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锐 “深港合作需要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升级，但两地存在制度性的障碍。”9月19日，深圳高等金融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在深圳一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解读暨深港“双总部”机制创新研讨会》上，谈及深港合作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肖耿认为，要看到深港合作的现状，“香港一直对全球开放，但并没有对内地完全开放，内地一直对香港生产要素开放，但并没有实现对全球开放”。他称，这一现状是深港合作面临的挑战，其导致香港没有发展腹地、产业空洞化、住房短缺、收入与财富两极化、人口与经济规模受限，以及比较有优势的行业的潜力被压抑、结构被扭曲，同时导致内地在科创、金融、绿色等高端产业受到内循环及在岸体制的限制，而不容易迈向国际一流水平。

回顾以往的深港合作，肖耿表示，过去，深圳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法”、“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等经济特区模式，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下，成功将香港国际化、市场化的开放型制度、全球供应链管理及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深圳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内地各级政府执行力优势，以互补多赢机制有机地结合，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他认为，今后，由于地缘政治环境及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深港迫切需要加强互补多赢的深度创新合作，将中国的科技创新、国际金融、新兴产业等具有复杂系统特征的、软硬件必须深度结合的现代服务业，推向世界一流水平。 

“与传统制造业的设备、材料、劳工、厂房，及制成品不同，现代服务业涉及到的跨境要素流动与使用，极其复杂，需要制度创新。”肖耿表示，这是深港合作的难点，“香港跟外循环接轨，而深圳跟内循环接轨，在资本项目开放与外汇管制、数据跨境流通、企业跨境运作和跨境监管等，两地存在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肖耿在研讨会上说，深港合作谈了很多年，还是困难重重，要清楚看到其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的障碍，“比如各个行业的监管，香港有香港的办法，内地有内地的管理，也不可能短期内完全取消，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特殊的环境”。

肖耿续称，对企业和个人来讲，现在的深港合作面临“二选一”，要么在香港享受制度环境优势，但物理空间有限、市场空间有限、政府执行力有待加强，要么选内地享受空间优势，但金融体系不完善、市场在岸制度约束、国际化程度不足，要实现两个优势的叠加，这种可能性就在“河套”。

肖耿举例称，企业科技创新失败率高，香港IPO市场在离岸市场有极大优势，但企业在离岸上市后其实运作主要发生在内地在岸市场，两地如何管理需要探讨，又或者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高，香港营商环境非常适合企业家，但消费和政府需求主要在内地，两地如何合作需要探讨。

肖耿提出，大湾区可以考虑建立“跨境双总部”机制，可以助力深港深度融合，“可以理解为，在香港注册的离岸企业符合条件后，允许在内地设立第二运营总部，主要服务离岸市场的客户和跨境业务，不与内地企业竞争在岸业务。”

他同时表示，同理，对于符合条件的在岸企业也可以在香港设立第二运营总部，允许在香港发展与在岸企业密切相关的跨境服务。