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FP）

陈永伟/文 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9日傍晚揭晓。今年，这个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被授予了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女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

应该说，戈尔丁此次的获奖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整个经济学界而言，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一直是一门男性占主导的学科。虽然在这个领域内，也存在着很多优秀的女性学人，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她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比如，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贡献了大量的理论模型，其中的不完全竞争理论目前依然是经济学最为基础的理论支柱之一。不少专业人士认为，依据其贡献，她完全有资格获得诺奖。但直到她去世，这个奖也没有垂青于她。

直到本世纪，经济学界的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才得到了改变。2009年，伊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因其在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成就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一起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埃斯特·迪芙洛（Esther Duflo）又因在全球减贫的实验方法上的贡献和自己的丈夫阿巴希·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合作者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一起分享了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女性在经济学界的力量才开始得到人们更多的认可和关注。此次戈尔丁再次以女性身份，并且是因对女性主义题材的问题研究而斩获诺奖，无疑是经济学界对女性力量的再一次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常的年份，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会由几个学者分享，只有少数重量级的人物，如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让·梯若尔（Jean Tirole）等，才会享受到独得的待遇。因此，在开奖前，就有不少人猜测，如果戈尔丁获奖，那么她大概率应该是会和她的丈夫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一起因在技术和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而获奖。但最终的开奖结果则是戈尔丁一人独得，并且表彰的理由也是其在女性问题上的贡献。由此可见，诺贝尔奖委员会此次颁奖除了在表彰戈尔丁的个人贡献之外，确实也有借机声援女性主义的意图。

戈尔丁小传

1946年5月14日，戈尔丁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小时候，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在初中读到生物学家保罗·德·克鲁夫（Paul de Kruif）的《微生物猎人》（The Microbe Hunters）后，她就被微生物学所深深吸引，从而致力于成为微生物学家。高中三年级时，她就在康奈尔大学完成了微生物学暑期课程。1963年，在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毕业后，她便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微生物学。不过，在不久之后，这个职业梦想就在另一位关键人物的影响下再一次改变了。

在大二时，戈尔丁选了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的经济学课。在学界，这位后来担任卡特政府总统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以呼吁放松管制著称。在课堂上，卡恩以其独有的滔滔雄辩把自己的理念阐述给了学生。这种学识和风度很快就吸引了戈尔丁。她后来回忆说“他很善于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就像当年克鲁夫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微生物学一样，他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经济学。”在修习了卡恩的课后，戈尔丁迷上了管制问题和产业组织。在高年级论文时，她选择的题目就是关于对通信卫星的管制的。

1967年，戈尔丁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从康奈尔毕业。随后，她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受卡恩的影响，她一开始打算选择产业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当时看，在芝加哥学习产业组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毕竟当时的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包括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产业组织问题的顶尖人物都坐镇于此。要学产业组织，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芝加哥更好呢？然而，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

1969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了母校任教，并开始为研究生开课。在经济学史上，贝克尔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之前，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基本是和“钱”打交道的，但贝克尔却不走寻常路，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婚姻、家庭、成瘾、犯罪等社会领域，由此引发了后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有不少年长的学者对他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但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他的这种路子确实非常有吸引力。当时正在修习博士课程的戈尔丁在选了贝克尔的课后，很快就迷上了这种研究方向，并放弃了原来研究产业组织的想法，在贝克尔的指导下开始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从后来戈尔丁的研究路子上，我们确实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贝克尔留下的影响。

由于劳动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涉及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所以戈尔丁也选了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课。在经济史学的领域，福格尔也是一位宗师级的人物。在他之前，虽然经济史学家也会援引一些数据，但对它们的应用大多是停止在简单的描述统计上。而福格尔则开风气之先，不仅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大规模应用于对历史的研究，还提出了包括“奴隶制是有效率的”等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不出意料，福格尔的研究路子又一次让戈尔丁着了迷。受此影响，她最终决定将计量史学和劳动经济学的交叉话题作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直到现在，她依然在这块学术园地上耕耘。

戈尔丁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南北战争前美国城市和南方工业奴隶制的，指导老师是福格尔。1972年，她成功地完成了论文，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前，戈尔丁已从1971年开始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执教。1973年，她跳槽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79年，她离开普林斯顿，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该校副教授，并于1985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她加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并成为了该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除此之外，戈尔丁还曾在1991年出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在1999年出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在2013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并在1992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从1984年到1988年，她曾担任经济史领域顶级刊物《经济史期刊》的主编。在1990年到2017年期间，她还担任了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以下简称NBER）的《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因素》系列报告的主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兼职可能是对她来说最为重要的一个兼职，至于原因，将在本文最后揭晓。

