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馥李 陈哲 张雅楠 8月的最后一天，王石来到经济观察报，参与了《企业家书房》的节目录制。对企业家群体而言，如何通过阅读获取新知，并不断刷新对世界、社会、市场的认知，这一点在变幻的时代中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企业家书房》栏目设立的最大动因。

读书，确是王石的日常，用他的话说，除了洗澡的时候不看书，什么时候都看，而比读万卷书更鲜明的个人印记，是王石的行万里路。即便是疫情三年，在全世界焦虑、恐惧、封闭的晦暗氛围里，他依旧克服了诸多阻碍，辗转穿越了14个国家、123个城市，并为此付出了31个星期的时光，相当于3年里有8个月在隔离。

这种去闯荡、不怕付出代价的义无反顾，非常“王石”。在他的职业经历中，无论是拐点论、捐款门，还是君万之争、万宝之争，亦或是登顶珠峰、游学哈佛，几乎在所有的重大选择节点，他都是那个选择到中流击水的人。

巨大的波澜曾经淹没过他，也冲刷了他。刚到深圳创业时，王石在办公桌上贴过一个条子，引用的是巴顿的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在巅峰时的高度，而是要看他跌到最低谷时的反弹力”。这段话是32岁的王石对自己的勉励，回头看，似乎也印证着他自己的人生。

在当下，当经济走进全新的周期，面对全行业的困顿和同行普遍的焦虑，作为企业家，作为退休后的创业者，王石激励自己的这段话反而更有现实意义。

“市场都有周期，就看最后是不是坚持一下，我创业快40年了，不是什么都做得很好，往往最后都很茫然。登山是最好的比喻，就是熬，大的经济周期到了这个程度，企业家应该要承担责任，就是在这个时候能不能熬得住”。

王石参加经济观察报《企业家书房》栏目录制（栗新/摄）

57岁后的成长

经济观察报：近两年，你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地，刚刚出版的《回归未来》这本书，记录了你穿越14个国家、123个城市的经历，你的这种状态和过去三年的整体社会氛围是明显不同的。

王石：其实很多变化发生在57岁之后，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

57岁正好是2008年。房地产形势要降价不降价，我说了拐点论，大家都不喜欢；那年汶川大地震，我的一个帖子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两件事对我震动非常大。那时万科如日中天，我也登上了珠峰，在这样的背景下，各方面的评价纷至沓来，有人说，你虽然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还不够高。

我不讳言，金钱和名誉我更在乎名誉，当然不是不在乎钱，而是两相比较，名誉更重要。突然名誉扫地，对我的打击很大，灰头土脸。

10年之后，又经历了万宝之争，之后退休到现在。

70岁开始，某种角度讲，增长空间非常大。到了疫情，我突然发现，我和别人不一样，大家基本是彷徨焦虑，我是没有影响到原来的出国行程，出去了。

出国干什么呢？寻求物资去了，因为当时就中国缺物资嘛，国外疫情还没开始。两个月之后，情况反转，从寻求物资到输出物资，虽然中国的疫情很严重，但是中国的生产力上来了，国外开始蔓延，最基本的防疫物资主要靠中国，最后船运都来不及，得空运，客运马上改成货运，装口罩。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出口美国，一家采购机构非常痛苦，说定单运输不了，能不能帮帮忙。我说好吧，就找到了东航，刘绍勇（时任东航董事长）说太感谢你了，客运停着呢，把椅子撤了吧，运口罩。

我的访学一直到国外校园关门了才停止。

我的创业是搞碳中和社区，这个题目需要到世界各地考察，2020年，我还启动了世界的运河城市穿越，目标是100个城市，最后完成了123个城市，当时要穿越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严格讲不是很清楚，因为疫情，不是定好了就能去的，当时中国的疫情控制得好，国外很多都躺平了，国内很多人怕出去被感染，回来被隔离，国外很多人不敢到中国，怕隔离。

对我来说，付出的代价就是回来被隔离。2020年，我加起来被隔离了9个礼拜，2021年还是9个礼拜，2022年虽然隔离政策从“14+7”变成“5+3”了，按理讲隔离会少一点，结果隔离了13个礼拜，单是隔离就可以写一本书了，非常戏剧人生。

