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FP）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2000年夏天，大学刚毕业的伍羡，掏空积蓄，“斥巨资”买了一辆自行车，专门用来跑客户。最多时，他一天骑着自行车跑了30多家客户。

那年，他刚刚应聘成为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口可乐”）的一名销售业务员。

选择外资企业，在伍羡和他的同学眼中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他说：“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红红火火的阶段，外资企业纷纷入驻中国，我们都愿意去外企试一试。”

在伍羡加入外企之后的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从1994年起，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九五”期间吸收外商投资，较“八五”同期增长80％。

在伍羡来到外企奋力打拼之前的1994年，15周岁的王爱国带上衣服和被褥来到天津打工，成为数亿农民工中的一员。跟随中国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王爱国从一天5块钱，一路干到2008年时的一天500块钱。

年年上涨的工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建筑工人的队伍中。但在2008年之后，尽管房地产行业继续繁荣发展，但王爱国却发现从前每年都会上涨的薪酬，从那时起涨幅开始变慢了。

四年之后，苏湛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程序员，继房地产之后，萌芽的互联网，即将在未来几年，成为新的风口。

当时的苏湛并不看好2012年初发端的团购业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只是一个尝试，他用“昙花一现”来形容一些企业对团购业务的开拓。

基于此，他选择进入了一家偏传统的航天系国企子企业。很快，“多轮融资”“程序员工资成倍增长”等信息开始出现，苏湛果断离职投身大厂，想为个人财富的增加再搏一把。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通过劳动致富依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致富路径。2022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超过一半，约为2万元左右。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于好工作的定义也在变化，有时这种划分与行业有关，建筑、互联网等行业在高速发展期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有时则和所有制相关，外企、民企、国企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年轻人所青睐。

入对行的年轻人更有概率获得一段顺遂的人生，而即使第一次选择不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重新进入行业，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也并非难事。

“最棒的青春都在外企”

曾经“可乐就是青春、激情、梦想。”

伍羡听着校园广播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播报，感觉一片都是红红火火的迹象，外资企业纷纷入驻中国，争先来到大陆招商引资。他看到，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这些初进中国的品牌，几乎是开一家店火一家店。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九五”期间，世界排名前500名的跨国公司，已有近400家在中国投资设立了企业，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投资的重点区域，在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

伍羡说，那个年代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背景和后台，非常愿意去外资企业闯荡一番。他甚至放弃了可以在母校留校工作的机会，伍羡说：“我果断决定要去市场上。”

那时候，虽然没有微信和智能手机，但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以浏览网页和QQ交流的方式，为包括伍羡在内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眼界。

他用“如饥似渴”形容自己对信息的获取和了解。对中国经济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想跃跃欲试去外企挑战自己，内心充满期盼和好奇。

回忆起来，当年伍羡的同学中，也有极个别选择去国企工作的人，不过那些不是主流。伍羡当时并不喜欢国企，和外资企业比起来，国企一点都不“时尚”，也不能引领行业。

在他选择外企之前的1998年1月，全国压产改革第一锤敲响，3000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

伍羡认为，当年的国企，正处于改革阶段，发展活力有限，日常工作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的状态，他直言：“我一点都不向往国企，去了也没有前途。”

在当时，外资企业开出了比国内企业更高的薪酬。当年还没有线上招聘会，他便带着简历，去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一份份投递简历，伍羡的简历只投向台资企业、欧美企业。在现场，伍羡看到，外资企业的招聘小摊上，堆满了简历，而国企那里却相对冷清。

成功进入可口可乐的伍羡，一口气干了10年，从业务员干到主管，直至分公司负责人。

为了跑业务，伍羡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8点，开完早会后，他就一家一家去让客户订货。

即便辛苦，他也认为自己够年轻、有资本、能撑得住。那时候可口可乐的企业文化，是要做中国快消品行业的“黄埔军校”。假如能在可口可乐做过，今后到哪里都会很顺利。

伍羡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的工资节节攀升，还拿到了优秀负责人的称号，收到了远高于同行的奖金收入。

