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两台手机里的不同世界

我有两台手机。一台是常用的，日常工作和娱乐基本用的都是它。另一台则是备用的，虽然上面也装了各种应用，但却基本不用。有一阵，我母亲的手机坏了，拿到店里去修，我就把备用机借给了她。她的手机修好后，又把备用机还给了我。后来，有一次常用机没电了，我就摸出备用机来用。这一用就发现，从这台手机看到的内容和我习惯看到的非常不一样。

由于之前被我母亲使用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手机上的各种应用已经被算法“调教”成了适合她习惯的状态——当我刷视频时，我看到的不再是我爱看的科技新闻，而是她爱看的老年保健；当我打开各种电商应用时，给我推送的也不再是各种新书，而是各种生活日用品。最有意思的是新闻资讯软件，虽然从这台手机里推送过来的新闻主题和我那台常用机上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关于这些新闻的评论观点却是相当有差异的。

我开始觉得很不习惯，打算把手机的推送再“纠正”过来，但很快转念一想：这又何尝不是一个让我用另一个视角看世界的机会呢？渐渐地，这台手机就成了我观察“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窗口。

不久前，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的文章《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爆红网络。在这篇文章中，邢老师生动地记录了自己一个月送外卖经历中的所见所闻，以及通过送外卖所得的收入状况。尽管邢老师写作此文的本意是要呼吁知识分子走出信息茧房，亲身了解社会，但由于涉及了“平台”、“算法”等关键词，因此围绕着文章的讨论很快又被引向了“如何看待算法控制”、“如何看待平台基于算法的剥削”等话题。

由于我的朋友圈构成以经济学专业背景，以及认同自由经济理念的朋友为主，因此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观点大多是对邢老师及其文章的批判。不少朋友认为，邢老师的文章片面地以个人体验取代了统计调查，结论很不客观。为了论证平台是如何促进了就业、算法是如何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一些朋友还不辞辛劳地搬出了很多论文，列举了很多数据。当然，除了这些理性的评论外，还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评论。刷完朋友圈，再打开各种新闻资讯应用和短视频应用，里面的算法也早已通过我过往的浏览记录猜出了我的偏好，因而推送给我的信息观点也和朋友圈看到的类似。

如果只依靠从这台手机上得到的信息，那么我得到的结论恐怕就是：绝大部分人不认同平台剥削人、算法控制人的观点。但是，当我打开备用机，用它再刷新闻资讯应用时，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算法给我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位本科毕业生声援邢老师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称，由于毕业后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因此他也干起了送外卖的行当。根据他的叙述，平台通过算法对外卖员实施的控制和压榨要远比邢老师文中严苛得多。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文中介绍了很多平台算法控制外卖员的手段，如不断根据外卖员的实践优化所谓的最佳线路，从而压缩配送的参考时间、通过鼓励外卖员的相互竞争来压缩配送费等。其手段之多，可谓令人眼花缭乱。看完这篇文章后再接着刷，应用给我推来的文章也大多是声讨平台和算法的，其中的一些甚至直指外卖平台就是一个剥削人、压榨人的新经济形式，而算法就是剥削者的帮凶。

这里，我无意去讨论在邢老师送外卖这个事件上哪一类的观点是更为正确的，只是想借这个事情陈述一个事实，即关于平台和算法的价值和作用，其实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派观点。只不过，在同辈效应，以及由互联网造成的“信息茧房”的作用下，这两派被区分成了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群体。因而，在反复同频共振的确认之下，无论一个人持有什么观点，他都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技术进步的阴暗面

关于算法和平台影响的舆论分裂其实只是人们围绕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展开的无数争议中的一个代表。

在教科书中，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通常被解读为是一连串技术革命的结果，而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以及人类征服世界的根本力量，那些更为先进的技术通常会被人们用各种美好的语言来加以颂扬。

