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婷/文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我想借此呼吁关注留守儿童。

当我们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时候，更容易看到城市生活中表现出心理问题的孩子，但留守儿童的声音却很难被听。一方面，城市儿童的父母大部分已经开始具备心理健康的常识，社会动员水平也较高；另一方面则是显而易见a的留守儿童家庭体系发展水平较低，他们的声音太容易被嘈杂而尖锐的社会竞争淹没。

202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这冰冷地数字背后是1550万个16岁以下、连续三个月以上由农民父母托留在户籍地家乡，通过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的少年儿童。

留守儿童经常会出现两大心理健康议题，一是分离困境，二是自我认同困境。分离困境会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建立深度人际关系的困难，而自我认同困境会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自我成就、人生价值、幸福感和社会发展水平。

分离困境

对留守儿童来说，不断地与父母告别、重聚是他们生命中过早承担的重负。为什么这么说？大部分留守儿童在母亲完成哺乳期后会面临和双亲的长时间分别。，对于1岁以下的婴儿而言，他们尚未建立客体恒常的心理能力，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离开对婴童而言意味着被“抛弃”。他们无法理解父母为何“凭空”消失，为什么照料人会更迭为其他人。而缺乏心理健康常识的农村家庭，又经常会对与父母分别时哭闹的儿童灌注“如果你听话爸妈就会早点回家”，“你再不听话爸妈就不回来了”……这样简单但残酷的分离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留守儿童会逐渐压抑与告别有关的正常负面感受，比如悲伤、愤怒，恐惧……转而被负罪感、内疚感代替。遗憾的是，在留守儿童的早年人生中，告别会不可避免地反复发生，长此以往会让留守儿童对情感变得淡漠、回避，将父母的离别归咎于自身的不听话、不服从，最终在日后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上发生迟滞。这种迟滞对留守儿童来说，常意味着“和人建立深入的关系就意味着被抛弃”的扭曲的信念，而且他们要为被抛弃负责任。这种感觉对他们而言太痛苦，太难以承受并无法言说。长此以往，留守儿童在年龄渐长后适应人际关系更为多元的社会生活，或许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自我认同困境

当留守儿童逐渐成长为少年时，青春期阶段的他们会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面对身体发育和性意识萌芽，并高度关注“我是谁”的议题。但如何与留守儿童谈青春期、谈梦想、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对乡土文明中的老年人实在太困难了。而常年见不到面、缺乏必要沟通的务工父母也极度缺乏和留守儿童讨论青春期困境的充足时间。

这就导致留守儿童在最需要成年人支持的青少年阶段陷入缺乏支持的困境，和“我是谁”有关的议题很难得到必要的讨论与解答。留守儿童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又有因为分离困境带来的扭曲性自责、内疚等情绪积压，以至于很多人一旦在中学阶段遇到学业困难，就会很容易出现厌学、逃学和退学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主要照料人和社会评价再次以“不听话”来简单解释留守儿童的行为，只会让他们更严重地陷入自我认同困境。

儿童时“不听话”会面临父母的“抛弃”，少年时“不听话”则开始被整个社会生活抛弃。留守儿童心灵上的漂泊无依，最终会演变成比心理问题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生活困境和多重发展困境，并最终以社会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这两个困境，社会可以做点什么呢？事实上，在充满人际互动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社会议题的局外人。2019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动员全社会关注、关心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发展。我们要看见1550万留守儿童的存在，知道他们遇到的心理发展困境；积极地为留守儿童较多地地区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传播，帮助留守儿童父母掌握与分离有关的谈话内容，教育留守儿童主要照料人相关性保护和性教育知识，为留守儿童较多的教育机构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改变现状的具体做法。

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是儿童能够健康发展的社会。这里的儿童，不仅包括城市的孩子，还包括更广袤的乡村那些与父母分离、孤独而倔强成长的留守儿童。

（作者系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