国对外交往的神秘一角。当时西南地区已有民间通道沟通南亚、印度洋一带，滇国出土的海贝、玻璃珠、孔雀石、玛瑙、琥珀饰等可能就沿此通道传入。此器玛瑙采用的蚀花工艺来自西亚，最早出现于巴基斯坦信德省的萨温城。它运用玛瑙在特殊环境下变热变红的特性，提高玛瑙的红色，同时在上面装饰纹饰。

东晋玻璃碗，江苏南京仙鹤观 6 号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馆藏

公元 3 至 7 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制造的精美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被称为“萨珊玻璃”。此玻璃碗白色微泛青，透明度好，玻璃中含有不少小气泡，检测其残片成分发现属钠钙系统玻璃，不同于中国的铅钡玻璃。碗腹及底部饰有四周磨光略内凹的竖长椭圆形花纹，这种磨花工艺也是萨珊玻璃的典型风格。它成为六朝时期长江流域与海外贸易往来的重要见证。

或许可以推测，在大兴佛教的东晋，引进琉璃，与佛教中“七宝”之说有所关联。在佛教中，七宝指人间最宝贵的七种宝物，是供修行的圣物。不同佛经对其内容说法不同，而金、银、琉璃、砗磲、玻璃、玛瑙是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