2020年11月，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创始人王石出席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在开幕圆桌“新冠危机下的全球化：发展、变革、破局”中发表演讲。（CFP）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一直在外面跑，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人的心理上、观念上，是近了还是远了？

王石：最明显的感受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而是从感情上，中国改革开放45年了，突然不来往，大家见面都是回忆上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几年没见面，你来了，很亲切。

再隔离，就淡了、生疏了。疏离下去是很糟糕的，虽然现在到了互联网时代，各种线上会议非常容易，但人不是硅基生命，需要面对面交流，这是AI解决不了的。

经历了这些，我想谈一点体会，改革开放45年，中国变化之大，令人意想不到，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一样了，如果还是过去的仰视心态，或者是过分骄傲的俯视心态，我个人感觉都不太合适，应该更多地用平视的心态去面对世界，什么不行就承认，觉得应该做的就去做，真的走到前面了，也不要自傲。

我觉得走在前面的主要是实践方面，因为有改革开放，有中国市场。

过去我们基础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比如说有线电话没有铺开，当然现在也没有必要，中国用很多新的设备、系统没什么包袱，迅速地在应用方面做到领先，是否是我们特别聪明？特别不因循守旧？也不一定。中国早已经是电子支付，管理成本大大下降，效率大大提高，是否高科技水平就上去了？我看差距还在。

如果清楚认识到这些，我们怎么办？优势在我们的市场，任何新的东西，这个市场都在接受，都在应用。过去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国内消费，现在国内的消费市场超过美国，这就是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有这个影响力一块走富裕道路，高科技的成本有市场才能摊销，认识到这一点，互相理性地换位思考，一块往前走。

企业家精神和责任

2010年6月3日，上海世博园，王石珠穆朗玛峰归来谈登顶。当日，万科董事长王石参观了世博会万科馆并发表自己登顶珠峰后的感想和环保宣言。（CFP）

经济观察报：书里谈到了创办“深潜”的定位和目的，是想帮助中国企业家挖掘潜能，突破自我，这个目标听起来很有“王石风格”，要这么来说，你是认为中国企业家本身对成功目标的设定有待商榷吗？

王石：我是工商业者、企业家，更多是我个人的焦虑，还不是对行业的焦虑，但我知道行业是息息相关的，加上我有点影响力，当然希望把我的个人认知和同行交流。

先说说我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2011年我只身到哈佛，当时主要的动机是提升个人修为，个人修为会影响到万科，万科在行业上的影响力会影响到中国的房地产。

作为一个企业家的野心是什么？无非就是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形成一种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影响力，不仅仅影响企业，还能跨企业、跨行业，野心就这么大。

首先说个人，我不认为我到了深圳、到了哈佛，认知就提高了。当时想要远离聚光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聚光灯打我身上的多，打万科团队的就会少，要远离这样的聚光灯，我应该远离这个舞台，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没有想到这次去哈佛引起了国内更大的好奇，这小子去那儿干嘛？哈佛有老年大学吗？哈佛有中文班吗？他们干脆开始探班，要揭穿这个西洋景。

真到那儿的是一些有海外背景的，英文很好，问我明天干什么？明天听课呀。您听课我们可以不可以旁听？哈佛大学是开放的，我说，可以呀。听完了之后在一块聊天，聊聊这堂课的感受，就谈嘛，是探探虚实，是不是真学习。没有想到还听懂了。因为老师要给参考书的，讲什么题目要复习的，老师讲的，听了也不是第一堂课了，连猜带蒙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完全不相信变成了想不到，而且开始受启发。后来在哈佛到什么程度，我在校园里走着路，后面就听喊王石，我原来反应不过来，赶快回头，结果一看是来合影的，后来我干脆装着不听了。

