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静 田进 宋笛

一

周国柱很怀念曾经在义乌闯荡的日子。

作为周顺鞋业的创始人，周国柱常津津乐道的往事是：义乌24个摊贩用“门板”击败了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1980年代，周国柱和伙伴们每隔几天就从路桥或温州进货，在义乌街边架起一块门板，摆上10来双鞋叫卖起来，卖完再去拿货。

那时候，义乌就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周国柱说：“我们不需要像百货公司那样支付员工工资，就是靠自己起早贪黑，不怕辛苦、不怕脏。同样的鞋，我们的价格远低于百货公司，消费者肯定会选择我们。”

义乌百货公司，就这样被摊贩们击败了。

1980年代初，当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农村逐渐普及之时，城市也开始出现松动和变化，“个体户”这个名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1970年代末，大量返城青年就业困难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群体的生计，政策的空间徐徐打开。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出“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个体工商户”这个称呼载入了中国经济史册，个体私营经济就此起步。

自此，从南到北，一朝风起，城市中那些没有稳定生计、又具备一定技能的人们开始踏上谋生之路。

1980年10月，北京市领照营业的个体户已有1992户，比1979年底增加了4倍；1980年11月4日，北京市政府决定允许个体户从事餐饮、小商品贸易等经营活动。1980年12月，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也是中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

在最初，个体户饱受争议，对于刚刚从计划经济和无所不在的公有制中脱离出来的人们，对个体户的“私”的特征，仍持有负面的评价。1983年，党中央领导还曾经就此发表过《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著名讲话，其中鼓励个体劳动者说：“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

在80年代，城市中的个体经济和农村的乡镇企业，是中国第一批“万元户”的诞生地，也正是从“万元户”这个称呼开始，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个人财富的价值，尽管在邓小平南巡之前，对个人财富、个体经济的看法和政策时有摆动，但人们身边不时崛起的“万元户”以及其象征的财富、能力和丰富的物质生活，已广泛引发国人对财富的渴望，它撞击着既有的观念，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二

1995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李健行揣着两万元杀入股市，买的第一只股票是刚刚改制的深纺织A，然后轻松地在这支股票上赚了几百元，这抵得上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1980年代的创富草莽期后，19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开启，带来了一个新的创富时代。

1990年12月，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接连开市，无数中国人带着发财致富的初衷，闯入这片梦想与遗憾之境。股票市场代替了“个体户”，成为了中国人另一个创富圆梦的途径。1992年，“股票认购证”在火热的深圳掀起了轩然大波，百万股民涌入深圳，在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幕。

经过1992年监管的完善和此后两年股票市场调整，当李健行进入股市之时，整个市场已经开始成熟，这一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股市总市值突破了10000亿元。

彼时，李健行所在的城市仅有一家股票交易所，开户需要两万元资金，这可不是一笔小钱，要知道，直到1995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有4283元。

交易大厅里有一块实时更新股价的大屏幕，人们带着小马扎，坐在大厅里盯着这块几秒钟就刷新的大屏。大厅里也提供零星的经济类报纸和各色“专家观点小报”，当时还没有大户室，人们只能猜测大厅里哪一位可能是大户，然后再跟随大户的脚步买进。一个通行的策略是：哪支股票还没涨就选哪支。李建行还记得，交易时需要排队在柜台填写交易单，再由柜台人员买卖。

经过几年的摸索，李健行对市场行情有了判断。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受此影响，A股、港股均出现波动，人们似乎担忧邓公去世会否影响改革开放大局。

“我的判断是不会，大趋势已经形成了，不可能变的。”李健行下了决心，抄底买入四川长虹，而买入这支股票的原因是：彩色电视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标配，他判断家电企业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无论买入原因是否准确，市场最终证明李健行是对的。四川长虹从1997年2月的5元左右涨至6月底的14元左右，涨幅接近3倍。这是李健行投资生涯中值得着墨的一笔，时至今日，李健行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