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戈尔丁收获了很多荣誉，包括2005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卡罗琳·肖·贝尔奖”（Carolyn Shaw Bell Award）、2009年劳动经济学会的“明瑟奖”（Mincer Prize）、2016年的“IZA奖”、2020年的“欧文·普莱恩·内默斯经济学奖”（The Erwin Plein Nemmers Prize in Economics）、2020年的“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Clarivate Citation Laureates）、2021年的“进步社会奖”（Society for Progress Medal）——当然，还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奴隶制、南北战争和工业化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戈尔丁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对奴隶制问题上。围绕着这个主题，她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和其导师福格尔合著的论文《解放奴隶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mancipation），她独著的论文《城市奴隶制相对衰落的模型解释》（A Model to Explain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Urban Slavery），以及《城市与奴隶：兼容性问题》（Cities and Slavery: The Issue of Compatibility）。她的第一本书《美国南方城市的奴隶制》（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则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当时，历史学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奴隶制是和城市生活是不相容的。甚至有一些学者以此推论，正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了废奴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兴起，并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然而，戈尔丁则在这部书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驳斥。她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大量从遗嘱中挖掘出的数据证明，其实在当时的城市，对于奴隶的需求一直是上升的。针对一些研究中指出的城市奴隶数量下降的证据，她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相比于农村对奴隶的需求，城市对奴隶的需求更具有弹性。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主即使不雇佣黑人奴隶，也可以雇佣自由的白人工人；与此同时，农场主们除了黑奴之外却缺乏其他的劳动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城市对奴隶的需求仍然是上升的，但由于农村的需求更为坚挺，因而在均衡状态下，就会出现城市奴隶数量下降的现象。

随着对奴隶制问题研究的深入，戈尔丁非常自然地将研究的范围延申到了南北战争的影响上。关于这个话题，她最有代表的研究是和弗兰克·刘易斯（Frank D. Lewis）合作的《美国内战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在当时的学界，关于南北战争的经济后果存在着很大争议。一种观点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经常看到的，即认为南北战争扫清了农业主义的余毒，从而为美国的工业化扫清了道路。根据这个观点，南北战争是美国工业化的启动点，因此从经济上看，这一仗打得非常值。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南北战争前后，美国的生产方式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动，因此南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受益并不明显。恰恰相反，这场战争带来了大量的伤亡，造成了大量的财物损失。如果根据这个观点，南北战争这笔经济账就是不合算的。

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呢？戈尔丁和刘易斯另辟蹊径，并没有支持上面的任何一方，而是根据两派给出的论证，对南北战争进行了一次会计核算。他们根据资料，统计了战争带来的直接损失，还利用各种资料对间接的损失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南北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从经济上看，这场仗打得并不划算。

在因南北战争的研究接触到了工业化话题后，工业化很快成为了戈尔丁的新研究领域。关于这个主题，她和肯尼斯·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包括《妇女和儿童在美国东北部工业化中的作用：1820-1850》（The Role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 to 1850）、《共和国早期的妇女、儿童与工业化：来自制造业普查的证据》（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以及《工业化的相对生产力假说：1820年至1850年的美国案例》（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虽然在戈尔丁漫长的研究生涯中，关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是短暂的，但对她本人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她在研究这个话题时接触到了关于女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成为了她后续研究的持续主题。

女性、事业和家庭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戈尔丁就将自己的重心转到了对女性问题，尤其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遭遇的歧视的关注上。在这个领域，她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1987年的《监督成本与性别职业分割：一个历史角度的分析》（Monitoring Costs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 A Historical Analysis）、1988年的《最长工时立法与女性就业：一个重新评价》（Maximum Hours Legislation and Female Employment in the 1920’s: A Reassessment）、1989年的《已婚女性生命周期内的劳动参与率：历史的证据和含义》（Life Cyc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1991年的《二战在女性就业增加中的角色》（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in the Rise of Women’s Employment）、2000年的《管弦乐器的公正性：“盲演”对女性音乐师的影响》（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Impact of Blind Auditions on the Sex Composition of Orchestras），以及2002年的《避孕药的力量：口服避孕药和妇女职业以及婚姻的决定》（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此外，她还将上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收入到了她2021年出版的专著《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Career &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当中。鉴于逐一介绍这些文献困难且乏味，这里将打乱顺序，介绍一下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

