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文

多米尼克·利芬的《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是比较少见的，从俄国的视角梳理拿破仑的覆灭这一历史事件的著作。作者一如自己序言所言，试图打破支配这一领域的沙俄民族主义神话和苏联的官方叙事，用一系列的考据证明俄罗斯的胜利绝非纯粹的民族国家的胜利，当时并没有建构起这样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处于王朝治下的实行贵族政治的多民族的帝国。俄国的胜利来自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当局有效地调动了各民族与各阶级的力量，从而为拿破仑大军团的覆灭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这本书的缺陷可能是内容太琐碎了，写法过于平铺直叙，严重损害阅读这部厚著作的读者体验。另外一个可能不是问题的问题，由于作者写作目的是针对西方史学界汗牛充栋的英法奥德各方著作的批驳，但中文并没有引进这么多的文献，所以读起来会觉得作者很多地方是在专美俄国。

从中国历史比较来看，如果说法兰克帝国是占据文明世界中央被三分的晋国，那么拿破仑时代的俄罗斯与秦国在各方面上都很像：同样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有着极其巨大的地缘，同样被视为虎狼之国，但又被承认是诸夏的一员，而不是纯粹的蛮夷。

相似的点还包括文化相比文明中央很不发达（当然，相较秦国的文化荒漠，俄国自普希金以降文学艺术突飞猛进，虽然下限低，但上限可以毫不羞愧地与老欧洲比较），所以极度仰仗关外六国的客卿。如果说秦国是宗室与六国游士客卿共治的国家，那么十九世纪初的俄罗斯也可以看成是高度西化，与下层斯拉夫人隔膜，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所描述的从小说法语可能连俄语都说不利索的本土贵族，和以波罗的海德国人为代表的外邦欧洲贵族共治的国家。

这些客卿之所以重要，便在于他们带来俄国所没有的先进技术。自降生起，俄罗斯就非常依赖欧洲的技术、人才输入，并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在别处都是作为自生自发秩序体现的俄国民营经济，在技术上反而往往严重落后于从西欧引进的国营企业。

从彼得大帝开始，通过引进外国人才和技术是抵消俄国与欧洲差距的最快方法，但代价便是本土自生力量的积极性被严重抑制了。这就是俄国的两面性：依靠欧洲的技术，它能在亚洲作威作福；依靠自身的体量，又能在欧洲与列强争霸。

但这种习惯于复制别人技术的先天不足也导致了尽管靠体量优势，它能迅速追赶先发国家，并在某些局部科技上表现地非常先进，却缺乏引领整体技术进步的能力。只要过个二三十年，便明显技术落后败下阵来，然后开始新一轮技术引进。

拿破仑时代的俄国并不自外于这一历史周期律，在俄国君主拥有理论上远超西欧同行的绝对专制权力、控制国家40%以上农奴的背后，是这个国家地广人稀，陆地交通线无比原始，官僚机构不仅小且腐败，本土只有一所大学，必须与垄断权力机构的贵族乡绅共治的现实。

所以教育程度要远优于普通的俄国外省贵族的波罗的海德国人，在俄国拥有超出人口比例的巨大影响力，在大斯拉夫主义兴起以前，沙皇为了争取他们的效忠，给与了内地省份所不敢想象的优容与自治。即便日后受大斯拉夫主义影响推行俄化政策，波罗的海地区依旧享有更高的自治权。

俄国还努力招揽欧洲客卿，提供提高的收入和更优的职业前景使其为己效力，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逃离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使得俄军中的外来者人数远多于同样吸纳外来精英的奥军和普军。

欧洲移民填补了由于俄国职业教育或职业中产阶级发展缓慢造成的空缺，特别是技术岗位。比如即便到了1812年，俄军当中的医生人数也只有800出头，其中许多人是德裔。军事工程师也面临短缺，因此俄国始终在寻找能够被吸引到俄军来的外国专家。