到剑桥之后，组团去，那个时候大家不是相信不相信了，是真的去学习，让我给讲课，我看躲不过去了，“深潜”就是这么来的，而不是说我要怎样。

向我学习很简单的，拿出一年时间，一年拿不出来拿出一学期，一学期拿不出来拿出一个月，深潜班就是这样办的。

一个月在那里，喜欢运动嘛，就划赛艇吧。英文关怎么过的，非常难呀，英文课还得上，就这样。

个人认为，中国人的头脑一点不差，中国的哲学认知是不顽固的，但是中国人顽固的是嗅觉、味觉和触觉，三天不吃中餐抓耳挠腮，我就逼着一个月必须吃西餐，到现在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经济观察报：你前段时间在自媒体上谈到姚振华，这个事情挺受关注的，万宝之争，你们是对立面，很多人觉得你怎么会帮敌人、曾经的对手说话。

王石：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第一他曾经是对手，不是敌人，他的文化理念我不太接受，我拒绝，但至少他是采取的合法手段。

当时社会舆论反对的是我，有什么资格在资本面前说不，我也是用法律法规的手段来行使我作为经营者的权力，我可以不欢迎你。在股东大会上，把我罢免之前，我有权力说不的。他也通过投票成为万科大股东，双方都是在游戏规则下做事。

过程当然是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的，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不论他成功了还是不成功。

现在很多人问姚先生在公司经营方面出的问题，而且把消息传给我，问我怎么看，传给我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时。

我们知道现在的大背景下，企业出了问题的，不仅仅是姚先生的公司，本身房地产公司就首当其冲，很多大公司都爆雷了。

我看到一些舆论，挺难过的，不是为姚先生难过，是因为媒体、舆论对企业的一种看笑话心态，唯恐天下不乱，有点秋后算账，这个心态我挺难过的。换句话讲，我也是其中一员，只是出问题的不是我，如果是我被嘲笑讥讽，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个层面是，当有纠纷和问题出现时，以拳脚的方式解决，这是不应该的，只要是属于合法合规的范围，不能用这种违规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对付他。作为工商企业界的一员，我是感同身受的。当然，我也很理解这些被欠钱员工的心态。

2008年我经历过那个遭遇，对我来讲，已经释然了。现在的国情是，名人最后因为某种不慎的言论、不适合的言论跌落神坛，这是你的待遇，也应该接受。这是我个人的心态，我这样回答不仅仅是对姚先生，对其他事也是这样看的。

如果说想给什么信息，至少姚先生还在努力解决问题，现在不能因为赚钱辉煌的时期过去了就躺平，作为企业家，对企业、对员工也应该担当到最后。

市场都有周期，怎么熬过去，就是看最后是不是坚持一下，我创业快40年了，不是什么都做得很好，往往最后都很茫然。登山是最好的比喻，就是熬，大的经济周期到了这个程度，因为疫情，因为国际上的关系，加剧了调整周期。这种周期当中，企业家应该要承担责任。

经济观察报：调整期已经有三年，很多企业在坚持和煎熬中，最后发现自己资不抵债了，市场也没有好转，房地产之外的行业，很多企业家也会碰到类似的挫折。

王石：资不抵债，简单讲就是资金链断掉了，五家资不抵债，十家也资不抵债了，再往下垮的是谁？银行。最后银行抽贷，诉讼保全，每个人都是这个问题就看怎么对待了。银行就要挑了，找风险最大的，平衡一下是不是最差的，最差的躺平还有说什么的，如果不是最差的，让银行感觉你是最差的就麻烦了，银行肯定要淘汰你。银行信贷员、信贷科长、副行长找你，你不在家，装病，但将来还是找你。这时候不要让行长找你，主动找银行，找行长，现在积极的解决方案是怎么做怎么做，再宽宽，这是不是一种努力的态度？

我不妨再说一下，万科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推广新书，在昆山，进去一看，发现很多人被阻挡着不让过来，我以为要和我合影，我说不要拦他们，后来发现不是跟我合影，拿着纸板出来了（要维权），一些万科业主有情绪，显然是想见我的。我已经退休了，他们想见我，我不能以退休为理由不见他们。书的签售会，最后改了话题，这本书不谈了，谈什么呢，就是万科是怎么在投诉中成长的。