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中，就树立了一种观念，即技术进步就是正面的，那些质疑，或者反对技术进步的声音则是愚昧和落后的代表。但是，如果我们用更为微观的视角来对历史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

以定居农业为例。传统历史书中，定居农业的发明被描述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技术革命。这种观点认为，这次革命不仅让人们有更多的粮食可以养活自己，促使了早期人口数量的爆炸性增长，由粮食剩余带来的物质丰富还为后来的文明出现奠定了基础。

但是，后来很多研究显示，这次被描述为文明曙光的技术革命似乎并没有那么光鲜。比如，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曾在《作茧自缚》（AgainsttheGrain，直译为“反对谷物”）一书中指出，在农业出现之前，人们依靠狩猎、采集等手段获得的食物资源其实已经非常丰富。而当人们采用了定居农耕，将谷物等少数作物作为重点栽培的作物之后，他们可以获得的食物品类反而减少了，营养摄入状况也变得更糟糕了。并且，作物的周期性大幅限制了人类活动的时空范围，从而让原本可能丰富多彩的生活变得乏味无趣。后来，尤瓦尔·赫拉利（Yu－valN.Harari）在他的名作《人类简史》中重复了斯科特的上述观点，并用十分惊悚的文字将农业革命形容为“谷物驯化人类的历史”。

谷物并不会驯化人，驯化人的只能是另一群人。在斯科特的著作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更多的分析。他指出，虽然从总体上讲，农业革命对人类这个总体来说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它却造福了一部分人。斯科特用他的考据告诉读者：是一部分具有群体暴力特征的人首先发现了农业的秘密，然后逐个将那些无忧无虑地从事着游猎生活的人强行拉入了农业时代。然后，那部分掌握暴力的人就成了贵族，而被拉入农耕的人则成了从事繁重劳动的农民。虽然农民的生活是痛苦的，但由他们供养的贵族的生活条件却获得了巨大的改善。

如果将考古的发现和斯科特的分析相对照，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非常高的一致性。比如，在很多早期人类文明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在发现少数贵族使用的精美饰品和器物的同时，也会发现大量普通人日常使用的简陋器具。从中可以推断，在农业革命之后不久，那些贵族的生活条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这样的代价却是大量普通人生活的破败。那些贵族使用的饰品和器物会被送入博物馆，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被后人瞻仰和赞叹，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生活痕迹则不会被人们重视。因此，农业革命的阴暗面也自然就会被隐入历史的尘埃当中。

相比于农业革命，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熟悉程度要高得多。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会非常自然地忽略这段历史中的很多细节。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工业革命通常被描述为几个重要技术发明的结果。尤其是由瓦特发明的改良蒸汽机，经常被描述为是开启工业革命大门的钥匙。在瓦特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的讣告中这样来称颂这个机器的功绩：“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健全了人类的大脑以处理一切难题”。

然而，这类对机器的称颂显然又是一种经过历史选择之后的表述。事实上，不少研究证明，这种将整个工业革命中生产力的进步归结为某个机器或者某项技术的发明的看法或许并不那么可靠。比如，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冯·藤泽尔曼（AlexvonTunzel－mann）曾在自己的著作《蒸汽动力和英国的工业化》（SteamPowerandBritishIndustrializationto1860）当中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估算：如果瓦特没有发明蒸汽机，那么英国在什么时候才能达到1801年1月1日时的国民收入水平。她估计的答案是1801年2月1日。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蒸汽机，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发展也仅仅会推迟一个月而已。在藤泽尔曼之后，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进行了和她类似的估计，虽然具体的结论有所差异，但相当一部分认为蒸汽机在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被高估了。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去看看工业革命时代的状况，就会发现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那些新出现的机器不仅不是带来福音的天使，反而更像是带来苦难的恶魔。比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小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面就对工业革命时代工人的悲惨状况做过详细的描述。他写道：“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