百年女性的差别

戈尔丁指出，不同时代的女性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状况，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是不同的。以美国为例，她按照出生时间，将百年间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分为了五组，并对她们的特点逐一进行了概括。

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 年间，在1900-1920 年间大学毕业。对于这一组女性而言，成家和立业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从统计看，她们中的一半从未生育（或收养）过孩子，而另一半则生育了孩子。在未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工作过，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

第二组女性出生于1898-1923年间，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这一组人中较为年长的一批和第一组很像，结婚率极低；而其余部分则具有高结婚率，并且初婚年龄较低，还会养育很多孩子。在工作和婚育的选择上，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有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间，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在所有组的女性中，这一组女性内部的相似度是最高的。她们展示了类似的抱负和成就，结婚很早，有孩子的比例很高。如果说第一组的女性是成家与立业“二选一”，那么这一组女性就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回就业市场。

第四组女性出生于1944-1957年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先立业再成家”。她们比之前的女性更为重视自己的职业发展，而对于家庭的重视则相对放松。晚婚、离婚的概率比前面的几组女性都要高。

第五组女性出生于1958-1978年间，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更好地调和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不同时代的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上会具有如此重大的差异呢？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学科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社会学家会倾向于将其归结于社会思潮的变动，政治学家会将其归结于女性政治权益的变动，而作为经济学家，戈尔丁则延续了贝克尔的传统，从女性参与就业和进行婚育的成本和收益角度来对此进行了分析。

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回报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或者说，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普遍的女性歧视。如果这种歧视非常强，那么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所能得到的回报就很低，因而从经济角度看，她们与其去工作，倒不如回归家庭；而如果这种歧视被消灭了，男女在市场上可以实现同工同酬，那么女性参与就业的激励就会被激发出来，从而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也会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解释不同时代女性对事业和家庭权衡的差别，劳动力市场上女性歧视强度的变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

“贪婪”工作与女性歧视

为什么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存在着女性歧视呢？在戈尔丁之前，主流的解释大约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来自于贝克尔，这种观点将歧视归结为一种观念：由于雇佣者不喜欢女性，所以即使女性的实际生产率并不输于男性，他们也不愿雇佣女性。而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则会被认为是为“口味”（taste）买的单。另一种观点则来自于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也就是提出教育经济学中著名的“明瑟收益率”的那位。这种观点认为性别歧视问题可以由人力资本来解释。现实中，由于男女参与的职业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男性参与的职业通常有更高的教育要求，而女性参与的职业对教育要求则较低，因此作为补偿，男性的收入就需要高于女性。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更为正确呢？作为一名务实的学者，戈尔丁还是先从数据入手。她经过分析发现，男女之间的收入差异更多存在于同一职业内部，而非不同职业之间，因此明瑟提出的行业间人力资本差异说似乎并不足以解释性别歧视。那歧视是不是来自于观念呢？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刚进入职场时，男女之间就应该有显著的差异。然而，这一点和数据并不相符。数据显示，在就业的头几年，男女之间的收入差别并不大。但是在工作十年之后，这种差别就体现了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戈尔丁认为，其原因来自于男女之间工作特点的差别。众所周知，在职场中，工作是“贪婪”（Greedy）的。愿意每天“996”、全天候随叫随到的员工会比只愿意“朝九晚五”规律工作的员工获得更高的报酬。并且，在现实中，“贪婪回报”带来的回报是非线性的。一个员工如果愿意比另一个员工投入多一倍的时间工作，其所得到的回报将会超过后者的两倍。不仅如此，那些愿意更多加班的人还能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从而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给定这种情况，谁更能胜任“贪婪的工作”，谁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那么，男性和女性究竟谁更胜任“贪婪的工作”呢？一般来说，是男性。这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下，女性的性别角色被设定为了更为顾家。除了工作外，她们还需要承担照料子女、处理家务等额外的任务。给定这些任务，女性就很难像男性一样去“贪婪”地加班和打拼。因此，她们的收入和职业前景就受到了限制。

应该说，戈尔丁的这个论断是非常有洞见的。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在招聘女性员工时，都会问她婚育状况。在同等条件下，几年内没有婚育打算，或者子女已经比较大的女性会比较受欢迎。按照戈尔丁的观点，这就是因为在政府要求同工同酬的情况下，这些女性更容易承担“贪婪”的工作。