我这里想说什么呢，要面对，企业不是完人，不可能不出问题，尤其是市场不好、价格下跌的时候，企业家不能躺平，不能找理由抱怨，一定要勇于面对，这个时候才真正体现企业家精神。

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个红利叠加在一块，高速成长中，赚钱相对比较容易。现在这样的周期我们没有遇到过，并不等于不会发生，知道不懂的事情要承认错误、改进、往前走。现在面临这种周期，更多的还是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回归一下，才可能面对未来心里更有数。现在面对的这些困难和创业时比，没有创业时难，国家在面对国际上那种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发展，相比来讲，企业遇到的不算什么，拉长周期来看。

积极面对，行业好你不好是你的问题，如果行业都不好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要讲讲行业会不会存在，行业不好一定会变好的，行业从不好变好的时候你是否存在就不一定了，不好的时候能够留存下来，行业好的时候才有发展机会，现在就是熬，主动熬和被动熬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活下去是不是熬的概念？活下去不是活不下去才提来的，是万科2018年提出来的，提醒一下，2018年。

经济观察报：那个时候大家说万科在作秀。

王石：那时整个舆论、整个行业都在说，你说万科活不下去了，其他人怎么办呢？万科不得不紧急公关，媒体断章取义了，说我们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叫，活下去；第二句，活下去才能活得好；第三句，活得久。

为什么说活下去，我们的预判，城市靠圈地的经济增长，靠每年1%-2%的城市化率，这个过程已经是非常缓慢了，甚至很多都停止了，中国的国策非常明确，不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农村人口不到10%，甚至不到5%，中国的比例就是三七，不会再有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从改革开放开始，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不论如何，人均居住面积40平方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工业合作组织的人均居住面积了，是超过日本的。居住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第三，更重要的是，保障房和商品房的比例。保障通过旧改来解决，比例是多少呢？商品房80%，保障房20%，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占了非常大的经济位置，在香港就是给银行、给房地产开发商打工，这样典型的市场，商品房才占了50%。中国内地二八，比美国高，比英国高，比欧盟高。有没有可能这样持续下去？回顾一下2018年的国家政策就非常明确了。

再一个是三条红线，市场非常好也做不到，不够三条红线只有萎缩，所以万科说活下去，一点不过。

第四，房地产泡沫，房地产的周期调整，美国经历很多次了，日本最典型，经历了30年，我们更多地参照了日本当时前十大房地产公司，泡沫挤压之后，存活下来且存活不错的，第一要点就是流动资金比较充足，没有高地价的存地，比如日本三泽地产，产品开发好得不得了，又环保又生态，业主又欢迎，就是因为高价买地，资金链断掉了。

经济观察报：刚才说面对现在的情况，大家的方法就是继续熬，看企业本身的成色。

王石：转型嘛，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转型转做电动车，做光伏发电，我不是指这种转型，只要这个行业不消失，转到熟悉的、现在发展比较好的方面，比如30年前的日本大和房屋，买地建房卖房的收入占70%，和房地产有关系的服务收入占30%，现在倒过来了，差不多75%的收入是服务，25%的才是买地盖房卖房的收入。

万科现在的比例能说三天改过来吗？改10年、15年算快的，本身也是熬字，不是被动地熬就活着了，很多是需要国家政策配合起来，REITs过去没有开，这几年陆续开了，很多出租物业可以资本化，这也是一个过程，刚刚搞出租，租金收入不一定马上很高，只有到了一定的比较稳定的收入，租金的收入税率更合理一些，才能变成REITs的资本化。

过去发展商挖个坑就能赚钱，不在乎这个，现在房地产不容易，房地产行业转型需要政策的配套，需要自身练就本领，融合自我更新的过程，从某种角度来讲，和家电行业、电脑行业、手机行业、精密制造工业相比，房地产还是很粗放型的，我们从细化管理方面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都需要周期，万科尝试早走一步而已。