更为重要的外国人巢穴，则是为军队提供总参谋部军官的军需总监部门。总参谋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图局，那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数学能力要求相当高。这一点确保了它里面充斥着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随着军队在拿破仑时代规模膨胀，变得更为复杂，参谋机关的作用变得相当关键。

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非国民特性，引发了俄国人对他们的普遍憎恶，特别是拿破仑入侵所点燃的爱国热情，使俄国人对真正的外国人与非俄裔臣民不加分辨，长期以来刻意贬低他们的成就。像托尔斯泰便在《战争与和平》里将这群德裔为主的参谋军官蔑称为没用的书呆子。然而没有这群参谋，帝国是绝对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样的国家想要在欧陆争霸只能仰仗它的体量优势，作者列出俄罗斯实力源泉的四要素：人员、马匹、军事工业和财政。

人力优势与辽阔的版图，一直是俄国最值得称道的资源，在1797年俄国拥有4000万人口，与之相比，大革命前的法国有2900万，不包括印度的话，英国则是1500万，普鲁士1070万，哈布斯堡则是2200万。此外，它的子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价格低廉，即使以贵重金属硬币作饷，英军列兵的收入都是俄军同行的11倍，更遑论很多时候俄军士兵拿到的只有纸面价值四分之一的纸币。

这些从农奴中征发的士兵竟意外地还有很强的战斗力，由于要服长达25年的兵役，即使退役之后回乡也没有容纳自己的位置。因此以团为主的军队成为士兵心灵的归属，士兵们吃住在一起，像家人们彼此照顾，对所在单位有非常强的荣誉感。

作者认为，只要整个欧洲的军队都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俄国的军事体系就能在竞争中发挥出色。按照年度征召新兵的系统让俄军成为欧洲最庞大也最廉价的军队，与此同时却没有给人民施加不可承受的负担。

但到了1812年，拿破仑直接间接控制的人口超过6000万，确立了发动公民士兵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能够动员旧制度无法企及的兵员数量。而这种公民军队，是与农奴制的俄国专制社会格格不入的。

而在马匹上，俄国拥有得天独厚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优势，俄国南部和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分布着无数的马群。这些马匹体格健壮、行动敏捷、适应性极强，此外它们也相当便宜，适宜装备轻骑兵。因为晚近几十年马场产业的急剧扩张，重型马数量也能满足胸甲骑兵需要，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太昂贵，俄军经常不舍得派它们上战场。

军事工业上，俄国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硝石和铅，军队制服所需的羊毛也无法自给。但在最关键的铁、铜和木材上，虽然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开始远远落后于英国，供应自己却绰绰有余。

武器生产可以分成两大类：火炮和枪械。当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针对炮兵的改革于1805年完成后，俄国的火炮与炮车基本跻身世界最佳之列，只有榴弹炮有些许不足。

但枪械上，因为缺乏熟练劳动力、技术过时和加工机械不足，俄国的枪械普遍质量很差，甚至影响到了军队的作战方式。好在尽管经历了剧烈的战争消耗与军队扩张，依靠进口与国内生产，大部分士兵还是拿到了武器。

为了支撑这支军队，俄国的财政不堪重负，因为荷兰被法国占领，无法利用它的金融市场，财政亏空要靠多发纸币弥补。作者列出的数据显示179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时俄国岁入合计1170万英镑，将征发费用算在内则降低到893万英镑，考虑到纸卢布贬值，则更低。

欧陆列强里，以1800年为例，普鲁士的总收入是865万英镑；奥地利在1788年的总收入是875万英镑。即便在法国财政处于深度危机的1789年，法国王室岁入依然高达47500万法郎，或者说1900万英镑。最富庶的英国1797～1799年开征的所得税则将它的岁入从2300万英镑提高到3500万英镑。

不过，俄国境内的所有重要军事资源价格都要远低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总之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812年的俄国，大而不强，体量虚胖。俄国之所以在1812－1814年击败拿破仑，除了俄国被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以外，很大程度在于君主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俄国领导层聪明且坚定的战略方针、优秀的外交手段，以及被上天眷顾的运气。

