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一

在《奥本海默》结尾，观众回到那个熟悉的湖畔，揭晓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的神秘对话。原来，智者所虑无关人际纠纷，两人是在推算原子弹“链式反应”毁灭地球的可能性，奥本海默认为，“我相信我们做到了。”意思是，世界终将毁灭，他本人将以“死神，诸界的毁灭者”这一“恶谥”长留青史——如果还有“青史”的话。

随后，那颗全宇宙最美丽的生命星球向观众迢迢递进，IMAX屏幕上露出一道蛇蝎般红艳的弧形光带。依据我们刚刚学到的知识，那便是“链式反应”失控引发的大气层燃烧了。

影片结束时，我意外地听到了掌声。接近满座的影院里，无人起身，以年轻人为主的观众安静地看着演职员表在银幕上滚动，调匀呼吸。这可是一部足足3小时的巨制。观众八成在想：地球和人类双双健在，纯属运气。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访谈时说，“担忧人工智能的人都对《奥本海默》感兴趣。很多顶级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将当下视为他们的‘奥本海默时刻’，他们将奥本海默看作一个警示故事。”

确实如此。“奥本海默时刻”指一种往日经验永久失效、未知浩劫须臾降临的不祥预感，这一刻，人类俨然进入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不确定氛围，一把阴森的悬剑，随时会自天斩落。人类及地球的命运，缩进一只盲盒中。

人们很难否认，在第一颗原子弹出现后，再要假装世界依然故我，已无可能。路易·蒙巴顿勋爵说过：“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器的战争，那么第四次将会是弓箭的战争。”无论战争狂人还是和平使者，都清晰意识到：变天了。

同样，当人工智能在众多领域蚕食并碾压人类智慧之后，再要声称人类是“万物的灵长”，假装人类依旧拥有真理的绝对裁决权，也几乎算一种无耻；说好听点是无知。

就此而言，世间第一颗原子弹的名义建造者罗伯特·奥本海默，确有资格被看作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他的故事带来如下启示：人类可以在技术上造出核武器，但不配在道德上拥有它。打从原子弹出现，它就像一只厉鬼死死缠住人间；我们至今都没有找到脱困之方。个别道德钝感人士，还把它假想为关联“诗与远方”的迷人方案。

二

电影《奥本海默》具有惊人的历史还原度，自编自导的诺兰像写博士论文那样对待它，我简直可以把影片当成历史来评论。我估摸，大约90%的场景和台词，都有真凭实据。

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燃爆的那枚“小装置”，就是人类的命运盲盒，它将释放出何等巨大的毁灭力量，当时最具权威的核物理学家也莫衷一是。为平抚心跳，他们开始竞猜，奥本海默认为不少于3000吨TNT，“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预计4.5万吨，伊西多·拉比则押注2万吨。另一边，睿智的恩里科·费米忧虑深重，他担心爆炸会点燃大气层，直接把地球烧成煤球。最终，拉比赌对了。但万一费米不幸而言中，人类文明将伴随庄严的蘑菇云，刹那寂灭，连一句谢幕词都来不及说。这便是“奥本海默时刻”的真正警示：一种无人可以承受的撒旦式后果，以近乎玩笑的方式——一个轻巧的按钮——呈现在眼前。

近年风生水起的人工智能，也像一种盲盒科技：我们既盼望它带来巨大福音，又不清楚它会裹挟何种灾祸。DeepMind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2016年凭AlphaGo攻陷人类智力重镇围棋时，就被说成是执行“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了。诺兰曾谈及两者的联手方式：“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进入国防基础设施领域，最终它们可能会负责核武器。”

另一方面，说来荒谬，当提到“奥本海默时刻”，又总会遇到“iPhone时刻”的滋扰。所谓“iPhone时刻”，指一种单片眼镜式的乐观，它将一桩优劣难断、祸福参半的重大科技，类比成斯蒂夫·乔布斯首次把iPhone手机递到你手上的那一刻。那曾是人类步入指尖天堂的美妙瞬间，但把它作为固定修辞加以滥用，又很危险。比如，单纯认定原子弹的出现将使世界大战不再可能，就像认定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永远消除人类的劳作之苦，都属于用“iPhone时刻”替换“奥本海默时刻”的魔术。我们得到的，只是如己所愿的认知偏差。

在影片中，随着核爆成功，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的科学家发出忘我的欢呼。在那一刻，所有人都仅仅看到了原子弹的美妙一面，奥本海默也不例外。奥本海默明明知道这是一枚能瞬间夺去五位数生命的大杀器，也明明知道它已失去了用武之地——初始假想敌纳粹德国已经投降，另一交战国日本则败象毕现——但他仍然顺着思维和行为惯性，加入并主导了群体狂欢，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对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有所交代。他的好友拉比反感这类狂欢，他观察着奥本海默，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走路的姿势，”他描述道，“我会永远记得他从车里走出来的样子，他走起路来就像电影《正午》里的男主角加里·库珀。”

拉比曾拒绝加入这个项目，他提醒奥本海默，“物理学300年的结晶”不应葬送在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中。