气候大会与碳中和社区

王石在《企业家书房》栏目录制现场（栗新/摄）

经济观察报：接下来的行程中，关于气候大会，今年你会提出什么样的主张？

王石：气候大会（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紧锣密鼓了，我赶回去准备接待组委会的代表团，从第15届连续参加到27届（COP15-COP27），气候大会的组委会专门组团访问我们这里，可见组委会对中国的期望。

组委会的主办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每四年就有一个重大举措，为什么每四年呢，是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四大洲轮流由其中一个国家来办，只要轮到欧洲，总有重要决策，因为欧盟是发起者，显然COP28想打破这个魔咒，COP28是在亚洲迪拜举办的，想打破这个魔咒，要有影响力，能离开中国吗？

COP15之前我没有参加过，COP19之后，很明显地感觉到，那年世界对中国具有非常大的期望，因为中国是第二大排放国，必须要在这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年中国第一次对外承诺，2020年碳减排强度比2005年减少40%-45%，实际上我们提前一年实现了承诺。

2015年是习近平主席去的，非常明确地签订了承诺，整体达成了有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安排的《巴黎协定》，中国已经成为了很重要的参与者。

2016年发生很大变化，特朗普上台，声明退出《巴黎协定》。这个时候欧盟眼巴巴看着中国。美国不干了我凭什么干？中国可以是这个态度，但是中国非常明确，把旗举起来了。中国非常清楚，不但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在国际上要督促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

拜登政府上台了，非常微妙，在这个背景下，这次在亚洲举办COP28，中国的角色非常重要。

再说说中国企业参加气候大会的状况。2009年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两位企业家一位秘书长，企业家一个是我一个是冯仑（万通集团创始人），参加会的时候，代表了将近100位中国企业家，换句话说将近100家企业。

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商在这方面表现不错的，组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呼吁大家改变对房地产发展商的偏见。

经济观察报：你领导的联盟为核心的。

王石：对，还有其他的企业，更多的企业家来自于阿拉善。之后的那一年，1000多家，主要以深圳企业、企业家为代表，因为和我的身份有关系。然后3000家，10000家，20000家，到了《巴黎协定》时是10万家，到COP25马德里那届是100万家，很多人说不得了，实际上中国注册企业多少家呢？4000多万家，100万家还是少数的。

之后不仅是中国企业家参加，从2013年开始，组织地方政府参加，第一家地方政府是深圳市政府，主管科技环保的副市长唐杰带领中国深圳政府参加，以后专门组织了中国馆里一个中国企业家日，当时中国馆为了感谢万科公益基金支持，给了一天，命名为万科企业日，这是2013年，我当时想，冠名万科企业日像其他企业来给万科站台，不合适，就把万科企业日改成中国企业日，中国企业日之后，大家把联合国秘书长请去了，中国馆那天最热闹，后来发现企业日一天的时间根本办不过来，就萌生了独立建中国企业馆，真正建馆是从COP26开始的，到COP27、COP28，希望中国的企业来参加。

2015年，大家都集齐了，很多企业，包括阿里、腾讯都找到中国代表团想赞助，说万科赞助够了，能不能这样，投票，看谁赞助多谁就介入进去，苏伟当时是气候司的司长，后来任国家发改委的副秘书长，负责国际合作司，他说你们就不要和万科竞争了，我们现在不是看钱。

经济观察报：历史上的积累，包括影响力。

王石：现在是这样，欢迎他们来竞争，我们不忌讳。今年很多企业都来支持中国国家馆，今年的会，不论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地方政府代表团，还是企业、NGO组织，都是最丰满、最活跃的一年。中国今年在国际上打擂台，民间企业打擂台，NGO组织打擂台，中国都会崭露头角，这是今年我的看法，希望经济观察报在那儿设一个前线。

经济观察报：现在你的碳中和社区，运行有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83%的综合节能率，92%的减碳率。

王石：是这样，这两个指标有的是超预期，有的是没有达到。

先说超预期，作为商业型项目，原来的计划，一期投资预计8年回笼，现在已经可以比较轻松地说是5年，这是超预期的。92%的减碳率目标，在运营过程中，受消纳率影响，现在还没有到90%，80%多。预计再运行一年时间，把整个数据跑下来。设计是一回事，运转是另外一回事。