伍羡说：“我在外企的工作经历，这一辈子也不会忘。我在外企得到了成长和发展，青春最棒的时期都留在了那里。

“我想达到小康生活”

15岁的王爱国背着几身换洗衣服、两双鞋、一床被褥，站在天津街头。

在他的印象中，当时天津大街上，没什么特别的建筑，又萧条又冷清。

1994年的天津，刚刚提出全市重点建设实施项目66项，基本建设项目27项，总投资191亿元，当年安排投资约62亿元；更新改造项目25项，总投资63.6亿元，当年安排投资约26.8亿元；三资企业项目14项，总投资6.2亿美元，当年安排投资约2.3亿美元。

同年3月，天津市还初次定下了“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建设规划。

王爱国呆过的第一个项目工地，是天津市红桥区的一处住宅项目。干完之后他又来到天津日报社大厦的建设工地：“那时候收音机都没有，农民工连报纸都接触不到，后来在天津日报社大厦，他们做报纸的底片都撇出来，我们就看那个底片，开始接触一些外界的事情。”

王爱国出来干活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赚钱，减轻家里负担。好学的他，在天津日报社大厦建设工地干活时，还找师傅学习了电焊。

勤奋打工的王爱国，工资年年上涨，他记下了自己入行之后的每一年收入，1994年开始做小工时，非常累，钱也少，一天只能赚到三块钱的工资。

他为这“三块钱”高兴：“累是真累，但我拿到钱了，干活很积极，学会电焊后，不到一年我就开始带学徒，并开始接触图纸。”

第二年他的工资涨到了一天5块钱，第三年一天10块钱。

1998年，王爱国基本把水电工作的流程摸清楚了，工资一下子翻了倍，一天能挣20块钱。那时候的王爱国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生也“充满了希望”。在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的情况下，王爱国四处找途径学技术，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工作技能。

1998年7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面终止福利分房，全面开启住宅商品化的时代。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王爱国开始四处奔波，感觉有干不完的活儿。1999年，他当上了工地领班，工资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当年，他的工资涨到了一天50块钱，2000年直接达到了100块钱一天。2001年工资已经涨到200块钱一天了。

很快，非典来了。

王爱国被迫回到了家乡，收入出现断崖式下跌。不过，这一情况并未持续太久，非典结束之后的第一年，行业复苏，他来到北京，拿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工资。

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那时候的房地产建筑行业依旧火爆，农民工的人数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2542万人。

王爱国明显感觉到，自从2008年开始，工资的上涨幅度就没那么快了。他也不明白原因何在，只是一直维持着日均500块工资左右的收入水平直到如今。现在，由于受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他也面临着欠薪的问题。截至目前，他还没有拿到2022年的全部工资。

为了养家糊口，这几十年来，他都保留着一年中只花一个月工资的习惯。疫情期间，收入下降的他想过转行，结果一出门什么也不会，就又回来了。

对于未来，他希望能“像咱国家政策说的，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就行。现在我的收入还不够家里花的，一年能存下两三万元就不错了，现在我的存款大概在四万元左右。”

在他看来，所谓保卫自己的财富，就是“能少花少花，不买别的东西”。

“40岁后我想回国企”

苏湛站在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第一个风口。

2012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的他，隐约感到了互联网行业萌芽的信号。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团购业务，比如2011年成立的美团，还有当时不温不火的京东，正在首次尝试将团购从线下发展到线上。

起初苏湛并不看好这些新企业，他认为是“昙花一现”，行业前景未知。因此，他选择进入一家航天系国企子公司当程序员，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行业的变化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在他入职后不久，2012年滴滴上线。当年的“双十一”，电商战火引爆，天猫、苏宁易购、易迅网、优购网、京东、1号店、国美等多家电商抢夺消费市场。“双十一”活动当天，支付宝有超过1亿笔的交易量，成交额达191亿元。