技术、制度与女性的崛起

在明白了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根源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对女性歧视的消减，以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觉醒。

对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个问题曾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答案：是“二战”造成了这一切。其理由很简单：在“二战”期间，大量的男性应征入伍，因而原本只雇佣男性的职位只能雇佣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别无选择，只能像男性一样“贪婪”地工作。这一段经历不仅唤醒了女性意识，也重塑了劳动力市场。在历史课本上，讲到这个观点时，通常还会配上那张女性撸起袖子秀肌肉的著名“二战”宣传画，其说服力非常大。

但是，戈尔丁却不像一般人那样轻信这一切。她通过对数据的梳理发现，其实因“二战”带来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时间很短，主要集中在1944年之后。并且“二战”结束之后，这些女性就很快回归了家庭。由此可见，“二战”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来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或者说，它的作用只是短暂的。

既然流行的观点并不正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觉醒呢？在戈尔丁看来，技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像洗衣机等家电的发明就让女性得以从很多家务当中解放出来。这样，她们需要在家庭事务上投入的精力就少了，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参与“贪婪”的工作。而在所有的技术当中，戈尔丁强调最多的是避孕药。

1951年，匈牙利化学家乔治·罗森克兰兹（George Rosenkranz）和他的同事们合成出了可抑制排卵的激素炔诺酮。最初，罗森克兰兹是想用这种物质来防止流产，但他很快发现它对于防止女性怀孕更有奇效。于是，避孕药就这么被发明出来了。1960年，避孕药通过了美国食药监管理局的审批，成为了处方药。不久之后，各州又先后放松了对避孕药的使用限制，女性由此可以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购买。

对于女性而言，避孕药发明的意义非常巨大。这让她们可以在享受性爱欢愉的同时，不再担心意外怀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性解放的发生。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避孕药的出现则让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掌握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这样一来，女性不仅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职业规划，还可以更没有顾虑地参与“贪婪”工作。

对于避孕药引起的“无声革命”，戈尔丁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她发现，对于1970年进入大学的女性，由于当时避孕药使用的要求还较为严格，因此她们中的一半在23岁前已经结婚；而对于1980年进入大学的女性，由于避孕药已经放开，因此在23岁前结婚的比例就下降到了1/3左右。对应的，后一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提升了，劳动的报酬也得到了提高。

除了技术之外，戈尔丁认为制度和法律也是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表现的重要因素。比如，她曾经对美国的“最长工作时间法”进行过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很多州出于保护女性权益的考虑，出台了对女性最长劳动时间的限制。然而，戈尔丁则用数据证明，这种刻意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来保护的法律虽然从短期看维护了女性的利益，但从长期看，它对于女性的发展则是不利的。其逻辑也非常直观：这种人为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从而限制了她们参与“贪婪”工作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美国的女性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不合理的管制被取消了。

性别歧视的度量

既然性别歧视问题对于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非常重要，那么，应该如何测度性别歧视？

传统上，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用一些定量的方法来对此进行测度。比如，贝克尔曾提出了一个“歧视系数”。它用具有相同劳动力的不同人群间的工资的差别来刻画歧视的状况。比如，假设某雇主讨厌黑人，他雇佣一个黑人的工资是w，而雇佣一个同样劳动力的白人的工资是w（1+d），那么“歧视系数”d就可以用来刻画他对黑人的歧视程度。简言之，如果他愿意支付更高的溢价来雇佣非黑人，就说明他对黑人的歧视就越深。另一个更为复杂的测度的测算方法则是“瓦哈卡-布林德分解”（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它借助于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决定方程的回归系数来对收入差异的贡献进行分解，那些不能用所有可能的因素（如教育、经验）解释的部分就可以被归纳为歧视。很显然，如果这部分在总的工资差异中所占比重越大，就说明歧视越严重。

戈尔丁在关于性别歧视的研究中，发明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做法：让事实自己说话。在和她丈夫卡茨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们考察了一项有意思的职业招聘场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交响乐团开始通过“盲演”来挑选演奏者。也就是像《中国好声音》那样，招聘者在不看到演奏者的情况下仅根据听他们的演奏来决定是否录用演奏者。戈尔丁和卡茨发现，在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女性进入复试的概率大约提升了一半，进入最后一轮的概率提升了几倍。他们发现，在这段时期，全美交响乐团中的女性比例上升了大约1/4，而增量中的1/3可以由“盲演”制度的普及来解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由于性别因素被排除了。由此也可以反推，在原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究竟有多大。