更多没想到的是在国际上的比较，举个例子，德国两个项目是我重点考察的，一个是柏林的欧瑞府，一个是巴登州的弗莱堡。

欧瑞府是旧城改造项目，本身是加气换气站，非常大的存储天然气的金属罐，后来废弃了，这个地方就被一个发展商买下来，之后把旁边几个社区买下来，做城市更新，这是2009年的改造项目，我去过三次，发展商就奇怪了，怎么老来呀，我们这有什么好看的？他们没有什么变化，定位新能源产业、碳中和社区，为这个改造，我再去就是第四次了，我说这次来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是看城市更新怎么做的，怎么把这样一个旧工厂活化的，这回就看怎么做绿色能源，我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们做得很好，他们说，碳中和社区，是施耐德做的，有专业团队在，他们只是平台。

欧瑞府2007年开始改造，去年主建筑才完工，真正投钱的就是这个，标志性的罐子，搞城市更新，保留城市记忆。第四次去，它还没完工呢，我就好奇了，图形早设计好了，移动新能源企业也规划好了，但没有落实谁来，所以不敢开工。为什么到去年才建好？他们回答说，才把欧洲之星总部确定下来，新总部设在这，落实了才建，不落实不建，这给我启发很大，主体建筑先建起来，业主没找到呢，空置，这是我们和别人的区别。

经济观察报：国内很多事等不起。涉及到工程项目的，往往要加快进度，先把高楼树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

王石：再举个例子，这个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弗莱堡，第一次去是2009年，因为这个案例很典型，原来巴登州计划建一个核电站，通过议会和工人投票，说不用核电，还是用传统的天然气发电。他们倒不是说怕俄罗斯制裁，就是认为应该用新能源，用光伏，用风能。要把整个城市的能源来源用新能源的，全世界来讲就是弗莱堡，做得非常现代，当然这个城市不是很大，30万人口。

弗莱堡我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去，四次去。去年开工的时候再去，那边接待我的都是一个人，陈博士，中国人，接待人没有变。

经济观察报：是城市的官员。

王石：政府负责对外联络的官员，城市就是搞新能源，接待人就是政府的官员，没变。我也给他介绍了我们的碳中和社区怎么改造的，只是没有数据。今年6月份，划赛艇又划到那儿去了，还是陈博士接待的，这回我再一介绍，他眼睛发直了。因为我告诉他，去年我们改造的经验教训、数据等等，他说不行，这次要安排有关的研究所，有几个这方面的“之父”，要和你座谈一下，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弗莱堡还没有做到。

我当然很谦虚地说，弗莱堡是一个城市，我做的只是小区改造，3.2平方公里。他说不行。额外的日程要改变，安排之后，被动房之父受不了了，8月份带着团队到我们那儿，谈了项目合作，怎么推进碳中和社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实践经验方面，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已经是国际上第一方阵了。

中国有多少城市，万科绝对不敢说中国每个城市都有万科项目，但是我就敢说，每个城市都会有生物圈3号，因为生物圈3号不是新项目，是在原有项目上改造，比如一栋别墅可以说是一个社区，一家三口人两只猫一只狗这就是社区呀，猫狗要吃喝拉撒，形成碳排放，如果现在讲碳足迹、碳排放、碳中和，一个城市相当于一个社区，我做的第一个生物圈3号社区，3.2平方公里，有写字楼、住宅、酒店、度假村，虽然常住人口2万人，但是在5月-10月的旅游旺季，半年会聚集2000万人，平均一个月有400万人，这里的吃喝拉撒睡，用电耗能，是非常大的压力。

旅游季节过去，淡季了，酒店、招待所、办公楼、家庭酒店是大量闲置的，怎么调配整个碳中和社区，现在是要引进淡季时候的用电大户，要上更多的滑雪场、室内滑雪场，做碳中和社区，想办法节省能源。