2006年到2007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中国股市迎来一波前所未有的牛市，沪指最高站上6124点。财富效应让中国人涌入股票市场。这一年，股市新开户数达到了3800多万，比2006年增长了3500多万，开户数突破了1亿人。

李健行对于当时的热潮印象深刻。似乎买什么都能涨，大量不了解股票市场基本知识的人也涌了进来，一位朋友用20万的本金赚到了10倍的收益，这让李健行这位资深股民“相形见绌”，“经历过股灾的股民都更谨慎，不少人都在4000-5000点跑了，谁能想到后来还能上6000点”，李健行记得当时流行一个故事，就是数交易所门口的自行车，如果堆满了，就是该“跑”的时候了。

很快，新入场的数千万股民就经历了中国最为剧烈的一次牛转熊。一年时间中，沪指从6000多点下降至1600余点，无数人的财富梦想随之崩塌，被中石油套牢成为了中国股民第一次广泛共鸣的经历，也成为了一代股民的宿命，一些股民再没有机会解套，被套牢的股票留给了下一代。

2022年，中国A股投资者突破2亿（注：2016年投资者数量突破1亿），但新增开户数呈现放缓迹象。2023年中国股市陷入了低迷，一系列政策出台，仍未能转牛。

作为一位资深股民，李健行坚信，只要政策进一步调整，股市总会起来的，比如延长交易时间或者是尽早成立股民们热议的“平准基金”。

尽管在中国居民财富配置中，权益资产占比逐年上升，但仍远不及在房市的分量，对很多资深股民而言，对A股的持续投资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与其人生紧密相连。

股票市场曾给李健行的生活带来一些颇为巧合的改变。比如在美国科技泡沫带动中国科技股票上涨时，手握两支科技股的李健行，给上六年级的孩子买了台电脑，他的孩子由此开始自学编程技术，此后还在竞赛中获奖，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也与此相关。“股票账户涨得好，老百姓就敢花钱一点。”李健行总结说。

三

王晨在44岁时实现了自己的FIRE生活。

FIRE是 FinancialIndependence,RetireEarly的英文简写，意味着一种经济独立、提前退休的生活。

尽管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6年，但王晨已经通过储蓄和投资，拥有了北京的4套住房、1套别墅和相当的存款。因此，他选择离开职场，享受生活。

王晨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小在西二环附近的百万庄生活。1996年，刚刚进入大学的他，便开始在离家不远的海通证券炒股。早期的交易所尚未引入网络交易系统，每周一到周五，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到证劵公司，用笔在单子上写下需要买卖的股票代码和价格，然后交给工作人员完成交易。

在股市沉浮数年后，王晨在2003年进入另一条财富通道，一条真正决定几乎所有中国人此后财富状况的通道。

1998年，几经摆动的房地产政策确定了方向，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结束福利分房制度，商品房时代正式开启。

一些嗅觉灵敏的人看到了其中的市场空间，将有限的家庭资金投入到买房上。2003年，购房热已经在普通市民中涌现，北京大街小巷的杂志报刊上登满了房地产广告，“东城区的和平新城8800元/平方米、西城区的阳光丽景7660/平方米”，无论是新开发的楼盘还是二手房交易信息，都在这些广告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中国房地产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王晨记得：“那时候通州的房价不过才2000多元/平方米，北京市的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也才4000多元/平方米，而报纸版缝中多的是二三十万一套的二手房，甚至一些开发商也打出零首付的招牌吸引着购房者。”

王晨也在第二年购买了南三环彩虹城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当时每平米价格在三四千元，贷款购入，因为价格低，所以三四年就还清了贷款。”王晨说。

之后，随着王晨进入一家投资公司工作，收入逐步提高。他和他的家庭也抓住了房地产市场的红利期，买房、租房，利用收益积攒下首付再贷款购房，如此循环，分别在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都购置了房产，并在丰台购买了一套别墅。在这一期间，如果股票有盈余，他也会拿出部分现金支持家庭的购房计划。