这些变化逐渐让苏湛“感觉不太对”。他刚入职时每月税前工资是6000元，每年工资涨幅是1000元。即使加上吃饭、住宿等单位报销补助，和那些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同学比起来，也显得没那么好了。

2014年，他感觉互联网真正火爆起来了。滴滴打车业务和美团团购业务日益成熟。每天打开新闻，总能看到那些成功将线下业务转移到线上的互联网企业正在不断融资。

苏湛说：“不是这家公司几轮融资，就是那家公司几轮融资，下面的员工工资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从那时开始，互联网程序员薪资越来越高的消息，便铺天盖地涌出来。”

眼看着身边的同学3000元、5000元，甚至10000元地涨工资，他彻底坐不住了。

他开始边工作边重新学习编程知识。2015年5月，苏湛选择跳槽到了一家做第三方互联网线上支付的企业。当时由于支付渠道受限于国家每年下发的牌照，苏湛所做的此类线上支付业务，介于消费者和相关APP之间的中间环节。

入职这家企业之后，他的工资的确有上涨，但是涨得不多，税前一万块出头。当时，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自己技术不行，在第一家传统企业啥也没学到，也没主动看过前沿技术，更没有了解到底在用什么框架做相关程序。”

为了跟上互联网的风潮，他下定决心，无论这家第三方支付企业，开多少薪资，他都愿意干，因为他想用这家企业做跳板。

彼时，他那些在大厂的同学，到手的月薪已经接近2万/月。

苏湛沉下心积淀一年，2016年初终于如愿跳槽到了一家头部互联网企业，拿到了接近2万元每月的工资，并工作至今。

在他看来，2017年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从2017年开始，他的工资保持着每年平均10%-20%的增幅直至2021年，同年，支付宝、滴滴上市遇阻，针对互联网的监管开始不断加强。

苏湛突然感觉互联网行业萧条起来了，并且这种萧条一直延续到今天。苏湛所在的企业，从2021年开始，每半年裁一次员，为了保住工作，他也从2021年开始，保持着每天加班到夜里12点左右的习惯。行业相关的工作机会也变得特别少。

已经35岁的苏湛深陷其中，只能拼命“卷”。他不敢轻易跳槽，害怕跳槽之后再被辞退，因为35岁在互联网公司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出路，那就是回归国企。等过了40岁，他打算回到自己的第一家工作单位。

“国企给了我归属感”

和苏湛不同，伍羡已经付诸了行动，真的入职一家国企做起了分公司总监。

随着年纪的增长，2010年时，伍羡开始感觉到，好像国企更适合自己，虽然国企人际关系比外企和民企复杂得多，但是胜在稳定，劳动强度、工作量更小、福利待遇更好。

年轻的时候，他觉得外企干的是年轻人的活儿，而国企干的是中老年的活儿。

等中年回归国企后，伍羡的想法出现了一些改变，现在的他认为：“国企有归属感，也有人文关怀，对比之下，外企和民企归属感没那么强。从收入来看，国企有保障。”

在他逐步融入国企的期间，一批外资企业因为市场的变动，关闭了在国内的部分业务板块，并遣散了在华员工。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涨。而且，中国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已经取消，不再享受以前实行的“两免征、三减半”以及对外资的出口退税政策。

从政策到行业，进入外企工作，已经不再是年轻一代的优先选项。

历经经济发展跌宕和疫情影响之后，苏湛更加感受到国企的优势。他表示，处于半垄断地位的央国企，效益比其他企业要好不少，福利也很好。

苏湛说：“虽然国企也有业绩增长的要求和压力，但是不会拼命透支第二年的业绩。总体来看发展比较稳定，而有些外企在市场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做业务时严重透支了下一年，对企业发展其实很不利。”

不过他也坦言，在国企内部，想要向上走非常难。对待这些变化，苏湛的想法是：“不管进哪家企业，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在任何一个年代都不过时。”

（应采访对象要求，伍羡、苏湛、王爱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