碳中和社区的目标是什么，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中心轴，四个维度。

一个中心轴是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前提。

四个维度，第一维度，运动健康，这是我的长处，我很健康，知道怎么运动，怎么睡好觉；第二维度，地球友好，生物友好，要生物多样性，我那里要养蜜蜂，培植蝴蝶谷，很多人说养蜜蜂容易，蝴蝶谷怎么培植，很简单，把蝴蝶喜欢产卵的植物种在那里，自然而然就成蝴蝶谷了；第三维度，美好，要讲美，要有博物馆、艺术馆，讲人的修养，不怕文盲怕美盲；第四维度是碳中和，碳中和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难，为什么呢？刚才讲了改造计划，第一期改造计划8年，按照这种势头还会加速，只要5年就能回笼，再讲绿色金融，8年回笼回来就有人投资，这个市场大到超乎想象。

某种角度讲，现在对民营企业，我想说，到了改革攻坚真正的第二段，这个环境创造财富，现在生逢其时，让企业安心，我个人觉得不要说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毛毛雨就灿烂，第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要承认财产的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物美张文中案改判无罪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再一个，秋后算账要界定有限责任。无限责任对发展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是有限责任，才能敢投入、敢创新、敢冒险。

经济观察报：“民营经济31条”提到，要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而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要求是“做强做优做大”，顺序还不一样。

王石：我是这样干，企业家谁没有野心，谁不想做大，王石也不例外，但是到深圳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比较成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刻的认知，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不会改变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长江黄河，大江大河，大国治理。

美国多少有点中国的特点，不明显，比如说密西西比河，美国的文化来源于欧洲，欧盟到现在除了货币，其他都没有统一。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能这么强，就是密西西比河，使州与州之间联系起来。

大家都不知道，在建国100年之前，美国最大的开支不是国防部，是密西西比河治理，和中国治黄一样。美国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是因为治理密西西比河而设立的，西点军校前身是国防部陆军工兵团的工程师培训班，培训什么呢？治理密西西比河架桥架的。

这点上，美国和中国非常有共同点，在全世界来讲，只有联手，没有其他出路。一定是纠缠到一块的，绝对不像泰森那样几下打倒，这是我的看法。首先有基本的看法才能往前走，我们希望和平，和平环境下和平往前发展。

对自己的认知

2017年6月30日，深圳万科股东大会上，王石鞠躬致谢。这是王石最后一次作为万科董事会主席主持股东大会。（CFP）

经济观察报：一直以来你作为中国企业家的标杆人物。

王石：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经济观察报：退休前嘛，退休后你是中国在环保的世界舞台的代表人物。

王石：退休人如何过退休生活的标杆，这个标杆才开始树。

经济观察报：你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或者表现出来的精气神，大家能受到鼓舞和启发，这种保持自我更新能力的秘密是什么？

王石：没有秘密，哪有秘密呀。

经济观察报：背后的动因？

王石：今天谈的这番话没有感到吗？首先有生命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活力来源于什么呢？

经济观察报：好奇。

王石：好奇不能作为生命的动力，就是还有一些野心和做法。人生就是百年，有限的生命应该怎么过，过去一直讲，要努力呀，不能错过光阴，但是到了今天，我要把人生苦短变成人生苦长，或者人生漫长。到老年时不容易的，反过来讲怎么看生活，无非就是出生入死，就是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之前要做什么，原来我一直对死亡很焦虑，后来才明白了我对死亡焦虑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老年，我不是在焦虑人死多可怕，更多的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飞来横祸、突然癌症。一旦进入老年，坦然了。

经济观察报：刚刚进入这个阶段。

王石：是的，进入这个阶段我坦然了，在老之前能做什么，把握两点，一个是我想做什么，一个是我能做什么，这是不一样的。能做什么，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是社会提供什么，容忍什么，有的优势，要进行比较，就是对自己的诉求。

搞房地产的时候，我一直说不想搞房地产，有人劝我别说了，再说我们怎么热爱这个行业。但是已经做了，就要做好，对得起这份职业，还有责任，没有想到做成这样，做得很好的。职业上不能实现想做的事情，不能影响我去登山，我喜欢登山就登山，喜欢探险，实现另外一个愿望，就是平衡。