王晨的家庭财富增长最快的阶段是2006年至2016年这十年。在这期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整个中国经济都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家庭资产也大幅增值。

王晨说：“以我2008年结婚时为例，当时正在举办奥运会，北京房价迎来一波下跌。我看准机会迅速购入远洋·沁山水一套160平的房屋，当时均价大约在11000／平方米，目前该房产价格涨至100000/平方米。”

“而同样在2018年购入的南苑机场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屋总价是65万元。仅仅两年后，就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套房子，实现了翻倍增长。”王晨认为，只要在2010年之前完成第一次房地产投资，即使后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加。但他也强调，“如果只看到这点，忽略了几次转折时刻所具备的勇气、魄力和常识，那也是片面的。”

当“房住不炒”在2019年成为楼市的主基调，王晨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资产配置。在他看来，北京房价已经达到峰值，即使有所上涨，也难有较大的上涨空间。于是，他说服父母卖掉了一套位于北四环的小房子，获得了490万元的房款，并将这笔资金部分用于还清房贷，部分存入了一张大额存单，最后将剩余的100万元投入了股市。

王晨认为，他目前这个举措是正确的。“从2019年开始，我逐渐加仓股市，然后在接下来的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基本上都取得了盈利。尽管2021年行情是糟糕的，但平均下来这三年我赚了大概有40万至50万元。”对于提前退休后如何保证生活品质，他认为无须担忧。凭借目前的资金配置，包括房租、存单利率和股票收益等，足以覆盖家庭的生活开销。王晨说：“我认为，一个家庭在达到某个阶段后，最大的追求目标是稳定，也就是增强抗风险能力。尤其是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5岁。无论是股市还是之前的房产投资，人们都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在需要冷静的时候保持平静，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再积极出击。”

王晨会经常性地提到康波周期，并强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时代赐予的。“如果你处在那个时间点，也会是这样的结果。”

四

改革开放的45年，是中国人理解个人财富、追求个人财富、积累个人财富的45年。

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农村从“大锅饭”的时代中走出，“包产到户”让私人物质财富积累的念头在广袤的土地上衍生；1980年代，城市中兴起的个体户和乡村里崛起的乡镇企业，让经营的权利重新回归到人们的手中，具备一定技能和才识的人们，可以在广阔的市场中掘得第一桶金。

1990年代，百万人涌入深圳点燃了国人对于股市的财富想象，嗅觉灵敏的人们先行冲进了尚不成熟的市场，大浪淘沙下，少数人成功了，更多的人们则在指数腾空的那一刻，义无反顾地将资金和致富的幻想莽撞地抛入其中，用漫长的人生等待奇迹发生；2000年后，中国人迎来了覆盖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波财富浪潮——房地产，房价此后持续20年的大涨几乎塑造了两代国人的财富观，买房时机早晚不过一月的差池，就会演变成人生再也难回头的岔路口，在穿过几个路口、踏对几波周期后，城市中形成了一批中等收入阶层，他们拥有稳定的收入和可观的财富——尽管大部分在房产上。

45年改革开放路，并不仅仅成就了少数人的暴富梦想，更重要的变化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开始真正摆脱贫穷的困扰，整体性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元，到2023年已经增长至36883元，这只是收入部分，45年来，中国家庭还积攒了巨量的存量资产，2016年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住户资产总量已经达到358万亿元。

45年间，从彩电到空调，从电脑到手机，从汽车到房产，人们开始享受财富增长带来的物质生活的丰饶。与此同时，个人财富以及其竞争所带来的焦虑、痛苦乃至于对财富的不满，也充分显现了出来，这种情绪甚至于会短暂遮掩四十年致富路的巨大成就。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正是改革开放45年，充分调动了国人的致富热情，才让蛋糕越做越大，才为更公平的分配提供了物质基础。截至2020年，中国仍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这条致富之路，仍需继续前行。

（文中李健行、王晨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