作为一个统治者，亚历山大表现的像是一大堆矛盾的结合体。

用作者的话说“他一方面是启蒙与开明原则的捍卫者，然而另一方面又对改良他所继承的威权主义政府形式或者这一政府形式所依靠的主人与农奴世界无所作为。在谈论自由主义改革时，他听上去像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迷恋般地关注训练和士兵在阅兵场上外表的准确细节时，他做得又像父亲帕维尔一世。在外交事务中，他提出了高尚的国际和平与秩序计划，与此同时又在奉行现实政治的方针。”

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他的虚伪，毋宁说是彼得以后高度欧化假装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俄国上层，与被其残酷压榨的斯拉夫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的具现。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与他的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就是德国人，又非常有权术手腕，所以可以毫不犹豫地进一步固化农奴制，换取贵族支持的同时，将自己描绘成真正的欧洲文明人和开明君主。而他从家庭教师那里被灌输了启蒙思想，却又在半文明半野蛮的俄国社会长大。在这个深受拜占庭影响的国家，贵族阶级既是围绕君主身边百般讨好的奴仆，同时还是一旦君主不合大众心意便毫不犹豫政变的野心家。

亚历山大手腕不如祖母，而包括他父亲、祖父，以及更早之前的伊万六世在内的男性君主死于“被中风”的教训，使得他只能进三步退三步，不停地摇摆。因此面对着彼得堡的社会环境，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猜疑、厌世、推诿且口是心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惊异的是，他居然有一颗无比坚韧的内心，这点超乎了大部分外国使节和许多俄国精英阶层成员的预料。当时他被普遍视为虽然好心却女子气的柔弱人物，因此拿破仑在做战略考量时轻蔑地认为面对这样的对手，他能够很轻松地压服俄国。

因此当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动员理论上60万，实际44万左右的大军进攻动员后有34万人的俄国时，他一直寄期望于像过去的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会战一样，通过决定性的歼灭对手有生力量，逼迫俄国签订不利的和约。如法炮制降服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他低估了俄国人抵抗的决心，也低估了俄国巨大的战略纵深，给他不堪重负的后勤带来的巨大挑战。

俄国巨大又贫穷的国土是拿破仑此前从未见过的困难，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当局抛弃了此前一个多世纪的战争规则，改为在敌国就地征发。德意志、意大利邦国林立，国境狭小，人民富庶，因此后勤线不长，可以容纳比旧制度数量翻番的大军。

虽然拿破仑从未想过征服俄国——这也是他一开始不愿意发动俄国农奴解放的原因，如果俄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谁来缔结和约，加入大陆封锁体系呢？——但是统率如此之多的军队进入贫穷的俄国腹心之地，并维持上千公里的补给线，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

甚至即便对俄国自己来说，想要在本国维持这么长补给线，后勤也是不堪重负。拿破仑撤退后，俄军反攻不积极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维系这样的大军自己也很吃力。俄军一开始其实打算在边境决战，甚至有人提出主动出击，使战火爆发在普鲁士或华沙大公国的土地上。如果真这样做，那么战争天平明显将导向实力更强大军事能力更强的拿破仑一方。

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俄军始终无法汇合，不敢与拿破仑决战，不得不执行退却政策，到了9月14日，经历斯摩棱斯克、博罗季诺战役的几场失败后，将故都莫斯科都抛弃给拿破仑。它的坚壁清野工作也做的并不到位，甚至直到莫斯科沦陷，那里存储的几万支步枪和大炮等都没有运走或就地武装民兵。

但拿破仑一直没有抓住机会歼灭俄军的主力，也就无法逼迫俄罗斯签订城下之盟。相反，俄国抵抗的决心始终坚决，甚至点燃了莫斯科。虽然俄国高层有人劝说亚历山大同意和谈，但亚历山大坚持了他在战争爆发时所说的话：“只要一个敌人停留在俄国国土上，我就不会和谈。”