尽管在一百多年后，史学家们可以轻松地把上面所讲的一切解释为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阵痛。但对于当时的那些工人而言，这种“阵痛”可能就是他们苦难的一生。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痛苦呢？当时可行的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用“批判的武器”，即通过呼吁来寻求改变；一种是用“武器的批判”，即诉诸暴力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过，历史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是失败的。那些借助机器的魔力在短时期积累了暴利，从而实现阶级跨越的新贵显然不愿和那些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坠落的人讨价还价。他们并没有耐心倾听来自后者的呼喊，而面对后者的暴力反抗，他们则宁愿选择以暴制暴，对其予以镇压。

以历史上著名的“卢德运动”为例：在这场发生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中，英国的工人们拿起了锤子砸掉了工厂里的机器。但随后，他们就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强力镇压。在强力之下，机器的受害者们的反抗被平息了。并且，在后来的叙事中，卢德运动大多被描述为一场失败者的无能狂怒，它终究也没有能阻挡技术驱动之下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类似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从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同时惠及社会上的所有人，甚至在某一个时期内，它还会让相当一部分人的境况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就经常是少部分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用强力推动的。虽然从事后的观点看，这些推动技术的行为总体上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在一段时期内，却有很多人需要为这一切承担代价。可是，这些代价真是难以避免的吗？

《红旗法案》的再审视

1865年时，英国曾经出台过一个著名的《道路（蒸汽）机车法》。该法律对当时新发明不久的汽车的上路条件做出了很多规定：

“首先，需雇用至少三名工作人员驾驶或引导铁路机车，假如后方附挂之载货或载人车厢数量超过两个，需额外雇用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附挂车厢。

第二，前述之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车辆行进期间，需在车辆前方不得少于六十码间距徒步行走引导车辆，以及需手持明显可见之红色旗帜、需警告车辆附近之骑士与马车驾驶、如有必要需警示车辆驾驶停止行进、需协助马匹与马车之交通。”

由于这部法案提到的红旗让人印象深刻，因此在很多时候，这部法案也被称为《红旗交通法案》或《红旗法案》。

在现在看来，《红旗法案》的内容实在是荒谬至极。汽车本来是提升运输速度、减少人力使用的，做出这么一个规定，不就是把提上去的速度又压回去，把省掉的人力又加回来了吗？这简直是彻彻底底反效率、反进步的一种行为！在这种认识之下，现在很多讨论创新的文章会把《红旗法案》作为反面典型，时不时拉出来批判一下。而关于这部法案的由来，也衍生出了很多的解读，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就是这部法案是由马车夫集团策动的，其目的就是要扼杀汽车这种新发明。

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去审视当时的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关于《红旗法案》的上述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首先，很多人认为，这部法案针对的是我们熟悉的内燃机驱动的汽车，但其实这部法案的标题已经清楚标明了它规范的是蒸汽机驱动的汽车——在当时，这类车才是主流。相比于后来的内燃机车，蒸汽机不仅要重得多（大约十几吨），而且发动非常慢，如果完全“冷启动”，那么整个过程大约需要45分钟。不仅如此，它的安全性也不太高，经常会发生爆炸事故。因此，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会在启动过程中借助人力的牵引。而那几位走在汽车前面的引导员，就承担了一部分发动助手的角色。同时，考虑到其突出的安全性问题，限制其速度，以及要求专门的人员跟随，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次，认为《红旗法案》是由马车夫集团驱动的，似乎也不确切。从当时的历史记录看，对这部法案的出台贡献最大的是铁路运输公司和私人道路所有者。相比于马车夫集团，这两个集团都有更大的激励来阻碍汽车的上路。前者的目的自不用说，后者如果成长起来，将有很大的可能抢占其一大块市场；至于后者，他们不愿意让汽车上路的原因则更直接——这些大家伙实在是太重了，好不容易修好的路让它们一走，折旧就会大幅加速。同这两大集团比起来，马车夫们虽然也有一定的动机阻碍汽车的上路，但显然无论是在激励，还是力量上都要小得多。因而说是马车夫们策动了法案的出台，并不符合事实。