奥本海默的心智不久就苏醒了，他从“iPhone时刻”返航到了“奥本海默时刻”。他在三个月后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军备，或者被一个备战的国家用来武装自己，那么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名字将会受到世人的诅咒。”他意识到“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他不再仿效加里·库珀的那股帅劲，通过艰苦的反省，他使自己的良知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他的朋友乔治·凯南概括道：

“人类刚刚征服了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它让人类的道德力量相形见绌，这一难题把我们推到残酷的现实跟前。对此奥本海默的担当无人能及，他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日益悬殊的力量对比给人类带来的威胁。……面对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希望能为避免这样的灾祸出一份力。”

即使是奥本海默，他虔诚的“担当”也几乎没有起到正面作用。他的智慧有望帮助人类消灾弭祸之际，他反而遭到心术诡异的权力宵小的暗算，被扔进了一场兼具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悲剧色彩的现代聆讯闹剧中，最终活成了“现代核科学家悲剧的象征”（汤川秀树语）。

而原子弹，正在野蛮生长。

三

在个体资质上，奥本海默无论在哪儿都是超级明星，有时还是“万人迷”。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索尔曾感叹：“见到世上竟有这等人物也算是不枉此生了。”不过，倘若没有与原子弹的特殊关系，奥本海默倒也没啥特别，名声只在小圈子里有限传播。因为，在那个物理学天才扎堆涌现、他的学生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探囊取物的时代，他毕竟与该奖无缘。人间，从来长着势利眼。

是原子弹把他塑造成旷世英雄，也是原子弹带给他无尽悲悯，把他定格成十字架上的牺牲品。

考察原因，除了他才华气质里的悲剧因子，他领衔研制的原子弹，也自带超常的悲剧基因。只要奥本海默不甘于成为技术工程师，只要他坚持追问核武器的伦理使命，他就很难在精神上全身而退。就是说，哪怕他没有遭到斯特劳斯“上将”、联邦调查局胡佛局长和尼科尔斯上校、帕什中校等职场狠人的司法追杀，他本人的反思愧怍，也将此恨绵绵，至死方休。此外，他性格上的若干奇异特质，也会加重自身的悲情戏码。

考察原子弹的正义曲线，我们也看到一种巨大的难堪。

当它尚未出现、还停留在图纸上时，它的正义值最为崇高。奥本海默为“曼哈顿计划”招募科学家，总会面对一项质问，如他的学生洛马尼茨所说：“我的天，如果制造出这样一种武器，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它最终可能会炸毁全世界。”奥本海默只用一句反问，就终结了所有疑问：“如果纳粹先得到它呢？”

在这场超级杀器的竞争中，时间具有绝对的先决性，领先者得到一切，包括胜利和对正义的解释权。反之，纳粹旗将插遍世界，集中营就是奥本海默的未来（他正好是犹太人）。然而，就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前，希特勒自杀，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诚实地说，这等于宣布，那颗尚未造出的原子弹，已经变成一种既危险又昂贵的摆设，如奥本海默多年后所说，它应该在试验成功后的第二天就永久销毁。

既然它没有销毁，拥有原子弹的一方，就着手为它寻找形形色色的存在理由。起初，尚未投降的日本人，构成了最佳借口，哪怕日本人既未尝试制造原子弹，又已接近战败。向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之后，对苏联先是想象、后是现实中的敌意，不仅使核武器成为无需借口的美国刚需——毕竟，苏联迅速造出了原子弹——还使军备竞赛变得不可遏制，比原子弹威力强大1000倍的氢弹，终于在奥本海默的同事兼对手爱德华·泰勒博士的鼓噪下试验成功。在此之后，鉴于向敌国扔出氢弹等于自杀——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向敌人发射一颗‘核’子弹就意味着同时向自己发射了一颗‘核’子弹。”——核武器的发展史，就主要是一种外交上的威慑平衡术和内政上的权争宫斗术了。它终于被喂养成一只养不起、丢不得、用不起的文明怪兽。

在此过程中，奥本海默成为多方绞杀的一枚棋子。谁让他扛着“原子弹之父”的头衔！他要么甘心为人利用，要么被迫沦为他人的首选猎物。他的资质和性格，又阴差阳错地助推了自己的悲剧性。

仅仅罗列他的天才轶事，也能把人震傻。奥本海默9岁时，有人听到他对表姐说：“你用拉丁语问我一个问题，我会用希腊语回答你。”年轻时的他既是绝世天才，又是装酷大师。在哈佛读化学系时，他去一位教授家喝茶，教授向他展示一张神殿的照片，指出神殿建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奥本海默悠然反驳道：“我从柱子的柱头判断，它的建造时间大概还要早50年。”老教授肯定觉得活见鬼了，你以为你是谁？难道你是《夺宝奇兵》里的印第安纳·琼斯博士？