通过这个研究，戈尔丁不仅为测度市场上的歧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这也为消除歧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

技术和教育的赛跑

在研究女性主题的问题时，教育问题是很难回避的。这是因为对于劳动者而言，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决定因素。因而，在专注于女性主题的同时，戈尔丁也顺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教育经济学家。

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她曾有大量的论文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美国的中等教育毕业生：20世纪中等教育的演变与普及》（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文就对美国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而和卡茨合作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形成：1890~1940》（The 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 to 1940）一文则着重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

在她众多关于教育的论述中，最为著名的是在其和卡茨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教育和技术的赛跑》（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中的提出的观点。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对教育、技术以及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有趣的概括。

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当人们接受更多的教育后，其劳动力将会提升，由此经济也会出现增长。当然，这里对教育的强调并不是说教育只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事实上他们对于政府治理、产权保护等因素也极为强调。

在承认了教育对增长的作用之后，他们指出教育与技术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教育的发展也能够带动技术的进步，反之，技术的发展将会对教育提出要求，因而会让社会产生出更多受过教育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的进步面前，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可以得到的收益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受过更多教育的人的工资会更高。不仅如此，由于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总是相对稀缺的，因此他们和受教育较少的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将会不断加大。因此，如果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相对比例保持不变，那么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之间的工资就会变得更加不平等。但是反过来，如果教育可以更为普及，更多人可以用同样的机会来公平地获得高质量的教育，那么技术的进步将不仅不会让不平等扩大，而是会让不平等缩小。根据这个理论，那么教育的普及就不仅仅像传统理解的那样，只是一项对促进增长有效的政策，它同时也会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戈尔丁和卡茨对整个20世纪的美国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状况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致的。总的来说，在前70年中，伴随着经济增长，不平等出现了下降，而在后面20多年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不平等的上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戈尔丁和卡茨用自己的“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之所以在20世纪前期，增长会削减不平等，是由于教育的普及，这使得人们的教育水平足以赶上技术增长的步伐，从而让多数人可以从容应对新技术提出的挑战；而在20世纪后期，与增长同时出现的不平等上升则是由于教育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使得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从技术的发展当中受益。

对现实问题的探讨

戈尔丁已经77岁，按照一般的职业安排，她这样功成名就的人物早应该安享晚年了。但作为一名学者，她一直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当各种新问题出现后，她总是会十分敏锐地将它们和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看看这究竟会对自己关注的女性群体产生什么影响。

她最近关注的问题是“新冠”疫情。在新近发表的论文《理解“新冠”对妇女的经济影响》（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中，她探讨了“新冠”疫情可能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影响。在她看来，疫情可能造成更多的家庭成员需要看护，而从性别分工的角度看，这些任务天然会被安排给女性。从这个角度看，疫情对于女性群体的打击可能会比对男性群体更大。因而，在政策上，也应该给女性以更多扶持。

此外，她还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关注。目前，老龄化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很多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鼓励生育，用更多新生的人口来对冲人群的衰老。对于这种观点，戈尔丁并不认同。她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这样的结果只会让女性被更多地束缚在家庭工作上，从而让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不平等表现得更厉害。相比这个方案，她个人更倾向于消除男女在退休时间的差异。她指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其实完全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工作更长的时间，但是退休制度却限制了她们。如果可以放开对劳动力市场上这“半边天”的退休限制，老龄化问题将可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平衡事业与家庭

在读完了关于戈尔丁的上述介绍后，我想一定有朋友会问：戈尔丁为女性奔走呼喊了数十年，并一直致力于让女性可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进行平衡，那么，她自己做到了这一切吗？她的人生幸福吗？关于这两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

虽然在事业上，戈尔丁显然是一名“贪婪”的工作者，但与此同时，她并没有耽误自己的爱情和家庭。在担任NBER系列报告的主编期间，她因工作原因结识了小他13岁的劳伦斯·卡茨。然后，他们开始相爱、约会，并最终跨越年龄的界限走到了一起。在一个访谈中，戈尔丁曾经向记者追忆过这段岁月，并十分幸福地说，在她和卡茨之间，有一个暗号，将“国民经济研究局”称为“国民经济浪漫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omance）。现在，她和卡茨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每天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