再次，除了被摘抄出来进行广泛传播的那两段之外，这部法案其实还对很多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关于汽车在通过私人道路时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收费、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怎样赔偿等问题，都可以在法案中找到相应的解释。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不难看到，《红旗法案》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一部由代表旧技术的利益集团策动、由政府仓促出台的、阻碍新技术发展的恶法。实际上，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由于它很好地理清了新技术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对它们的处理提出了指导，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推广新技术的交易成本。按照这个标准，它更有可能是一部良法。

需要指出的是，抛开法案的具体内容，《红旗法案》的出台也为协调新技术产生所带来的各种矛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很显然，相比于卢德运动期间那种“谁拳头大听谁”的解决方法，这种由各个利益集团分别表达观点、进行游说，再由政府作为中间人来进行协调，并出台法律进行规范的方法，可能要稳妥得多。虽然从表面上看，它可能限制了新技术以及使用新技术的企业的狂飙突进，但如果用更长远的视角看，这可能才是一种更为稳健的发展思路。

事实上，欧美后来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些国家出台了很多类似的管制法案——其中的一些和《红旗法案》一样，不久后就被停止了；而其中的另一些，如《反垄断法》则一直被沿用到了现在。尽管这些法案都曾经被抨击为是恶法，但客观地说，在有了它们之后，像卢德运动那样针对技术变革的社会运动就很少出现了，而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速度则远远超过了过去。

妥协会阻碍技术发展吗？

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为什么通过协商和对新技术进行适度管制的方法并不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

为了进行这个讨论，就需要确立一个评判技术是否促进了社会发展的标准。如前所述，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一个技术的好坏是非常主观的，对于一个群体而言能带来利益的技术带给另一个群体的则可能是灾难。不过，如果有一种技术没有让社会上的任何人境况变得更糟，并且至少让其中的一部分人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比如，社会上有A、B两人，原本他们分别拥有10单位和15单位的财富，而在技术进步之后，他们拥有的财富变成了10单位和20单位，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应该会认为是一次好的技术进步，或者至少是一次不坏的技术进步。用经济学的语言讲，这样的技术进步被称为是“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的。

但在现实中，“帕累托改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更常用它的一个修改版——“卡尔多-希克斯改进”（Kaldor-HicksImprovement）来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所谓“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指的是可以通过财富的转移来转换成“帕累托改进”的改进。举例来说，社会上有A、B两人，他们原本拥有的财富分别为10单位和15单位。在技术改进后，A拥有的财富减少到了5单位，B拥有的财富则增加到了30单位。那么按照帕累托标准，这样的技术改进显然不能算是一次好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让其转化为一个好的技术进步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我们可以让政府向B征收5单位的财富作为税收，将它补偿给A，那么最终A拥有的财富仍然是10单位，而B的财富变成了25单位。这时，按照“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个技术进步就变成了一个好的技术进步。

在明白了这一点后，再重新审视红旗法案这种“妥协式”立法的逻辑，就会明白，它其实就是秉承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基本逻辑。让新技术的主导者对受其影响的所有利益主体进行妥协，就是让它进行一次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补偿。从“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定义可以看出，如果这种新技术真是在社会意义上更优的，那么即使在剔除了这些补偿之后，它依然可以给新技术的主导者带来足够的好处。由此可知，通过协商和对新技术进行适度管制的方法并不会阻碍真正好的新技术的发展。