更何况，胜利的天平正导向俄国。经过两个多月的消耗，拿破仑的军队变得外强中干，后勤补给的不利造成的最大损害便是马匹的巨大消耗。这导致法军骑兵纷纷失去坐骑，损害了他们战前侦查、战后追击歼灭的能力，也使得沉重的火炮找不到驮马运转。法军在征俄战役中马匹的损失，甚至影响到了1813－1814年的战局，法国找不到足够多的马匹重建骑兵部队。

在一个多月的无望等待后，拿破仑意识到俄国不可能答应他的条件，只好在10月18日离开莫斯科。由于后勤乏力，拿破仑军队从撤退变成了溃败。由俄国正规军军官组织的游击队以及11月6日的大雪使之变本加厉，不过大雪对俄军本身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以往倒很少被提起过。

等12月底时，拿破仑欧陆无敌手的“大军团”便不复存在了，尽管他回国后又迅速动员出一支超过二十万人的大军，以对抗1813年由俄国和倒戈的普鲁士组成的联军，但损失的经验丰富的军官、军士，与物质都不是能轻易填补的，拿破仑自此以后指挥军队，再也没有故往如臂指使的感觉。因此为了让这支被戏称为“玛丽·路易丝”，质量不佳的军队在第一次萨克森战役后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和休整，1813年6月拿破仑选择与联军停战。

然而他没有意料到联军充分地利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最大限度扩建军队，并用外交手段使奥地利倒向反法同盟，再加上一直与法国敌对的英国，欧洲除法国以外的所有列强第一次真正地团结在一起，而之前的反法同盟总是有强国缺席，导致法军的数量一直呈压倒性优势。等到8月战端重开，数量优势第一次被反法联盟所有。

这一同盟的组建，无疑与亚历山大优秀的外交密不可分。他在将普鲁士和奥地利先后拉进他的胜利同盟的过程中冒了许多风险，展现了出色的技巧和极大的耐心。

从1812年战局打响到1812年底这一阶段，外交只处于次要地位。与之相反，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俄国的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达成。为了赢得胜利，俄国需要将奥地利和普鲁士拉到自己一方，而这一动作反过来需要外交和军事手段的结合。但本质来说，真正使拿破仑外交失败的或许是他欲壑难填的雄心壮志。

在与拿破仑谈判时，维也纳坚持要求恢复它在1805和1809年丢失的领土，不论俄普同盟条约中规定普鲁士将要恢复多少领土，它都会支持普鲁士。它也会要求法国废除华沙大公国、放弃位于莱茵河以东的全部法国领土并取消莱茵同盟。虽然要求很高，但很明显奥地利，包括此时的俄普在内还没有多少将拿破仑推翻下台的想法。它甚至允许法国拥有法国很多代人念念以求的，以莱茵河为界的自然疆界，而不是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历史疆界。甚至即使1813年莱比锡战败后，被赶出德意志的拿破仑依旧有机会获得宽大的条件。

但站在拿破仑的视角，自己从一介草根贵族军官，一跃成为法国乃至大半个欧洲的主人，屡屡挫败比自己还强大的敌人，这岂不是证明自己是上天派来统治法国乃至欧洲的，是上帝派他makefrancegreatagain。所以后世之人站在事后诸葛亮视角，提出的各种理性考量，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此时的拿破仑脑海里的。他现在陷入赌徒心理，毕竟只要赌赢了自己还是法国与欧洲的皇帝，这么大的收益，对于一个赌徒来说是绝对不可能放弃的。更何况，拿破仑理论上并不是没有赌赢的机会，以俄国为首的联军赢得相当艰险，因为联军糟糕透顶的配合，法军不止有一次重创和歼灭联军主力的机会，只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

在1813年联军根本没有自信击败拿破仑，而在1814年是否要入侵法国也莫衷一是，亚历山大的许多顾问甚至认为精疲力竭的俄国在那些同帝国核心利益距离甚远的问题上大量投入财富和士兵。因此很多人认为拿破仑的失败，其实谈不上注定二字，用一种宿命论看待世界无疑会抹消政治人物在当时的权衡利弊，更抹消了个人的努力，毕竟拿破仑跳上餐桌，本就是一连串机缘巧合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上所有无法正确估量力量对比，失去了正确的自我认知而变得狂妄自负的人，很少有好的结局。因此在当时的俄国，始终有人认为拿破仑帝国就算俄国不去干预，也很难坚持到第二代，拿破仑的覆灭只会便宜英国人。