在影片里，女友琼向他贸然纠正一个马克思术语，奥本海默说，自己读过《资本论》全集，还是德文版。据说，他还读过《列宁全集》，虽然不是俄文版，但用德文读弗洛伊德，用意大利语读但丁《神曲》，用法文读《追忆逝水年华》、用梵文读《薄伽梵歌》，在他只是常规操作。沃尔夫冈·泡利曾说，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精神分析当主业”。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和古希腊文学也极度熟悉；回到他的本行物理学，他课堂上随口绽放出的学术火花，常令学生惊为天人。

同时，他又有一些“阿喀琉斯之踵”的强人缺陷。对于真正的天才，如导师尼尔斯·玻尔，他始终抱有敬意。对智力跟不上他的人，他绝少同情，经常呛人没商量。片中他在“同位素”问题上对同事斯特劳斯的奚落，听上去很是无情，直接把对方气成了自己未来生命里的终极杀手。但熟悉奥本海默风格的同事学生，对此并不奇怪，“奥本海默能让成年人觉得自己像个小学生，也能让巨人觉得自己像只蟑螂。”他历来如此。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他简直具有改天换地之才，面对“曼哈顿计划”这一无法想象的超级工程，他做得游刃有余。一旦事出意外或情绪出错，他也会能力骤降，瞬间呆傻。为了保护老友哈康·希瓦利埃教授免受FBI的打扰，他在鲍里斯·帕什中校面前多此一举地撒谎，给自己的后半生无端挖出一个天坑。本来，他以“我是科学家，不是告密者”的态度拒谈此事，帕什也不敢撬他的嘴。如老友拉比所说：“他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

四

“奥本海默时刻”吸引诺兰的主要原因，“是渺小个体和庞大全球的关系”。这既体现在奥本海默本人的智慧和决策短板上，也表现在与之发生摩擦的人物关系上。那些欲置奥本海默于死地的同僚、敌手，表面上在上演“办公室政治”的室内迫害剧——其间还穿插了超高浓度的权力猜忌，几乎把影院泼满了醋酸——实质上是以鲁莽灭裂的方式，把人类的命运放在赌盘上转圈。

奥本海默以其智慧和名望发出异议，他的观点过于雄辩，令政界、军方人士无法抵挡，于是，他只能被视为一个搅局者。他们铁了心要让他出局，而最佳出局方式是让他蒙羞出丑。如《奥本海默传》的作者所说：“奥本海默反对超级炸弹也被列入了指控，这足以说明笼罩华盛顿的麦卡锡主义已经歇斯底里到何种程度。它将异议等同于不忠，这等于颠覆了政府顾问原本的角色及提供咨询的真正目的。”

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那些不成比例、不成体统的私人恩怨，也经常像失控的“链式反应”，令事件急剧滑坡变质。片中那位极度自负的斯特劳斯，也是一位心计幽深、睚眦必报的暗黑奇才，“他会记住别人对他的每一次轻视怠慢，还会一丝不苟地将它们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将其命名为‘档案备忘录’。”我们通常以为，事物会遵循比例原则，因果会维持平衡对称，非常的结果总有超强的初因，实际却未必。来自斯特劳斯的一腔妒火，几乎释放出核裂变的破坏力。他联手一批阴谋论玩家吊销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将污名后的对手放逐到旷野之外，表面上是向知识分子发出“你们要听话”的警告，实质上是使原子弹变成不具“安全许可”的危险玩具，供他们上下其手，大逞私利。

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受到的讯问，充满了“颠倒时空”的戏法，大量指控不是无稽就是荒唐，只有结合当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特有的恐怖气氛，才能索解。试以奥本海默被多次讯问的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通过共产党渠道提供捐款一事为例，若这点小事就值得上纲上线，我几乎无法想象乔治·奥威尔若健在并来到美国，他将如何脱困。《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做得可远远不止于此，他曾亲赴西班牙加入战斗，脖子上还挨了子弹，他加入的还是名为“马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军事组织。

政客们喜欢将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型知识分子贬为天真幼稚，以维持一项圈内人的智力自负。若仅指传统的政府部门，这份门户之见倒不无道理，但面对核武器这一亘古未有的“终结者”，政客眼光就显得笨拙短视了。老实说，他们惯常的职业历练和道德理想，不足以面对它，连准确理解都做不到，遑论决策。它需要一种远为浩大的人文想象力和道德纵深感，而杜鲁门总统及其氢弹拥趸，视力只及于当下，他们对未来的设想，甚至维持不了三年：苏联很快就造出了原子弹。他们用一把显微镜来遥感历史，在权力的煽惑下，他们自以为洞悉了他人看不到的真相。当他们侈谈1.4亿美国人的利益时，却忘了原子弹是一种不会遵守国境线的超限武器，失控是它的本性，滥杀是它的天职，反噬是它的原理。何况，“地球上有20亿人口”，奥本海默曾这样提醒他们。

奥本海默并不缺乏同道，但说到全球安全，他孤立无援，尊严受挫。当他陷入沉思，诺兰导演充分调用了声画错位技术，让观众以“所闻非所见”的方式，感受主人公头脑里的八面来风。那些毫无预备的跺脚、突如其来的残骸和一头雾水的节奏，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向观众阐明：

人类总是无法处理“渺小个体和庞大全球的关系”，每逢大事，必失静气，正是我们的决策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