什么阻碍了协商机制？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早在19世纪，人们就找到了一种可以比较好地协调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方法，那么为什么类似的冲突依然一直存在？在我看来，大约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利益。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虽然很多技术未必能造福全社会，但却可能给一小部分人带来巨大的收益。这一部分群体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会花费非常大的力量去影响社会舆论、对相关的部门进行游说。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者所拥有的力量要远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强大。在工业革命时代，虽然那些工厂主可以凭借机器获得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可以动用的财富通常也仅此而已。并且，他们要积累这些财富的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因此，在机器兴起的初期，他们相比于地主等传统阶级并没有什么优势。但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技术的应用者即使没有任何的产品，也没有任何的实际盈利，但只要他们能用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服投资人，就可以获得天量的融资，而他们本人也可以因此而在短时间内跻身亿万富翁俱乐部。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大量的资源去树立自己的人设，去向政府兜售自己的观点。而相比之下，那些因技术而受损的群体的话语空间则被严重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商谈妥协机制就会被破坏，原本可以由此化解的矛盾也就随之留存了下来。

第二个因素是理念。具体来说是两种思潮，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专家主义的影响。

先看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将社会的生存视为了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过程。他们将那些能掌握新技术，并用它们来获得巨大财富的人都歌颂为企业家精神的代表，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指引社会前进的方向。而那些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落伍的人在他们眼中，则是因自己不努力而咎由自取。

再看专家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非常推崇专业人士的意见，认为社会的规划和管理就应该是专业人做专业事，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则不应该有发言权。而对于新技术，那些新技术的倡导者和使用者显然要比其他人更专业，对应的，他们也就应该掌握话语权。比如，对本文开头所说的邢老师送外卖事件，一些人会认为像他这样的文学院教师不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所依仗的逻辑其实就是一种专家主义。在他们看来，文学院老师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经济，就应该对这些问题闭嘴——即使他本人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

由于上述两种观点都深受成功者的推崇和宣传，因此在社会上非常有市场。甚至在政策制定者中，也不乏此类观点的拥趸。在这种背景下，整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就会更多地向技术革命中的成功者倾斜，而那些失败者的声音也就很难被倾听了。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信息结构。要用商谈机制成功地解决技术中的矛盾，一个前提是必须的：那就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知道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在想什么。这个条件究竟能否满足，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社会的舆论环境是否宽松、相关的技术条件是否可以支持等。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社会上的不同人群曾经可以借助网上的公共论坛等渠道比较好地达到表达自我观点、与不同观点的人群对话等目的。然而，随着算法的进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推荐算法的作用之下，人们越来越被困在了一个个的信息茧房里，只愿意从自己的手机里去看到和自己相同的观点，在自己的圈子里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愿意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久而久之，不同阶层、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就会形成一个个孤岛，即使亲如我和我的母亲，也可能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很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内的各种议题都很难得到充分的商谈，以此来化解矛盾的机制也就不再能良好运作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各种议题的观点正在变得越来越极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信息茧房破坏了这种信息沟通机制的运作。

如何驾驭技术发展的方向？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包括半导体、计算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这些技术的进步固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无尽的可能，但至少在短时期内，它们也带来了很多风险和不确定。面对这样的情况，驾驭住技术发展的方向，将技术发展的速度、技术引发的变革程度，以及社会的可承受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一条能让大多数人从中获益技术应用和发展之路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在我看来，如下几点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是要重建商谈机制。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信息茧房，我们应该尽力构建一套可以让不同观点、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同时发声、直接交流的机制，以此让所有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让所有人的观点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唯有如此，才可以避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思想的极端化，通过协商和妥协来化解技术发展中矛盾的机制才可以运行起来。

第二是政府要扮演好协调人的角色。它应该综合听取技术变迁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对他们各自的利益变动都有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它应该兼顾各方的利益，制定能够体现各群体最大公约数的相关规则。在有了这种规则之后，技术变迁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才可能大幅降低，技术的发展才可以变得更为顺畅。

第三是要建立好“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机制”。要让一个具有“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特征的技术进步变成一个惠及全社会的“帕累托改进”，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补偿机制。具体来说，应该对新技术的使用者征收合理的税收，以此来作为补偿新技术带来的各种负面外部性。如果这样的补偿机制可以被很好地建立起来，那么只要技术进步的方向是对的，它就可以让社会上的更多人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