不过确实，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的坚持，拿破仑或许会依旧统治法国。亚历山大在当时人看来，一直被非理性的激情支配，甚至要为战后的欧洲划定秩序，在他看来，像俄国那样拥有庞大势力与地缘政治安全的国家，是可以超出普通国家视野、居高临下地为共同利益制订准则的。

这对持现实主义视角的各国外交官来说，无疑是非常困扰的。虽说如此，但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正确的：法国实在太过强大，而拿破仑又过于野心勃勃，结果奥地利人和俄国人都没有把握利用他。这种尝试只会让欧洲陷入更长时间的冲突与不稳定。拿破仑永远不会遵守任何对反法同盟来说可以接受的和平协定，持久的和平只能在巴黎确立。

如他所言，拿破仑不甘于自己的失败，又在1815年玩起了百日王朝的复辟。但是拿破仑与反法同盟的实力对比，在1814年的失败就决定性注定了，就算他能在滑铁卢击败乃至歼灭威灵顿，还是要面对俄普奥三国的反扑。而法国的血快流干了，他手上已经没有什么牌可打。

拿破仑的失败，俄国无疑占据与英国同样重的功劳，此役之后俄国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直到一百多年另一个跳上餐桌的狂人折戟莫斯科。俄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旧制度的胜利。法军入侵点燃的爱国热情并不止于苏联特别强调的广大底层，商人、教士以及贵族也做出了大量的志愿捐献和服务。

考虑到这一时代俄国社会和政府的性质，贵族对战争的支持必然是最为重要的。贵族掌握了国家所需要的，而且时常无力购买的大部分战争资源：剩余的食物、草料、马匹和人员。贵族也会为民兵和急剧扩张的军队提供绝大部分军官。

他们的一项关键传统任务就是负责征兵系统的运营，在1812-1814年，他们需要经手10倍于普通年份的应征士兵。贵族们还需要自愿承担新的任务，食物、草料和装备的运输纵列在从俄国内陆深处送往军队的过程中必须有人护送，成千上万的马匹也是如此。

亚历山大一世的领导也尤为重要，特别是关键的1813年不得不冒着极大风险让他疲惫而虚弱的军队攻入中欧，以此来鼓动他的潜在盟友，有时他甚至几乎需要拎着盟友的脖子，迫使他们为自己和欧洲的利益而战。在创建和领导反法同盟攻入巴黎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体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技巧和智慧。

但是我们这里不妨换一种思路，考虑一下战争胜利对俄国的负面影响。本书的作者虽然否定了战争失败会使俄国进行解放农奴，改革宪制的想法，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根本不存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条件，但是一直有人认为是存在这种可能的。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俄国的空前胜利，强化了俄国参与欧陆争霸的信心，使它在接下来近两百年光阴里一直不停地参与欧陆事务中。

然而就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俄国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必须不停地从欧洲那里汲取技术与人才。它能在亚洲作威作福，但面对欧陆强国，却只能依靠自己的体量优势。故往的胜利太过辉煌，使俄罗斯不甘于现实的巨大落差，最后拼命压榨每一分国力，特别是将人口挥霍一般投入到无止境的战争中，以至于有一天居然连人口上的体量优势都消耗殆尽了。19世纪初的俄国，还是一个人口繁盛、生育率极高而令列国恐惧的“年轻人”。但到了普京主政的今天，俄罗斯已经衰老到打乌克兰都没有绝对人力优势。

这样的结果明显不是亚历山大所能预料到的，要苛责他似乎也不公正，但又确实跟他有关系。只能说，人类历史上所有无法正确估量力量对比，失去了正确的自我认知而变得狂妄自负的国家，也很少有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