我在西方学习交流，他们发现我搞环保生态，这些东西都是国际语言，王石做的事人家相信，我突然发现个人诉求、个人的理念，现在全可以用上了。

房地产，我说我不喜欢，但是到了60岁，才得到结论，感谢被动接受了房地产，从2000年初开始，我在全世界系统地进行城市发展轨迹探索，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还有古中国，城市是综合学科，和文化、艺术、宗教等各方面都有关系的。

我才感觉到我的兴趣，一直好奇，一直学习，越学习越焦虑，越感觉不够，刚才你说看不看书，我说什么叫看不看书，除了洗澡时候不看书，什么时候都看。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的状态达到古代人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和不逾矩之间，怎么做平衡，自己用什么样的原则，怎么做？

王石：回答你一个，很有意思，我57岁之前，认为我天马行空不逾矩，现在才发现，还早着呢。那次对自我的认知，重新认识和社会的关系，发生在2008年512大地震，那个年底，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学滑翔机。洪海，专门搞纪录片的，对我做了很长的一个采访，我当时说了对那年的认知，说了三个感谢，第一个是对拐点论，第二个是捐款门，第三个是因为降价，南京的一个4000万元罚款，三个感谢让我重新认知。

说现在不逾矩，还没有。我同意现在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比以前的认知好多了，也不能太谦虚，到80岁，90岁，那就太晚了，因为75岁之后，阿兹海默症比例就上去了。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的状态很活跃，有什么秘诀？

王石：对自己的认知，就是人生的目标，方法论上讲可以这样说，习惯要改非常难，怎么改，我的体会，一定要确定一个目标，举个简单例子，喝酒，我认可中国的酒文化，酒文化是交际成本比较低的，我说的成本是社会综合成本，一见面，酒一喝，一喝醉，这是可信之人，不醉也得醉，得喝醉不能装醉，装醉的不实诚。中国文化是这样，但是我身体不行，酒精过敏，年轻的时候没有问题，硬扛嘛，有一点人文主义是，绝对不让部下替我喝，只有我替部下喝，部下替你干活呢，再让人喝酒是不对的，心疼他的时候，他给你干活。

经济观察报：给郁亮挡过酒？

王石：给郁亮没有挡过酒，因为没有对外的场合，和下面一线的老总，替几个人是挡过酒的，这个不重要了。再来讲戒酒的时候戒不了，跟自己对话，为什么戒酒，是戒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第二天如此，斗争，第三天决定把酒全给人家，结果我没有给人家，就让酒诱惑我。很多人戒烟，把烟撕了扔到马桶里，没用，就把烟放那儿诱惑你，不能回避，直面它。

一不小心，我是2005年戒的酒，18年了，不存在没有人看着的时候喝的情况。但是戒酒不是目的，酒场上，有一次一个企业家到我这倒了两杯，他说我知道你不喝酒，这杯我替你喝了，我一看，二话不说把他那杯酒喝了，因为我知道，他来，我给他喝这一杯是给他面子。

经济观察报：他也把握你的心理了。

王石：戒酒不是说喝这一杯不得了，他首先给你面子了，不将你的军，说知道你不喝酒，我先喝。

经济观察报：书里专门提到生死观的问题，你期待很多年以后大家怎么评价你。

王石：我没有，我不期待，能说服自己就行了，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觉得对不起别人就是对不起别人，对不起世界就是对不起世界，至于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我也搞了一个家庭的墓地，墓碑前面就是一个字，静，安静的静，后面有父亲母亲的，非常简单的有200字的说明，生平履历，不说明不知道他们。到我那儿就是一个王石，下面不用说的，知道你的不用说，不知道你的也不会去看。

现在我还没有想好，是之后弄点骨灰和我父亲放一块，还是撒到海里去，我不觉得哪种处理更好一些，还是怎么说服自己的问题。刚才讲了就是一个“静”字，严格讲，原来更消极一些，寂静的寂字，那个太禅宗了，和道家有点关系，有点接近无了。我没什么忌讳。

（本文作者：经济观察报记者宋馥李 、陈哲、张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